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王夕源，山东省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委员，民革青岛市委秘书长。自1993年担任政协委员开始，提交提案和社情民意700多件，50多件提案和信息建议被全国和省、市政协采纳或评委优秀提案。

从1993年初当政协委员至今，已经24年的时光了。我也从一名埋头科研的大龄未婚青年，变成了参政议政写提案的民主党派成员。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饱尝提案“酸甜苦辣”的议政往事总会历历在目。

初试提案的“酸味”

刚开始担任政协委员之时，提交提案往往品尝到的是“酸味”，最多的就是提案不被认同的“酸”味。如2004年夏天，有位老邻居找我咨询要起诉打工妹的事。原来，他隔壁的“团结户”租住了一群打工妹，每天深夜下班后还要在楼道里长时间洗刷、嬉闹，让正常起居的老人无法忍受。虽经多次劝阻，但情况依旧。为此，他特意来问我能否“联名起诉”打工妹。显然，这个社会新问题不是个案“起诉”可以解决的，我说出了“政府要替民工盖房”的想法。这个点子刚出口，就遭到了老同事的哂笑：“本地市民还没住上新房，就敢想给农民盖房？”这一“酸”就是5年。

2009年，我慎重考虑后，还是提交了《建设“民工公寓”》的提案。那时“为民工盖房”的想法还是有些超前，后来，国土局局长来亲自面复，进门就夸“这份提案质量好，对我局工作启发大！”当年，国土局就起草了《青岛市外来工居住规范标准》，用以推进“民工公寓”的建设。5年后，当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进城落户农民完成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写进决议时，我的超前建议也“先酸后甜”变成了国家保障。

在担任山东省、青岛市政协委员的23年间，我共提交提案和社情民意700多件，也得了个“提案大户”的绰号。虽然不知其酸甜，但我认为，政协委员只要能把身边的民生冷暖放心里，上连“天线”、下接“地气”，就能不断接近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提案理想境界。

品尝议政的“甜头”

我当政协委员，自然也有许多“甜”的经历。1993年我当政协委员的头五年，恰逢俞正声同志担任青岛市委书记。那年，每年政协开幕式都有书记讲话的安排。俞书记时长念完开场白后，就把讲稿一放，抬头向委员就市民关心的问题即席讲话。可以说，正是俞书记的开放思想和鼓励委员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让我初当政协委员就尝到了意识超前、多提不同意见的甜头，每年提案都有几十件。

2003年青岛市两会，我就青岛大剧院的三个沿海选址方案提出不同意见，由于“方案已公示，选址已确定”，未能立案。会后，我上书市领导，直言模仿著名歌剧院的选址方案，不符合海岸生态环境的“减法”原则，并提出了《青岛大剧院应慎重选址》的建议，对此，市委书记批示：“请分管副市长、规划局长阅，并酌人与其讨论后报市长”。

时任市长夏耕批示：“向王委员表示感谢，市政府将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确定选址方案。”为此，规划部门又专门召开了一次我与规划局长及多位专家座谈的论证会，最终市政府否定了三个沿海选址方案。这次“上书”起到了挽救沿海自然风貌的意外效果。

2011年，未解决日益严重的停车难问题，我提交了关于借地铁工程同步建设地下停车场的建议。市委书记李群批示“很有借鉴参考价值”并转分管市长和建委。两年后，当书记来机关走访时得知我们还是山东大学校友时便打趣说：数学脑袋参政议政够用了。

难忘建言的“苦涩”

要说建言的“苦涩”，一般都缘于建议不被有关部门或领导认可，而我的苦涩还有人大代表的反对。2005年，我在青岛市两会提案建议办理工作交流现场会上，反对人大代表亲临法院“送锦旗”，质疑56名人大代表联名“给法院代表联络人晋级”的建议，认为司法公平要靠人大的监督而不是感谢，人大代表不履行监督质询的职能，怎么又改行表扬或提拔官员了呢？但立刻遭到部分人大代表的当面反对。虽然我给予了“人大代表不能高于人民，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有力回应，但当场被指责的“苦涩”还是令人难忘。

2014年7月下旬，我国北方遭遇50多年未见的严重干旱，部分秋粮面临绝产。此时我恰好在青岛市农委挂职副主任，在下乡督查抗旱工作时发现，几十年来国家投入上亿的农田水利工程，却很少能发挥抗旱作用，现代农业依然要“靠天吃饭”。为此，我写出了《国家应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审计监察》的信息报告。报告经全国政协《信息专报》送水利厅即派调查队来青核查。很快，我所反映的农田水利“烂尾”工程，就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虽然我反映的问题绝不是一省一市的局部现象，而是我国农田水利普遍存在的现状，但仍有些人感到这些信息给我市带来了负面影响。其中出力不讨好的“苦涩”，也只有我一人能体会。

回味提案的“麻辣”

提尖锐的建议，往往让人感到“辣味十足”。而这种“辣味”有时甚至给自己带来风险。2003年夏，青岛突然刮起了违章停车的“拖车风”，转眼消失的路边停车，给越来越多的车主带来了恐慌和寻车麻烦，许多市民在报警后才得知是被交警拖走了。显然，拖车是治理乱停车“矫枉过正”的权宜之计，为此我提案建议对违章停车的处罚措施由拖车改为贴条。《青岛早报》当即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的建议，并引发市民的强烈反响。随后国家出台了拖车及暂扣停车不收费的规定，青岛的“拖车风”很快就刹住了。多年后听记者爆料，那些靠拖车创收的公司因此而提前“破产”了，有些人还急于找我“算账”呢。

2001年，我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提交了《关于建立法官与律师近亲回避制》的提案，并以我市的某区法院院长之妻就是热门律师为例，建议实行回避制。会后，市政法委副书记前来面复时，却以“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不正当的执业行为”为由，拒绝采纳提案的建议，这也是少有的一次不欢而散的面复经历。但十年后的2012年，这对法院院长和律师夫妻被判“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和受贿罪”等双双入狱了。如今再回味那时的提案，还仍有些“辣”的味道。

2013年山东省两会前，我对《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了两点“辣味十足”的修改意见：一是建议取消“在省委正确领导下”的“正确”两字，因为法定的领导无需评价“正确与否”都要接受。二是建议修改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的表述，因为公仆没有带领主人的权力和职能。没想到，这两条建议竟被郭树清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分两年所采纳，这在全国属首例。这当然不是什么“大胆创新”，而是正确认识党政关系、摆正行政理念的政治自信。作为山东省政协委员，我为政府接纳建议的自信而倍感骄傲。

收获立论的“成果”

虽然我“职业委员”的特殊经历是不可复制的，但“职业精神”却是每位政协委员履职应具备的。其实提案的“甜头”也不只是被采纳那么简单，有时媒体的报道或领导的批示，也能扩大提案的影响和份量。近年来，我参与或执笔的《协调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尽快制止强征农民土地》等调研报告或社情民意，先后获过李克强总理，张高丽、汪洋副总理，杜青林副主席以及国家部委和省、市主要领导的批示30多件次，并多次被选为省政协大会发言或市长对话的第一发言，这些都是我不断获取议政能量的“甜点”。

此外，我提出了《全面禁产禁放烟花爆竹》《取消全国文明城市评比》《高官不当院士，体现规则意识》《慈善捐助不该让受助学生曝光》《老年人需要社会尊重而不是免费》等几十件与现行政策或做法不符的“超前”建议，相信随着文明与法治观念的转变，多数是会实现的。

如今，坚持“把提案当科研”的议政经历，让我在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上，有了从民主建议到科学立论的议政飞跃，也正是提案被采纳的“甜头”远多于被否定的“苦涩”，才是我20多年议政建言乐此不疲的原始动力。用于提出自己的建议，不惧酸甜苦辣的态度，应是委员履职所必须具备的精神。

（本文摘自《中国政协》杂志总第2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