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县志》载：明嘉靖“十四年（1525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电曰：互市于濠镜。”由此可见早在明代前，澳门就是中山的属地，而中山的先民早就在澳门开展对外贸易的活动，并取得一定的业绩，这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也说明了古代的澳门缔属于香山县（今中山市）的管辖。据《香山县志》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借口：“因飓风搁浅，曝晒水渍之货物”而强行攻占澳门，作为在东南亚南中国海的贸易基地。据史料的记载：中山早期出外谋生的侨民，主要是经澳门乘驳船至金星门（早期珠江出海口的一处海上关隘），然后转乘远洋大船或火轮船飘洋过海出国谋生。可以说，历史上中山的华侨走出国门而走向世界，或回国省亲必经澳门，因此澳门是中山华侨出洋过埠的踏脚石（或称之为门槛），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驿站”。鸦片战争后，澳门的居民，尤其是中山籍的居民在反帝、反侵略的斗争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而孙中山先生从香港学医毕业后，在澳门行医的一段期间里，更为澳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制度的斗争注入了新思想，同盟会、兴中会等革命组织在澳门的活动，更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难怪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中山三乡雍陌人）辞官后落户澳门；孙中山先生的元配夫人卢慕贞更是长住澳门直至仙逝。与其说澳门的居民大多讲“石岐话”、“中山话”、“客家话”，也许是“同声同气”的缘故，导致了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人物中，尤其是中山籍的“革命志士仁人”，都曾在澳门从事“革命活动”。还不如说“澳门是中山革命志士的活动摇篮”。也许从民俗学上所讲的是“恋乡情结”吧，这与大多数中山华侨“情系故土”的思维是极其相似的。 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中山与澳门史前的出土文物中佐证，如：彩陶、夹砂陶器、磨制石器等器物和渔猎文化的属性，澳门与中山的文化文物内涵是一致的，说明了这两个地方的人类文化史是同类型的。宋·乐史《太平环宇记》及《明史》中记载：澳门古称濠镜澳，也称濠镜湾。由此可见，澳门自古以来属香山（中山的古称）的辖地，尤其是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香山立县之后，有关澳门问题的史料就纳入了香山县的史料之中。在中山的华侨史册上记载：早在宋代便有邑民出埠以避战乱、做苦力或经商。到明代，随着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贸易发展，澳门已逐渐形成为香山县对外进出口贸易的一个主要集散地，因此也成为中山人出国谋生的一个主要口岸。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也看中了这块土地，并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用钱物来贿赂当时香山县前山寨的都督指挥黄庆，取得了葡国商船在澳门停泊和进行商业活动的便利。初时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为掩人耳目，由葡国政府向我国的朝廷缴纳每年泊课税両黄金，此时，葡国人只不过是以商船停泊或作贸易为由，实为侵占澳门作准备。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国商船“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明万历版《香山县志》）而强行上岸“租”占了濠镜澳。 在中国的历史上，各国列强侵略者都强迫腐败无能的朝廷签定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澳门问题也不例外。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1843年夏，澳葡兵头公然照会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了七点要求：①废除每年五佰両的澳门地租；②把三巴门以外至关闸的地区划归澳门，由葡萄牙派兵驻扎；③澳门成为各国商船贸易的自由港；④澳门的商税应低于中英通商章程的税率；⑤准许澳门船只参加五口通商（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清政府被迫将上海、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作为通商口岸，俗称为五口通商）；⑥废除关于澳门修理房屋和船只必须中国批准的规定；⑦内地输入澳门的货物由澳门负责征税。同时中国不得限制输入商品的数量。这七点要求，其实质是否定中国对澳门拥有的主权，从而把澳门变成其直接霸占的殖民地。葡国驻澳的兵总向清朝廷提出这七点要求后，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实施了拒纳澳门地租的计划，并公然派兵攻占了清朝廷在澳门望厦村设立的香山县丞署，赶走了县丞，继而强占了澳门半岛。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整个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占。在澳门被侵占的前后，香山人民多次自发地举行过英勇的反抗斗争，曾多次结盟起义抗击殖民主义侵略者，但因清朝廷的腐败无能，起义都是失败而告终。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五口通商”之后，澳门逐渐成为各国船舶来往通商贸易的地方，由于澳门是香山属地的缘故，这就演变成为中山人出洋谋生、经商，甚至于被拐骗为“猪仔”，充当劳工出洋的集结地。这就有“澳门是中山华侨出国谋生的踏脚石”之说了。 澳门在被占据的四百多年间，中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与殖民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尤其是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葡条约”谈判期间，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迫于广东、香山等地的民意，曾多次上奏章给清朝廷，申明中国主权不容侵犯，反对与葡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张之洞在奏章中称：“屡次绅民呈词。深以入洋籍、输洋赋为耻，情词愤激，不约而同。”由此可见，张之洞当时的奏章，反映了当时两广人民、香山民众，尤其是当时被占领地的澳门邑民，不愿做异族洋人统治下的奴役的心声。与此同时，香山和澳门的居民曾多次自发组织起来英勇地反抗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扩张，曾建立起“勘界维持会”，组织起联合民团，购置武器，积极操练，准备收回澳门。据《香山县志》（光绪版）、《历史上的澳门》（杰塞斯著）及1849年10月号的《中国丛报》等史籍称：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3月5日，新上任的澳门总督亚马勒（译音：Αmaral）在澳门颁布一纸公告，在公告中称：“不能容许一个外国海关在澳门办公”。继而，亚马勒亲自率领占据澳门的葡萄牙士兵公然袭击了澳门海关，并砍倒了悬挂在海关大楼前象征清皇朝的黄龙旗旗杆，单方面宣布“钉闭关门，驱逐丁役。”当时的两广总督徐广晋惧怕殖民主义者的势力，不敢处理这一重大事件，只不过是敷衍塞责上奏朝廷，因此，在当时未能给殖民主义者的武装挑衅给予有力的打击。但是在澳门居住的香山义士沈志亮眼见葡兵犯下的种种罪恶行径，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自发号召澳门的香山邑民奋起抗击，勇敢地向澳督府及葡国的澳门兵营进行武装袭击，并惩处了亚马勒。这此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澳门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也惊动了清王朝。虽然这次香山人民反抗斗争由于得不到清朝廷的支持而导致了失败，但体现了中山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革命精神是由来已久的。 1905年孙中山先生成立了同盟会后，澳门的香山人纷纷响应，并积极参与革命斗争。1909年间，香山籍的同盟会会员林君复、郑彼岸、林警魂等人，受孙中山总理的委托，在澳门组织建立了“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总部”，准备配合孙中山先生组织的辛亥革命起义。此时，香山县共有九十八条乡村的群众在同盟会、兴中会等革命志士的号召下，组成了联合民团，团员们集资购置武器，积极进行操练，开展武装斗争活动。而澳门的联合民团在带领澳门居民拒绝向葡萄牙当局交纳地租、税租等苛捐杂税的同时，准备“赌一战以收回澳门”。1910年秋，在澳门的林君复等人先后回到香山县的城乡，广泛发动群众，策划香山起义。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同盟会南方统筹部的澳门总部，迅速配合香山县的同仁志士发动了“辛亥香山起义”。 1911年11月6日，澳门总部的同盟会、兴中会的会员们全副武装与拥护革命的群众一起，分两路向县城石岐方向进军，也许是武昌辛亥革命的成功之举，香山的清兵不堪一击，起义军于11月7日下午攻占了县城石岐，宣告香山起义成功。起义军攻占县城后，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并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主的“香军”，推举了同盟会会员任鹤年为香军司令。香军成立后，稳定了香山的局势，继而，香军奉孙中山的指令开赴广州西关支援光复广州的斗争。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由海外返国途经香港时，林君复、林警魂等人从澳门乘船到香港与孙中山见面， 详细汇报了香山起义和建立香军、支援广州起义等过程，得到孙中山的肯定，并授命将香军改编为广东北伐军。1912年1月以同盟会会员林寿图为县长的香山县公署成立，兼管澳门的事务。 澳门在被殖民主义者长期霸占期间，澳门的居民备受奴役和凌辱。1922年初驻澳门的葡兵光天化日之下凌辱在街上行走的妇女，并不断发生葡兵枪击澳门居民群众的恶性事件，从而激发起澳门各界的不满和要求严惩凶手的浪潮，由此引发了1922年的澳门工人大罢工行动。这次澳门工人大罢工浪潮，在当时的《香山仁言报》、《香山公报》、《翌刊》、《新声报》、《民众报》、《求是报》等报刊均有报道。 从历史上多次的反抗斗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澳门的香山同胞和全国的爱国侨胞一样，一直以来都是坚决抵御外侮，英勇抗击侵略强盗的。也由于澳门的特定地域的关系和历史上澳门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因此就有了“澳门是中山革命志士的摇篮”之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