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为世人所尊崇，与香港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他早年在香港求学，并萌生了划时代的革命思想。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至1912年民国成立的18年间，中山先生一直以香港为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其足迹主要集中于港岛的中西区。当中包括了孙中山先生接受大学教育的香港西医书院（上环荷李活道77至81号）及领导革命的香港兴中会总部干亨行（中环士丹顿街13号）。由于中西区记录了孙中山先生昔日的足迹，亦是孙中山史迹径的所在地，所以特区政府于2004年初选定甘棠第（港岛中环卫城道7号）为孙中山纪念馆的馆址，并于2006年年底对外开放。
　　2011年4月24日，为响应民革中央“观故居，走多党合作之路”的学习活动，民革中山市委教育支部全体成员怀着崇敬之情，循着伟人的足迹来到位于香港中环卫城道7号（甘棠第）孙中山纪念馆参观学习。不大的展厅令我们留连驻足了近三个小时。当我再次站在大门侧的中山先生塑像前，凝视着他那坚毅的目光，思绪仿佛回到了1911年的10月10日，听到了古城武昌城头震撼全中国、全世界的枪声。岁月可以改变沧海桑田，但是永远无法抹去历史在此间留下的烙印，那震耳发聩的枪声将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100多年前，伟大的祖国还陶醉在闭关锁国的天朝迷幻里，清朝的王公贵族还沉浸在圆明园的纸醉金迷的美梦中，闭塞、自大、腐败、落后已在祖国的大地和人们的心里结着令人窒息的茧；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更是一寸一寸地刺痛了亿万国人的神经——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哀嚎恸哭，分崩离析，前途一片黑暗。　　　　 
　　是辛亥革命发出的呐喊，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枪声、炮声、呐喊声撕破了封建专制的枷锁和裹脚布，人们在一缕缕不散的硝烟里，闻到了祖国积久的酸腐和新生的民主。是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中山先生在“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的基础上，精心描绘出以“三民主义”改造中国的蓝图，并为之奋斗了一生。虽然屡经挫折，但他终以自己的言行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为后人救国、建国、富国、强国指明了方向。
　　岁月更迭，历史远去。中国多党合作的发展进程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波折，但人们对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也因此而愈加深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且富于创造精神的党。民主党派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相互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就是一元化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政党制度，既保证了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又着眼于大团结、大联合，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调动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去实现共同奋斗的目标；在社会主义时期，既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多党派合作”这一政治命题，把多党合作提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指出它是中国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产物，是独具中国特色和政治优势的政治制度。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为新时期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为此，邓小平强调指出：“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总结党的长期历史经验，中共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十二大以后，民主党派工作空前活跃，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强调指出：这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
　　众所周知，中国的志士仁人和各界民众，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为抵御列强的侵略、摆脱腐朽的封建帝制的统治，为富民强国，重振华夏雄风，曾经作出过种种努力，其中包括向东方学习君主立宪制，向西方学习总统议会制。然而，这些努力不是胎死腹中，就是造成政局的更加动荡，致使华夏民族遭受空前的浩劫，其教训之惨重，在民族的记忆里是刻骨铭心的。于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的中国人民，于新中国诞生之际，选择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个独特的政治体制。
　　然而，这个政治体制是进步的抑或是落后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支部全体成员曾展开几次讨论，政治体制是服务于民众、服务于社会的，是最根本的国家管理方式，因此，它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绝不能凭主观臆测，而应以事实来验证。这样的事实，起码可从三个方面看：一是民众对这个制度是欢迎的、拥护的，还是怀疑的、摒弃的？从新中国诞生至今60年的历史看，我国各族人民对这个制度是热忱欢迎、由衷拥护的。这只要看一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遍大江南北、东海之滨与雪域高原的情形；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华夏大地上的发展壮大，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踊跃申请加入其组织的情形；看一看全国各族民众对地方人民代表选举的积极参与情形，就可以知道这个制度受人欢迎和拥护的程度。二是在这个制度的管理下国民生产力是迅猛发展还是停滞不前？这一点，我想，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都能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新中国诞生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个原本底子薄，且有13亿人口的国家，其民众的生活就能达到基本小康的水平，这在别的什么政治体制下是难以想象的，凭此就足以说明这个制度的进步性。三是在这个制度下，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得到继承、弘扬，还是遭遇中断、凋零，与此相关的科学技术与民众文化水平、道德面貌是提高了，还是止步抑或倒退了？在这个方面，新中国诞生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来说，从目前的国学热和在不少国家相继建立孔子学院的情形，便可见到一斑；就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言，只要指出“神七”飞天、“嫦娥”奔月、“和谐”号奔驰于京津、京沪、武广等高速铁路上的事实，便能说明问题了。就民众的文化水平和道德面貌而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每年三百几十万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汶川大地震后国人对灾区的无私支持等情形，不都表明我国这60年来的长足进步么？
　　亥革命迄已百年。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就是为我们明天的前行注入新的力量，秉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为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竞事业不懈努力。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想，如今的革命已经上升为如何应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竞争和挑战以及如何提升人民的主观幸福感了。
　　民革党员和其它各民主党派人士亦是华夏儿女，同样也肩负着建设祖国，美化家园的责任和义务。目前，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并通过学习，更加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和信心，并将之转化为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的动力，把参政议政工作做实做透。继承和发扬中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先辈的足迹，传承好多党合作的熊熊火焰，做到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