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西方列强的铁蹄下，中国国弱民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探寻着中华民族的出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一些社会文化问题也日益凸显。西方文化几乎全面占领中国舞台，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式微，这也是诸多现实问题的根源。看似盛世危言，却并不是为了耸听，学者恰恰应该走在时代前面。《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为中国文化的命运诊脉开方。

　　时 间 二○一四年三月九日　地 点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

　　对谈人 向云驹（《中国艺术报》社社长）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追根溯源：重评五四，反思百年间三次对传统文化的否定
　　向云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逼迫你必须跟其他国家互相沟通、交往，人与人交往必然有一个对话问题，这就涉及到文化身份、文化立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本身就有着不同身份的标志，越来越一体化之后文化身份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文化不可能自我发展，而一定是在交流碰撞中，在互相刺激中发展的，这是我们随时都要应对的话题，只是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应对策略。我们历代尤其是近代以来很多文化学者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如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季羡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都极大地刺激了文化发展，这是一个没有止境没有终点不断要与时俱进来回答的问题，我们这代人还要接过来继续说。
　　王岳川：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再往深里说，第一，全球化是化谁？谁来化？谁被化了？如果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美国把它的政治、法律、文化包括传媒价值观全部变成人类的共同的价值观，世界可能就单极化了、单一化了。这将是人类的灾难！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中国文化身份问题。我在十多年前出版的《发现东方》一书中已经提出一个思路，即经济可以全球化，制度可以并轨化，文化和宗教要保持本民族的指纹和血脉。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局面，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人类会不可避免走向殊途同归的道路，但是在文化、在民族的精神编码当中，每个民族恐怕要更多地去探讨自己具有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的文化高度和深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输于西方。
　　第二，中国文化有没有自己的身份？一百年前的五四，也是在北大这所学校里，一大批教授在民族虚无主义和落后挨打的双重驱动下，毅然抛弃五千年的文明，接纳西方的“三争”文明，即竞争、斗争、战争，而把中国的“三和”文明抛弃了，也即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今天可以看出这种做法弊大于利，胡适、钱玄同这一代的全盘西化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把本民族身份模糊了。今天还出现了一些全盘西化的变种，一是英语的贵族化，考博考硕考本科，英语定终身，一门英文课的分数高低可以把其他三门专业课的分数否定掉，而成为考生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这在我走过的几十个国家当中绝无仅有；二是民族语言的卑微化，对古汉语的辨识、对经史子集的阅读、对琴棋书画的爱好，在大学教授以及博士硕士中几乎失忆，作为书法宗主国我们的中小学生不开书法课竟然长达半世纪。我注意到，汇通中西的季羡林先生的英文和德文都极好，但是我跟随他几十年他没跟我说过一句外语，他就说他的母语山东话。其精神境界差别一目了然！我认为中国文化起码分成三层，最高层是经史子集，中层是琴棋书画，底层是民族民间文化，它也是一个民族最广泛的基础和最深厚的不可更改的记忆。而如今每个层面甚至最底层的文化也受到冲击，比如人们不愿过中国节，喜欢取洋名，成为“外黄里白”的香蕉人，这种状况中国知识界应该深刻反省。
　　向云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它的社会功能、政治作用是伟大的，文化上则可以从多个方面去解读，它提倡了新文化，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所带来的负作用也是巨大的，如今认真反思总结它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包括正影响和负影响，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我们的文化面临很多问题，不从它的思想脉络上一一梳理，你就不能有很好的理论指导，思想上还是混乱的，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您刚刚说文化的三个层次，我一直关注着最底层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发展，也长期致力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我们在全国掀起了很大的保护运动，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最新的成果是前段时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出了本协会成立50多年以来对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收集整理的成果的数字化，这个工程我也参与了设计，总计50多亿字，这次做完了8亿多字。我们把中国的口头文学全部记录下来了，基本上没有遗漏，每个民族、每个地区，以县为单位来搜集。这个工程的源头就是北大的歌谣运动，属于北大五四运动的一个分支。从我们民间文学界来说，北大歌谣运动正是中国民俗学、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现代发源。
　　北大歌谣运动也具有这样的复杂性，它在否定传统的同时又注意到了民间小传统，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方向。这个小传统和大传统在理论上都属于传统文化的整体构成，但是五四时期我们打倒了孔家店，并没有打倒我们的民俗民间文化，相反还把它用作工具来冲击传统的典籍化的口语，利用民间和经典的对立和矛盾来攻溃我们经典文化的堡垒，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口头文化在书面文化时代生存空间如何，这也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因为只有中国有如此漫长的口语历史，同时还有这么漫长的文字历史，二者一直绑在一起。我们收集了海量的口头文学资料，也是一笔非常独特的文化遗产，这些资料全世界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大体量的、延长了这么长历史的、涵盖了所有民族语言区的口头文学的成果。所以中国文化有着很多的独特的发展形态，也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任何西方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总结都是不够的，都是有隔阂的，还需要本土学者来完成这一任务。
　　王岳川：我认为二十世纪国内有三次文化的虚无主义。第一次是五四，在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当中做到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把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虚无了。如胡适、顾颉刚等人提出，大禹是条虫，中国历史不能从夏商说起，只能从周的后期，甚至是从孔子说起，以及钱玄同的“废除汉字”等等，危害很大。五四过后的这一百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中国的诗歌大国地位名存实亡，谈论诗词歌赋的人少了，今天的学生正在成为视觉动物，主要看美国大片。其次，中国的音乐大国地位渐行渐远，中国是有着歌咏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悠久历史，今天全民都在卡拉OK，在听西方的音乐，大城市的中小学生几乎都会弹钢琴，但是没几个会弹古琴、吹箫、拉二胡，更少有人会弹琵琶。第三，书画大国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即传统的书法绘画没有了，小孩子画画，要么画的是动漫，大脑袋小身体，跟日本美国学，要么画的是油画，而中国书法、中国山水花鸟人物画，很多人都没办法掌握。第四，经史子集彻底被边缘化。大学中文系教授相当多的古汉语没过关，相当一部分文科博士生不能阅读古汉语原文。这种严重的失根状况要小心，它表明在中国最高学府中的一些学者，英文不行，古汉语也不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正在断裂。
　　我认为更加严重的一个问题是，经过了五四时期相对温和的文化的变革，到了“文革”就变成了“暴力文化革命”。五四时期改变了中西均衡，以西为重，全盘西化。而“文革”时破四旧，把中国传统文明变成了“有罪文明”。这一次打击不仅伤害了文化本身，也伤害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可以说是对知识、对人才、对经典、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那种政治的狂热和对文化的极端漠视，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文化的彻底堕落，长达十年的持续摧毁，其负面影响深及半个多世纪。
　　第三次对文化的打击，是唯经济主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初导致了文化的边缘化。中国确实渴望变成一个大国，变成一个强国，变成一个全球化中有话语权的国家，所以又重新拿出了五四的急功近利，换一种说法就是实用主义，一切都是实用的，一切都是当前利益换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策略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文化是千年大计，百年树人，进程缓慢。但是实用主义会导致一个后遗症，就是人们都学会了急功近利，在所有的聚会里边谈得最多的是期货房产股票黄金，乃至于收入挣钱，总经理满街都是，而文化却变成了稀有元素，变成了很难堪的苍凉的手势。
　　二十世纪才一百年，就经过三次这样的折腾，我们如果再不反省，文化毁损会加速。我认为季羡林先生提出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句话里我要沉重地加几个字，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军事的世纪，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但可能不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