在香港，有着“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说法，足见怡和对香港早年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香港早期四大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记洋行和会德丰）之一，它曾经渗透香港甚至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远东最大的财阀。
　　■海外资本在香港扎根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最近特别懊恼，倾注了他几年心血的海上丝绸之路系列丛书，竟然被学校丢掉了。为什么丢掉？他抬起一只脚踩在地上，“我一脚下去就是两万块，这里寸土寸金，学校说实在找不出地方放我这些像小山高的丛书了，干脆就丢掉了，就像牧民倒牛奶一样。”温文尔雅的他事后还专门找学校工作人员论理。
　　郑培凯介绍说，“香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点，作为国际中转港，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腾挪辗转，香港也因此而发展。”
　　说起贸易就不得不提香港的四大洋行，在繁荣的香港岛中环，到处都是气派不凡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这里是全世界地价最高的商业区之一，怡和大厦和太古广场各占据了中环旺地，西装革履的都市白领与穿着随意的游客汇聚成人流，在大厦之间穿梭。时光回到30多年前，怡和大厦曾经鹤立鸡群，成为中环地标，而今已淹没在混凝土森林里。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成功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开通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分别于1510年和1511年占领印度和马六甲，并且取得了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航路控制权，他们在马六甲遇见了用绸缎、瓷器和珍珠换取香料、姜及金线的中国商人，遂萌生前往中国贸易的念头。”郑培凯教授说，紧接着，荷兰人和英国人等先后循此海路来华经商。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香港经济”展厅，透过实物和图片可从中了解洋行在香港的出现和发展历程，“自1841年开始，香港的转口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催生了造船业和船舶的修理、制作缆绳、制冰、炼糖等工业，这些行业规模庞大，需要大量的外国资本投资和行政管理。如太古船坞和黄埔船坞等都是英资公司创办及经营的。”据了解，位于广州的“十三行”中“怡和行”最为知名，1832年英国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借用伍家“怡和行”老字号，创办了“怡和洋行”，鸦片战争后“怡和洋行”总部迁至香港，成为远东最大财阀，投资铁路、货运、工厂、银行，对香港早期发展影响深远。
　　■融汇中西的精英在这里诞生
　　说到怡和，不得不提一位曾在怡和服务过的传奇华人何启东（又名何东），他是香港望族何启东家族的始创成员，香港著名企业家，香港大学创办人之一。当记者在孙中山纪念馆（原来为甘棠第，何启东同母异父的弟弟何甘棠原来的居所）里见到照片中这位长着一副西洋面孔、穿着长马褂的一代名流时，着实吃了一惊。原来其父为在香港经商的英国商人，而后离开香港，何启东自幼由母亲抚养，受中国文化熏陶，常以中国人自居。虽然生活艰难，但他勤勉自强，早年加入怡和洋行后，凭借着聪明才智终于在1894年升任怡和洋行总经理。他成功调停海员罢工，生前把澳门房产交给政府，1906年何启东先生向香港总督会同行政局申请获准在中环半山居住，成为首位在太平山山顶居住的中国籍人士。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大佬：何东》中有这样一段介绍他的文字：“任职买办之时，由于何启东需要在洋人老板与华人社会中游走，因而鲜明地体现了香港在东西贸易中的中介位置。至于政商网络纵横交错，以及家族成员的散布全球，更充份体现了香港作为东西枢纽、国际都会那种联系各方、面向世界而背靠中国的特殊地位。”
　　时移世易，曾经的四大洋行中，和记和会德丰先后被李嘉诚、包玉刚收购，怡和与太古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而多年后何氏家族又出现了另一位名流赌王何鸿燊。
　　洋行的出现，让香港成为当时封闭的中国经济一扇窗户，郑培凯教授称之为“开窗透气”，尽管是被动的开窗，却也见证了中国现代贸易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输入输出，也加快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