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说，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为什么是“独特”、“独有”和“独到”的呢？是因为孕育和诞生它的这块土地是独特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是独特的，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是独有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是独到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树没有生长在泰晤士河边，没有生长在密西西比河畔，而偏偏生长在长江、黄河两岸，那是因为它根下的沃土。所以，习近平同志在9月21日的讲话中用五个“源自”阐明了中国协商民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追求。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符合生物学原理。如相反，倒是奇怪的。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和自豪，中华文化是在世界上流淌了五千年虽百折而没有断绝的文明。按照萨特先生的理论———“存在即是合理的”，这么长时间的存在，其合理性毋庸置疑是深厚的。“大道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这是先秦和秦汉时期就早熟的政治思想、政治理念，所以尽管我们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却也不乏诤臣、谏臣，不乏言官、御史这样的制度。尽管那时的制度和今天的协商民主截然不同，但是，那时的积淀仍为今天的协商民主提供了有益的养料。

　  我们也经历过衰落和失败，经历过“国破山河在”的惨痛。我们不是一个拒绝学习的民族，不是一开始就拒绝别人的好东西的。从清末遍及全国的洋务运动开始，我们甚至不惜向曾经用坚船利炮敲开我们大门、掠走我们白银的西洋的、东洋的“先生”们学习。于是，我们也有了“宪法”，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甚至也有了“咨议局”。那又怎样呢？所有这些“洋玩意”都发生了水土不服，都解救不了危难的中国。如果说这场学习还有些收获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在切肤之痛中感受到了四个字———此路不通。

　  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情况下，我们有了中国共产党，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给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期间，我们经历了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也经历过挫折和弯路。但我们总是在前进，总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途上义无反顾，中国式协商民主经历了N多个第一次：

　  ———“三三制”政权。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地处一隅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建立各抗日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以民主的大旗团结和凝聚起民众千千万，将抗战进行到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协商建国”。在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后，没有将政权“收入囊中”、“得而私之”。它不同于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后在争吵与妥协中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同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后成立的苏维埃，而是以协商民主的方式建立人民共和国。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第一次；

　  ——“保留政协作为多党合作的机构”。在人大成立后，为了既尊重多数又照顾少数，将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和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和两院制，也不同于苏联的一党执政。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第一次；

　  ——“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开拓创新，丰富完善，响亮地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概念。这在世界政治史上还是第一次……

　  所有这些第一次都是为着解答这样一些现实问题的：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有着大一统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避免和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党争纷沓、互相倾轧的现象？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民族，东西差别、城乡差别、民族差异都十分巨大的国家，怎样在尊重多数人权利的情况下照顾少数人、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怎样防止和避免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问题？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历史、文化、国情、实践，以及我们政权的性质，诸多源头共同汇聚，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决定了我们的协商民主是世界上独特、独有、独到的民主形式。正如许多国家的民主政治道路都是自身历史逻辑发生作用的结果一样，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日本的乃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全相同的，而我们的道路制度选择也遵循着我们自己的历史铁律。

　  我们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要拒绝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习近平同志用一句古语形象地予以说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用俗话说，就是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