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2012年12月25日南方日报采访余光中《“把李白拉到当代，让古文与现代文结合”》一文，感想良深。余老先生在访谈中谈的内容很多，其中几句很值得玩味——

　  “一个诗人写自己内心的种种很自然，但同时，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也有必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有的诗歌写的是′小我′，写的是自己的感受，写′小我′的诗会比较哀愁，写′大我′的诗相对比较恢弘，有大气之美，两者都可以写出好作品，难分高下……但我们判断一个诗人是′小家′还是′大家′，要看他的主题与风格，′小家′可能只有某个主题或某种风格写得比较好，但′大家′却能够融会贯通，主题更多，风格更多变，思想更深刻。”

　  “自由诗出现之后，避免了格律诗的过分韵文化，但又掉进了自由诗的散文化。现在的作者一面要避免过分油滑的韵文化，一面又要避免过分单调散漫的散文化，这样才能够成正果。”

　  “自己是希望把古文和现代文结合在一起，这种写法需要作者非常了解古代诗人的历史，把他们拉到当代的语境，合理地融入，我希望能够以此传承文化”。

　  在谈到口语化的诗与传统的诗歌相比，在语言的把握上是否是差了一截时，余光中说，“不见得有高下之分，但有风格之分，像杜甫的诗无字没有来由，用了很多典故，屈原的诗当中典故就更多，而陶渊明的诗几乎没什么典故，也几乎没有什么比喻，它平平淡淡地说来，也是了不起的诗。所以诗里面的学问有多少，并不妨碍它是否能成为好诗，诗里就有乐府嘛，乐府的歌行本来就不会有很多典故，很平淡的。”

　  余老先生的这些话看似说的很平淡，但我却感觉得到他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担忧。看得出他十分了解目前中国新诗界存在的严重隐患，从内容到形式出现的严重问题。

　  由此，我想起十多年前，曾经写信给某著名诗歌刊物的一位资深编委，反映读了他们这份诗刊上的绝大多数诗歌，基本上都没有押韵、对仗的，其中一期，刊登的所有诗歌都是如此。我表示对这种现状非常担忧。

　  2004年，《诗刊》第24期下半月刊，登载了对我的专访《诗写人生路》，采访的结尾，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最后一个想法是，新诗百年了，是否已经到了要探索作为汉文字诗歌的一种主流诗歌体裁和体裁文本的时候了呢?”这，也是出于上面所说的担忧。

　  2009年9月7日文艺报刊发《怎样看待和认识政治抒情诗——访叶延滨、丘树宏》一文中，我曾经这样说过：目前要解决的一个急迫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回归诗歌艺术传统的问题。诗歌艺术其实并不是越复杂越好，而是越简单越好。任何文体都是这样，包括体裁、格式、手法等等。长期以来，由于诗歌写作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少人就彻底怀疑传统、抛弃传统、背叛甚至仇视传统，包括诗歌艺术的所有基本元素。比如基本工整、对偶对仗、起兴比喻、环复回应、押韵意象等等。第二，诗歌创作，尤其对于政治抒情诗来说，确实是要吸取“假大空”的严重教训，绝不能再干用诗歌去图解政治、把政治抒情诗写成政治口号和政治读物的蠢事了。简单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把政治抒情诗写成真正的“诗歌”。第三，诗歌艺术是简单的，但决不是单一的、低级的，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能吸引人、感染人、鼓动人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创作，既要坚持和发扬艺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讲究变革创新，要敢于和善于探索新的艺术方式和手段，包括格式、语言，以至题材、内容等，因为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化，都给我们的创新提出了要求，提供了空间和条件。比如互联网与信息化的迅速推进，就给我们提供了文学、包括诗歌以及政治抒情诗歌，如何适应和利用这种新媒介来改革形式、创新手 段，以更好地繁荣创作和传播作品的新课题、新途径、新目标。而2006年，我曾经在《诗刊》发表《从人文的角度看诗人的社会责任》，同样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近几年来，一直都想专门写一篇文章表达以上的担忧，就在上周，我还特意留下了上面所说那个诗刊今年的12月上、下半月号，分别是非常权威的一个品牌活动诗会的专号和2012年诗歌年选。很不幸，我仔细阅读了这两个专号的诗歌，还是同样完全找不到一首有押韵和对仗的。而且，其中多数诗歌我真的读不懂。

　  我历来主张诗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管是诗歌的形式，还是诗歌的内容，都是如此，这是诗歌包括文学的生命。但是，无论如何，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还得有基本的原则，要有本国的元素和特色，这是诗歌更重要的生命所在。

　  我非常赞同近期老诗人贺敬之关于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建议，赞同2012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呼吁，以及该文作者提出的中国新诗形式的三条基本标准，即：“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这三条标准，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的特色，是中国新诗的基本元素。当然，也许国外的诗歌，也有这种类似的要求。

　  中国自从有诗歌之概念起，诗歌就是一种有韵律有格致的东西，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文体，只是未曾十分定格，如《诗经》。后来发展成一种格律诗，唐诗时代到达极致，但同时也存在宽韵宽格的诗歌，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品，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白也有更自由的诗歌。格律限制久了，诗人们便求变，因此有了宋词，更有了元曲，句式自由了许多，但韵律格致还是明显的。“五四”之后，出现了几乎是彻底革命的自由诗，但人们还是隐隐看得到中国诗歌的押韵、对偶等传统元素，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十年，格局基本如此。

　  新诗百年，对中国的文学发展贡献巨大。然而应该承认，百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近十年互联网时代以来，中国新诗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让人担忧，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这样，诗歌非诗化情况相当严重，就形式来说，许多所谓的新诗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似乎就剩下“分行”这一丁点儿了。

　  相对于古体诗，自由诗的生命是自由，它跳出了古体诗的窠臼，让中国诗歌获得了新生，但是，今天的自由诗的致命之处，却是太自由，从内容到形式，自由到虚无缥缈，高深莫测，让人捉摸不到，根本看不懂。

　  还要说明一点，我们并不是主张诗歌的形式主义，而是呼吁要有基本格式、基本要求，有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诗体。我们不排斥一些不同甚至是“另类”的诗体，诗歌的大众化和多元化同样是诗歌的生命所在。

　  举了上面所说那个诗刊为例子，并不是刻意刻薄它，是因为我太爱它、太崇拜它了。实际上，新诗的这些问题，举国如此，其他的报刊，绝大多数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新诗照这样走下去，将会走进死胡同，甚至走向崩溃的边缘。

　  中国新诗，确实是到了需要清醒的时候了！

 

　　　　　　　　　　　　　　　　　　　　　　　　　　　　　　　　　　　　　　　　　　　　　　　　　　　　　　 2012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