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部影响巨大的政论专集。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首先在澳门打开了一扇西看世界的窗子，以后西学东渐，１９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一股忧国忧民、研讨富国救时良方的热潮。在群言浩瀚中，《盛世危言》是９０年代初一部警世醒时、震动朝野、传诵数十年的巨著。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读了这本书，致函作者郑观应，再讨２０部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①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藩司邓华熙还先后三次把《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这位思想家比较开明的皇帝读了，也大为赏识，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①。自此“京都各地索者络绎不绝”。郑观应自己又刻印了５００部，几年之内朝野翻印２０多次，共１０多万册，科举考试也常以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不久，这本巨著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行一时。以后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都曾起过启蒙和催生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不少来自《盛世危言》。总之，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政论专集中获得教益和启迪，该书影响的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是罕见的。 [center][B]澳门是《盛世危言》思想孕育的发祥地[/B][/center] 　　《盛世危言》和澳门这小小的半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作者郑观应（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年）世居澳门，晚年也有不少时间在澳门祖居郑慎余堂养病写作。他的父亲郑文瑞在本澳设私塾授徒，郑观应先生自小在澳门受教育，１７岁参加香山县的童子试落第，才离开澳门赴上海当商务学徒，并随叔你学英语。１８６２年，２１岁的郑观应开始搜集资料，酝酿撰写政论文，其中不少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到了１８７３年，他把这些“触景伤时”的作品，编成《救时揭要》结集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申报》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４月３０日由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郑观应先生是我国知识分子最早一批向报章投稿的人。《救时揭要》两序一跋均注明写于同治十二年冬至，集中２４篇幅文章应该完稿于１８７３年冬至之前，从内容上看，第一篇《澳门猪仔论》到第七篇《澳门窝匪论》题材全来自本澳社会现状，也是澳门当年贩卖劳工，窝娼聚赌，鸦片流行，洋人划疆分治，官绅无力保关护民……这些使少年的郑观应感触很深。他在《澳门窝匪论》一文中说：“盗贼之炽，奸宄之多，余足迹半天下，从未见有如澳门之甚者也！”他呼吁清政府加强管治，关注子民的人身安全和国家关税的权益。他的文章不但如实纪录了１９世纪中澳门社会罪恶的面，切中时弊，也反映了郑观应先生一生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怀，以及改良主义的思想是在澳门萌芽的，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在澳门孕育的。 　　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不断完美，１８８０年，郑观应先生又把他后来写的３６篇论述，另辑一册，取名《易言》，以杞忧生的笔名出版。他从商业、科技、法治、教育等方面，因“思挽时局”而抒发“内心积感”②。《易言》的题材比《救时揭要》更为丰富，而富国救时的主导思想则与《救时揭要》和后来编著的《盛世危言》都是一脉相承的。简直可以说后二者是前者的续编。１８８６年，郑观应先生开始酝酿《盛世危言》的构思，从执笔、辑录、删正，补充、修订一直到１８９３年，五卷本才能刊出，曾获光绪御览并推荐的就是这个版本，此后一纸风行。到１９００年他又花了不少心血，增订新编八卷本问世。１９０７年，他回澳隐居期间，忧国忧民之情更殷，开始编辑《盛世危言后编》，至翌年下半年，这部倾一生心血的力作，才在“澳门郑慎余堂寓所”①续成，分为１６册。１９１９年他自资印出样本３５０本，１９２１年再修订后由上海翰华阁书店刊行问世。前后历时三分之一个世纪，纵横审视十余国，力论“中、外盛衰治乱之道”、“国家求富强之法”、“学者修己治人之方”。论点鲜明，论据充实，是他独自经商，以及协襄洋务６０年的亲身实践，涉足中外各大城市，对比中外、东西舆情的心得体会，也是他“目击时事，利权日损，漏卮日多，而惓怀家国之念昕夕不忘”，因而“究心当世之务”③的心路历程的忠实纪录，是他不断提高和完美的政论主张。 [center][B]《盛世危言》是当时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B][/center] 　　《盛世危言》是一部标志当时思想学术最高水平的巨著，是郑观应的代表作。夏东元先生评价郑先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李泽厚先生评价郑观应先生是中法战后至中日战前改良主义变法维新思想的代表，由微弱的经济改革前进到微弱的政治改革；由不脱洋务色彩到具有自己独立的性格。众所周知，中日战争，是引起国人顿悟的一役，而在这一役前而达到这个认识高度，是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先进思想的代表。 　　在政治上，郑观应先生是最早提出政制改革的人。在《易言》中，已提出设议院的主张，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并“体察民情，博采众议”，目的是谋求“长治久安之道”③在洋务派只热衷购买洋枪洋炮、轮船机器，而不敢触动封建统治体制一根毫毛的时代，而早在１８８０年之前，郑先生立宪，提议知识分子参政，在当时是相当新颖而大胆的主张。他批评洋务派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而主张把“攘外”作为救国首要任务，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些见解比一般洋务派高明得多。持这种主张的人，当时是少数。郭嵩焘当年就因为能比政体上深察时弊，客观地介绍西方民主立宪的优点，引起朝中非议和围攻，外交家薛福成也是９０年代出使英日意比四国之后，“始信侍郎（即郭嵩焘）之说”④，才明白单纯学习西方的技艺，或者致力经济发展而不触动旧的政治体制是不行的。“效法西洋”的根本，就必须像郑、郭两位先进人物所分析的那样，必须改革政制，才能与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相适应。当时改革的目标，是君主立宪，改革封建统治者的专政独裁，那正是十多年后戊戌政变提出的目标。近年才发现的郑先生１８８４年《南游日记》原稿闰五月十九日旅次新加坡中记：“余平日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务，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杆格，难臻富强。”夏东元先生因而论证“科学与民主二者有机的联系的见解，是郑观应先生最早提出来的⑤。 　　在经济上，郑观应有许多实际的体会，因而能提出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政策，这是他的改良主义维新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也是他较为突出的贡献。郑先生堪称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的精英。他１７岁厕身商界，从杂工开始，３１岁成为“腰缠十万”富商；从外商洋行买办到投资贸易、航运、矿务、电线、机械等行业，跃为中国第一代的实业家，其才干和胆识不但使他的事业有不断的成就，其识见和经验更为洋务派所赏识，先后得到盛宣怀、李鸿章等的器重，委办官方商务和军事活动。在中法战争时，被委派向美国购买枪炮军火，被派到南洋诸国暗探敌情，到港澳查缉私贩军械案，可见他是洋务派中一位精明实干人才。１８９２年招商局被外资怡和、太古夹攻，情势恶劣，盛宣怀也想请郑先生“稍出奇兵”克敌制胜……可见他对商战也是颇有经验和气魄的。事实上，他也忠心耿耿地从爱国感情出发，向洋务派提出许多有见地的建议，例如反对挂洋旗的货船仅纳子口税，建议铺设长江、浙江电线，献议天府之国——四川建筑铁路干线，提议引进美国优种棉籽，在发展大海轮之前预购码头用地等等。这一系列的主张和活动都是见闻广博、信息灵通而有远见、有魄力者的表现。但是，在腐败透顶的官僚资本和财雄势大的外国资本排挤和压迫下，郑先生屡受挫折、诽谤，加上个性乐善好施，“轻言重情”⑥弄到晚年贫病交迫，还因保荐他人被连累在香港被羁留经年。因此，他在经济方面的卓识远见除了得诸勤奋好学之外，与他丰富的成功经验和沉重的失败教训是密切相连的。郑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在富强；要攘外，主要靠在商业上打胜仗。要在商战上取胜，必须建立工业作为后盾，政府有必要扶助民族资本，发展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先生也继承了这一主张，成为三民主义的一大内容。到了晚年，郑先生看透了官办洋务的种种弊端，非常气愤，提出企业“不由官办，专由商办”的主张。１８９５年他提出：“专制之国，政府动施压力，且现无商律。纵有商律，尚无宪法。”这反映了郑先生的法治思想。他还认为中国的工商业者应效法西方，组织商会，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政府实行护商政策，收加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当年，这些主张是很先进的，今天也很有参考价值。我们再看看一个世纪来日本经济飞跃世界前列的轨迹，对比之下，就会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实践家，其聪明智慧是毫不逊色的，可惜他们长期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中国封建顽固保守势力却如此根深蒂固，确令人慨叹。看来要当政者采纳先进思想，做到科学决策，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确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制度就更难了。 [center][B]倡导国家兴衰根本在教育的先进主张[/B][/center] 　　在教育上，郑观应先生的主张也是很有远见的。虽然他对科举采取可改不可废的态度，看来是保守一点，但实际上他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就极力介绍西方学制。在《易言》中有《西学》篇，他热心推荐德国学制，赞扬其平民教育、女子教育的发达。并指出初等、中等教育必须上下连贯，建立一个完整的学制；提出西方以“必用之书”作为教材，以“因材授学”的方法，培养出各种各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我们应该仿效的。他认为，国家要在军事、经济上“制胜于人”必须仿效的。他认为，国家要在军事、经济上“制胜于人”必须仿效西方教育。因此，他已能明确地认识现代教育的社会职能。在《盛世危言》这本巨著里，论教育的部分放在总论《道器》一篇之后，分为《学校上》、《学校下》、《西学》、《女教》、《考试上》、《考试下》六文，还附王紫铨、李提摩太、何沃生等有关教育的重视。郑先生在下列四个方面对改良主义思想作出重要的贡献。 　　第一，郑观应先生最早论证教育在自强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国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根本原因是“强于学，非强于人”。因此，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就成为他富强国家的基本建设。他分析西方国家“士有格致之学，工商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学用一致，就有力量；他反对依赖洋工洋匠，反对把教育大权交到洋人的手上；他主张学堂要以“天球、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言语、政事、律例”⑦等丰富的、现代的、各专门的衫学科，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自强运动开发智力资源，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见解，比之只讲求学习西文西艺的洋务派，确是高明得多。 　　第二，郑观应先生最早倡议建立西方近代学习制。大家知道，西方近代学制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是近代工业革命对劳动者文化水平要求的直接反应。郑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的民族资本家、实业家、改良主义的理论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充分发展的１９世纪后２０年，他就倡导在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的思想是超前的。他建议州、县地方设小学，县、府设中学，京都设大学，循序渐进，上下衔接，教以先进的科学，“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降”，“三年则拔其优者”⑦评为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出身。这些主张已经具备一个班级授课形式的、有固定年限的、通过考试升级的\三等衔接的近代学制的雏型。在此之前，李提摩太等曾撰文介绍西方学制，但构思中国建立完整学制，却是郑先生研究西方教育而联系中国实际的结晶。虽然这是一个较粗糙的、改良主义的方案，但到底是找到一条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年历史条件所能接受的。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废科举，兴学校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1902年张之洞主持制定《壬寅学制》，次年又颁行修改的《癸卯学制》，也是受了郑先生思想的影响。国内学者认为，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关于学制的设想与他《公车上书》所提的相差很远，而与郑先生的倡议有更多的一致性⑧；周德昌教授认为，郑先生的言论是后来百日维新“变科举、兴学校”思想的直接来源⑨。 第三，郑观应先生最早提出变书院为学堂的主张。他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是极力批评科举制度的。一方面由于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出自他作为实业家的经验，比较注意考虑经济条件，主张把书院变为学堂。他建议“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使之有学校之实”⑦，也就是说，改良书院，授以西方学校实用课程，文科教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门；武科分陆军和海军，也分别授以专门课程。这个主张不失为实际可很的办法，后来也成为百日维新的具体措施。光绪帝谕令：“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谕令中所提及的章程，是梁启超先生所草拟的，我们从中看到，郑观应先生的主张，康、梁、光绪差不多都是“照单全收”的。其中各级授予的功名，为生员、举人、进士等也与郑先生的设想一模一样。 　　第四，郑观应先生是最早提倡女子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最早期的作品，已反映出男女平等观。在《救时揭要》中的《劝戒溺女》篇，提出不分男女，“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批评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办斥溺毙女婴的残暴。在《盛世危言》中，他专立一篇《女教》力陈女子受教育的合理和有益。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女子学校是１８９６年郑先生的朋友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到维新变法后，中国女学才逐步增加，维新运动成员陈子褒１８９８年从日本回到澳门办学，也开澳门学校招收女生之先河。这些都是郑先生倡议后十年八年的事了。 [center][B]郑先生的祖屋　澳门有价值的文物[/B][/center] 　　郑观应先生的祖居在哪？就在澳门下环区的龙关左巷１２号——俗称“郑家大屋”。这是郑先生的父亲郑文瑞所建的大夫府第。它后倚西望洋山，高墙外参天老榕成荫，西北面向海湾，远眺湾仔银坑一带，风景怡人。郑观应先生有两首七绝《题澳门新居》： [center]一 群山环抱水朝宗，云影波光满目浓。 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 二 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 依家正在莲花池，倒泻波光接斗牛。[/center] 　　诗中并附注：“先荣禄公梦神人指一地曰：‘此处筑居室最吉’，后至龙头井，适乎梦中见，因构新居。” 　　郑文瑞先生又名郑启华，古道热肠，乐善好施，1871年参与倡建澳门镜湖慈善会，成为倡建值理之一；1876年江南旱灾，老人身居濠镜，却关怀大陆同胞，“捐资为倡，并谕伊子郑观应等在上海筹捐”①及后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各地有灾情，郑氏父子都多次赈灾捐献。李鸿章等奏请皇帝将郑氏父子捐赈事迹载入原籍《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于１８８１年获朝廷批准。这是郑家一页光荣史。郑文瑞先生是没有得到功名的文人，荣禄大夫的名衔是封赐的。今天，在郑家大屋二门“荣禄第”三个大家下面，还挂着一块大横匾，上书“崇德厚施”四个大字，上款：诰封荣禄大夫郑文瑞……，下款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国荃。字迹雄劲有力，“崇德厚施”就是表彰郑氏父子赈灾有功的题词。曾国荃是１８６４年攻破天京，纵火七日的浙江巡抚（湘军头子曾国藩的胞弟），因而“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他当山西巡抚，是１８７５年到１８８１年，由此判断，这个题字一定是在１８８１年，因为接着他就升任陕甘总督了。 　　据曾租住郑家大屋的澳门居民说，抗日战争期间通奉第楼上客厅还挂着李鸿章的题词；二门内的主体建筑——“通奉第”两旁垂下对联；“前迎镜海，后枕莲峰”。这对联据说是郑观应先生的墨宝，但与郑先生的其他手书比较，难叫人入信。巨宅古色古香，还留有老树古井，府内楼房林立，巷内有路通幽，可惜花园中也加盖了房舍，圆形的装饰门安装了铁闸，砖墙裂痕累累，檐顶杂草丛生，各式造型别致的窗门分别换上不同的玻璃或钉上护板，屋檐的浮雕造型难辨，顿感黯然失色，倒是墙上青瓷通花砖仍光彩依然。 　　郑家大屋建于何时？根据上列资料，它很可能始建于晚清１８８１年，与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最后的一年。但府第大概不是一次建成的。郑观应先生在预立的遗嘱中有说：“历年仰事俯蓄并陆续资助先严建造澳门龙头井之屋……”⑥郑文瑞先生共有九个儿子，为官为商，次子郑观应只属“资助”建造巨宅。但自新宅建成以来，郑观应却经常回澳门住在里面。１８８４年，郑观应先生为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则直）委派，携妻妾从上海回穗。妾赵氏入门两年才第一次“归睹澳门本宅”，而且一住七年，“事翁姑”与“妯娌”相处，至１８９１年才随夫移居羊城。在郑先生年谱中，可见他经常回澳度岁，探望双亲，父母逝世，两次回澳守制，及晚年养病、隐居、修道等在府第的纪录也不少。《盛世危言后编》也就是在这里撰写、整理和补遗的。 　　郑观应先生晚景凄凉，闲居澳门，欠债累累，得到兄弟戚友“竭力相助”，盛宣怀也曾加以援手，除借两笔款项外，１９１５年，还把自己新购的招商局股票作为郑观应的红股，另花红一二万两，为使郑晚年可以“敷衍”过得去。但郑先生执意退回股票，声言将这些股份的余利拿来办幼儿园，自己只受职拿花红。由此可见郑先生既热心教育又颇为克己。郑先生热心助人，有江湖义气。他认识孙中山先生，而且多次给予资助，１８９４年，他亲自写信给盛宣怀介绍刚从澳门到广州行医的孙中山先生：“孙医生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①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首先得郑观应先生的引荐，也是由郑先生提出清李鸿章为其办理游学泰西的护照的。结果如愿以偿，当年１０月，孙即赴檀香山并于该地建立兴中会。在《盛世危言》中，郑先生还辑录了孙中山先生的两篇文章。当年孙中山２８岁，郑比他长２４岁，可谓同抱救国救民理想的忘年交，这也是与澳门有关的一段珍贵的革命情谊。百日维新失败，康、梁仓促逃避海外，据说郑先生一度在澳门家居收藏康有为的母亲以及梁启超一家。他的好友经元善因上书劝慈禧不要废光绪另立大阿哥，触怒西太后，１９００年被通缉逃到澳门，郑观应先生亲函澳门亲友照应（后请廷向澳督施加压力，经先生被逮，曾因禁于大炮台）。可见郑先生利用澳门的老家，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 　　今天，荣禄第变成“七十二家房客”的古老大院，但它的历史价值在澳门是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遗迹的，这里诞生了一部凝聚着澳门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怀的巨著——《盛世危言》，它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先进人物的故居。 注： 1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简编》。 2见王韬《易言》序。 3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4见钟叔河《走向世界》。 5见夏东元《南游日记》及其体现的先进思想。 6见郑观应《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 7《郑观应集》。 8见崔运武《论郑观应对近代学制的倡导》。 9见周德昌《中国近代教育史》。 10见《中国近代史词典》。 11见郑观应《妾赵氏墓铭》。 12见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二）》，香港中文大学藏。 13见《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纪念特刊》。 （作者是澳门教育界知名人士、澳门商训夜中学校长、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该文原载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１９８８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