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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杨光治:致诗人丘树宏的一封信

发布时间: 2017年09月29日    

树宏同志:

  《香山》增刊已收到。拜读了大作,很有感想,故信手敲出这堆文字 ( 这些年我的手写能力已退化到几近涂鸦的地步,羞于见人了 ) 。

  对你发表在此期《香山》的作品,总的感觉是:散文比诗好。 《西藏行脚》比《留在伦敦的记忆》好。

  读你的“西藏”,令我想起了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洛夫的《雨中的慈湖》、余光中的《沙田山居》和席慕蓉的《黑森林》。这几篇诗人所写的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作者用习惯了的也即诗人的触觉去感受客观世界,将“我”融入其中,所以缕缕情思自然地萦回于行间;用习惯了的'也即写诗的笔法去表现情思,所以语言比散文家的作品更为精练、形象; 由于他们都拥有建筑于深厚文化基础上的极为丰富的词库,所以无论是状物、叙事还是抒情、议论都文采斐然;由于他们写的是散文而不是诗,这不啻是一种“解放”,所以用笔比写诗更为活泼、潇洒。于是乎,特殊而又强烈的美学效应油然而生。

不能说,你的“西藏”在表现手段方面已可以与上述几篇名作并驾齐驱,但的确具有同样的韵致。你纵情地抒发对西藏的向往和“行脚”于斯地时灵魂所受到的震撼,其中有的片段尤为精彩,如对怒江、布达拉宫、纳木错的描绘。你笔下所展现的不是摄影式的静态图景,而是描绘、叙述与想象、联想化为一体,知性与感情交织渗透的艺术境界,表现了对“天人合—”的殷切期待。

  《留在伦敦的记忆》也有优点,突出的是知性内涵既有深度而且隽永有味。例如对牛津市政规划的看法,目睹“道光二十三年造”大炮时的思绪,关于生态和心态的议论等等。虽然都是点到即止,但使人既有所知、有所感还有所悟,其效果比那些貌似激昂实际却十分空洞的字句好得多。

  至于诗歌,我认为新诗比七言诗好。不是因为你的七言诗不合格律而不大喜欢 ( 七言诗除了律诗、绝句要严格遵守格律之外,还有不讲平厌的古体——古风、占歌行,它们也有传诵不衰的名作,如《古诗十九首》 ) ,而是七言的字数束缚了你的手脚。在新诗中,我最欣赏《剑桥,我来了》。此诗从徐氏的《再别康桥》起兴。内涵又大不一样,所抒写的物在人故 ( 其中定然包括徐志摩 ) 的“忧伤”,大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 刘希夷: 《代悲白头翁》 ) 的情味,令人寻思再三。

  十二年前,在年轻编辑徐建中的推荐下,我第一次拜读大作——诗集《选择季节》原稿,从《雁落平沙》、《距离》等首诗看到了你的实力和潜力,因此欣然作序。当时我们并未认识,事后也没有联系,但我一直关注你的作品。我虽然到过珠海、中山几次,然而考虑到你工作繁忙而没有打搅,所以至今才与你见过两次面,可是都因时间匆促来不及深谈。十二年,对于宇宙来说不过是极短的一瞬而已,诗坛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现代”、“后现代”、 “先锋”的出现不但无助于诗歌事业的繁荣,反而导致大量读者疏离。如今,在不少作者心目中诗已不是情思的载体而是争名夺利的工具, “功夫在诗外”的现象极为普遍。一些被吹为“震撼之作”其实味如淡水,有的还狗屁不通;一些“著名诗人”到处招摇,其实未写出过一首真正具有感染力的作品;一些“流派”将旗帜举得很高,其实旗下只是一群缺乏艺术理想、水平低劣的乌合之众。诗坛堕落了。你虽然职位高了仍孜孜不倦地追求缪斯,而且坚持走折射时代、表现人生的道路,这是很可贵的。官员从事文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应当好好发扬。这不但可以提高官员本人的文化素养,还对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我还认为,文化素养较高的官员必然更有人性,更能善待芸芸众生,这将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相信你今后一定能继续坚持文学创作,祝你不断有更佳的作品问世。

  首次给你写信就如此之长,真个是“人老话多”。遗憾的是“多”不是“正确”的同义语,以上意见定然正谬并存,仅供参考。

匆致

  敬礼 !

                              杨光治

                             2006.3.18

丘树宏的回信

杨老师:

  您好!

  没有料到您会给我写那么长的信,十分感谢!

  去年底,我将这些年来所写的社科、经济、文化方面的“论”的性质文章整理出来,出了一本 45 万字的书《思维洼地——一个文人官员的心路历程》,反响还过得去,近期,就这本书做了几件事:一是有一个企业通过团省委赠送全省处以上单位的团组织各一本;二是结合签名售书,在一些大学做讲座;三是中国作家网约稿,将书的后记改写成一篇文章《我与“文人官员”》,《作品》四月份将刊出。我所谓“从政”、“从文”的一些想法,都基本在这篇文章里了,现呈上,也算是一个汇报吧,其他的话,待下次见面时再详细报告。

  我本人也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从政”、“从文”都已经作了努力,也有了相应的收获,再下来,看来难以再升什么“大官”了——除了碰上“大贵人”,也不可能成为什么“大文人”了,因此,近期就想着如何向社会作一些回报,我一直觉得现在的青年人缺乏理想,缺乏艰苦精神,不少人眼高手低,综合素质不高,所以我就产生了一种忧患意识,而后又上升为奉献精神,总觉得自己这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自己“从政”、“从文”的成长过程,自己在这些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应该对现在的年青人会有帮助,所以就通过报刊和讲座等渠道,向一些年青人讲述自己,解剖自己。从收到的信息看,确实有一些作用,当然,也会收到一些“杂音”。

  今年还想出一本诗集,上一本已经是 2002 年出的了。

  寄上一些资料,请指正。《思维洼地》不好寄,下次见面再呈上。

  有机会请到中山一走,给年青人讲讲课——我也在大力推介年青诗人。

  祝

    健康!

                                      丘树宏

                                     2006.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