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是香山县（中山）二区石门乡人。父协和，母刘氏，生三男三女，王昌排行第二。由于是贫农家庭，且人口多，劳力少，故生活异常困苦。王昌自少读书时即好条不平。当时书塾中有钱子弟，常欺侮贫穷学生；年纪大的学生也常打骂年幼的学生。王昌看不过眼，就主动维护受欺侮的同学，因此，深得同学的敬佩，还受到老师的赞扬。 　　石门乡人多赴港澳或远赴美、加等地谋生。王昌十六岁即随乡人到香港做工，在港期间常与进步人士交游。他见到同胞常受洋人的歧视和虐待，心里很难过，常想：大家都是人，为什么洋人就高贵，我们就卑贱？他百思不得其解。是时正当清朝末叶，政治腐败，列强时借故入侵，而清朝外交节节失利，弄到国弱民贫。自从戊戌政变失败之后，康、梁的保皇派多逃往香港，宣传立宪保皇；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亦多集中港澳和美、加等国宣传革命。王昌经常和朋友去听演讲。有一次，一洋人对我国同胞拳打脚踢，旁边的巡捕竟袖手旁观，不加阻止，王昌见此情况，义愤填膺，想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但一转念，个人能力有限，出面干涉也没有效果，反而受辱。后来，他听孙中山演讲，说到要“驱除鞑虏，建立共和，使国富民强，外国人自不敢欺侮我们……”。王昌觉得孙中山讲的是根本的彻底的办法，于是对孙中山非常钦敬，逢人称道。 　　王昌在港多年，他耳闻目睹的社会现象，使他认识到国弱民穷的根源，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后来旅加华侨李翰屏（同县恒美乡人，旅加经商华侨。李常往返于加拿大与香港之间，孙中山曾派他做驻港筹饷委员）介绍王昌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那时康梁保皇派经常在港集会，宣传君主立宪，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唱对台戏。有一次，王昌与朋辈去听保皇党演讲，当演讲者讲到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失去自由的苦楚情况时，声泪俱下，语不成声。听者有些人表示同情，但王昌却面有怒容，拂袖而去。朋辈问王昌为什么不听完就走？王说：“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正志士肝脑涂地之日，为什么作楚囚对泣，效妇孺的哭哭啼啼来骗取别人怜悯！我们有的是铁与血，我们要用铁血主义来夺取革命的成功”。朋辈觉得王昌的话表现了中华儿女的志气，对他非常钦佩。 　　那时，保皇派还妄想和革命党争取群众，无所不用其极，而革命党人出积极行动做了大量工作。李翰屏便向孙中山推荐王昌到加拿大的域多利，开设一间理发店以掩护革命行动，经常在店中开会，商付大计，并广泛串连侨胞参加革命，收效很好。 　　在１９１８年五月间，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继续很执行袁世凯破坏革命的计划，派造汤化龙（袁世凯伪造民意称帝的策划人之一。在袁执政时做过众议院议长）赴美向六国银行团借款购买军火，企图消灭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孙中山曾以非常国会名义致电日本政府指出段祺瑞军械借款，在于“屠戳异已，宰制国民，请予严词拒绝”。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段非常愤慨，舆论纷纷加以谴责。王昌此时认为汤化龙卖国求荣（出卖祖国矿权），非严惩不可。及侦知汤化龙将离美假道域多利回国，王昌准备手枪两支以便行刺。是年九月一日，汤来到域多利，他的爪牙在香花楼设宴替他洗尘，王昌在楼下徘徊等候，俟机行事。当汤化龙饮醉吃饱之余，洋洋得意，慢步下楼时，王昌即冲前拔枪向他射击。汤应声倒地，但还能挣扎呼救，王昌恐他不死，再上前向汤的头部轰击，立毙。汤的随从人员因事起仓卒，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王昌于是从容离去，回至店中，和他的工友告别，说：“我不愿在洋法官面前低头，受他们审讯，污辱我国家民族”。又说：“我不愿用打过敌人的枪来污我的血”。于是拔出另一支手枪自杀。旅加侨胞看到王昌既勇敢又从容的壮烈义举，无不感动涕。孙中山闻知此事，立即电旅加华侨殓以玻璃棺，并派专员二人赴加把灵柩运回广州，停放在永胜寺，然后把灵柩运返石岐，在原城隍庙（即前石岐镇委会地址）举行追悼会，并换上檀香山棺收殓。既毕，又由庆云舰把柩运出广州，在中央公园开会追悼。会后，以党礼葬王昌于黄花岗左侧，建立石坊墓表以旌其所为。王昌是国民党党葬的第一人，终年仅三十有三，未婚。 　　王昌立意刺杀场化龙时，曾写下遗书给他的三弟王渭敏（旅美华侨。抗战胜利后回国，定居石岐永安坊，后又迁居澳门。１９３１年六月逝世，享年九十七岁。）遗书写道：“渭敏贤弟收看：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日后所做工夫，不得而知。但你见字，切勿为我悲伤。你虽然失去一个哥哥，将来得番十个哥哥不止。你要积蓄金钱回归祖国，安慰二老亲”。他的遗书虽然寥寥数十字，但爱国热情和养亲深意，足以鼓励后人。当时经王昌对汤的一击，段祺瑞执政府借债卖国行为稍有收敛。 王昌是一个平凡的侨工，但他所做的事是伟大的，孙中山以党礼葬王昌，并附葬在黄花岗，足见王昌之死是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