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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发扬民革前辈同中共长期合作的优良传统走多党合作之路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10日   作者:民革 林绍声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节日,想分几个历史时期来阐述,和大家一起重温我们民革前辈同中共长期合作,风雨同舟的光荣历史,以便让我们今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坚持、完善和进一步加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下面分四个历史时期来阐述,回顾和缅怀先辈同中共长期合作的历史:
  一、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时期)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虽然继续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但屡遭挫折与失败。1921年中共诞生,使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光明,他决心“以俄为师”,走扶助工农群众联合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具体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伟大转变,积极改组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毅然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以打倒帝国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为革命目标,同中共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改组后的国民党,就改变了原来面貌。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革命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但孙中山推行的“三大政策”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民党改组中,由于对待三大政策的态度不同,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野,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真诚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右派则持相反态度,反对或不执行“三大政策”并进行一系列破坏活动。国民党左派在共产党帮助下,给右派以坚决的打击,但右派却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密谋策划反革命政变,结果导致大革命失败。
  孙中山逝世后,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继续坚持“三大政策”的光荣传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早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为了反对蒋、汪合流,宋庆龄就宣布退出武汉国民党中央,她还多次发表声明,揭露蒋、汪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已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号召一切忠于孙中山革命纲领的国民党人,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中共举行的“八一”南昌起义,就得到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支持,并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国民党左派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不少人后来成为民革的创始人。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武装侵略,我大片国土丢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实行“不抵抗”政策,提出“抗日必先剿共”的方针。这时候,宋庆龄、何香凝等不断发表言论,揭露并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向日本妥协投降的行经,积极响应中共团结抗日的号召,动员各界抗日救国。同时,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也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奋起抗日。如1932年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领导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和上海人民一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号召,也立即得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的响应。12.9北平爱国学生运动,提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也得到了国民党爱国分子的同情和支持。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对作战还算努力,但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已开始把重点转到防共反共上,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在前方不断制造同共产党的军事摩擦,在后方袭击八路军、新四军,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取缔抗日救亡团体……一直发展到1941年武装包围新四军军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反共独裁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此时,宋庆龄、柳亚子等联名通电愤怒斥责蒋介石,并警告他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在中央“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指引下,国民党左派和爱国人士进一步集结,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并根据斗争发展的需要,开始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1943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朱蕴山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民革前身)
  三、抗战胜利初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胜利并没有带来国内和平,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要求,依仗美帝的支持,凭借手中掌握的武力,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力量,继续巩固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内战阴云笼罩着中国的天空。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阐明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国民党民主派和爱国民主分子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声明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和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合作。
  1945年8月,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成立,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等当选常务理事,民联成立后宣布:“中国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采取组织公开、领导人不公开的方式,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争取和团结工作,并参加一些反内战的活动。
  1946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民革前身)成立,推举李济深为主席。民促成立后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在广州等地开展反蒋民主活动。尤其是李章达、何香凝、陈此生等人联名致电美国人民,要求美国人民督促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撤退在华驻军。可是,民促的活动却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迫害,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民促不得不转入地下,总部迁往香港,继续坚持反蒋民主活动。1947年3月,李济源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揭露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蒋介石已成为反动派之首领”,“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为奴役人民”。李的揭露,得到了“民联”的积极响应。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开除了李济深的党籍。就此事,何香凝发表答记者问,指责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政府,种种作为,违反了孙中山救国救民的意愿,表示“不愿为他们分负祸国殃民的责任”。并说“做这样糟糕的国民党员,又有何光荣?”她认为,李济深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对于李先生丝毫无损,这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过是秦始皇这样一流人物”。
  当时,在国外的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也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受蒋介石排挤被迫赴美“考察”的冯玉祥抵达纽约后,联合在美的国民党民主分子进行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以及美国政府所谓“援华”真相。
  四、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1947年秋,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民联、民促的斗争,已从抗战胜利初期的维护《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争取和平民主,转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目标上来,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帜。
  为了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统一斗争步调,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的《行动纲领》提出:“当前的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反对美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中国内战之政策,要求美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撤出在华驻军。”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在我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进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时刻,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大联合。它以民革的名称,继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公开决裂,从而把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和斗争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促进了国民党内的分化瓦解,使国民党反动势力更加陷于孤立。民革从酝酿到成立,是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它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
  1948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召开所谓伪“国大”,演出了一场选举“总统、副总统”的闹剧,李济深、蔡廷锴、民革、民联、民促先后发表声明,揭露伪“国大”完全是“独裁者用以巩固其卖国独裁的御用工具”,指出当选的“总统”、“副总统”,“不仅于法无效,且根本为中华民国之罪人,“宣布”凡伪国大所做的决定……一概不予承认”,并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再接再厉,铲除人民公敌,为结束卖国独裁争权而奋斗到底。”在美国,冯玉祥也发表声明,赞成和支持民革的一切主张。国民党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他表示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裂。
  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节号召,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党派、团体、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首先起来响应的是民革、民联、民促,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在香港联合通电响应“五·一”号召。接着,民革更单独发表《响应“五·一”号召声明》,指出:“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死路”。在这段期间,民革还利用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在国民党内部做争取工作,推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起义,归向人民。在北平、湖南、云南、新疆等地和平解放中,民革协助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告解放军将渡江南下。同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求和声明,企图 以“和平”的名义,维持其法西斯统治。在这情况下,为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毛泽东再发表《关于时局声明》。民革也发表《对于时局的声明》,进一步阐明民革的政治态度。“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重蹈辛亥以来革命失败之覆辙”。声明强调,“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在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还提出“我们的民主阵线内,必须提高我们的警惕,整肃我们的阵容,整齐我们的步伐,巩固我们的团结,以防止反革命势力之侵入,使民主阵线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存在。”李济深更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以自己的一切言行,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所有这些表明,确认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同中共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从初期的联共反蒋发展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这是民革的重大转变和进步。
  4月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由于和谈期间,民革领导人多次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会唔,积极做争取工作,结果张治中、邵力子等和谈代表再也不回南京了,从此,摆脱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后张治中、邵力子还是民革领导人)。
  9月21日,一届全国政协在北平举行。出席会议的民联、民革、民促代表共39人。会上,何香凝代表民革讲话。她说:“现在蒋介石垮台了,人民政协开幕了,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40年,谋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些革命目的,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得以实现,我们可以安慰在九泉之下的孙中山先生了。”
  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民革领导人宋庆龄、李济深当选为副主席。民革领导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有何香凝、蔡廷锴、陈铭枢、谭平山、柳亚子、李锡九等。
  建国后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会议通过《宣言》声明:民革继承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传统,宣告叛徒蒋介石反动派之灭亡,并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一员,在中共的领导下,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努力。会议产生新一届民革中央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谭平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程潜、张志中、邵力子、柳亚子、朱山、王昆仑等为中央常委。(因篇幅所限,暂到此为止)
  至于如何继承和发扬民革先辈同中共长期合作,风雨同舟的优良传统问题,我们认为:一是必须始终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民主党派自觉自愿的选择;二是必须坚持、完善和进一步加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三是必须进一步加强民革的自身建设,提高民革的自身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积极履行好参政党的职能,发挥好参政党的作用。
  继承和发扬好民革先辈同中共合作的优良
传统,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的实际行动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