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有很多议论：“中山古代没史可谈”；“中山历史很短”……。甚至于说：“中山历史上是文化沙漠”等等。客观上来讲，相对于中原地区，中山的历史确实是没有哪些“文物大省”哪么辉煌。而长期以来，对于中山的历史大多是着重于中山的立县史和近代史的研究，也许，中山出了个领导和推翻清皇朝的孙中山，又是中国唯一一个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因此人们只是注重对中山近代史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中山古代史的研究。但是，并不等于中山没史可谈，其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 通常来说：古今中外的城市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所处时代和所处地域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某个时代和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又或是文明社会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的表证，并不是固有的；与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城市没有古代历史，就没有近代史；因此，对于每一个城市的历史研究，不能只对其近代史进行研究，而对其古代史研究过于疏忽，实际上，一个城市的古代史，也是一个城市和地域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从中山的古代遗址和出土文物来看中山的史前人类活动及原始文化的积淀。 中山古称香山，主要是引用了北宋是的地理学家乐史（930—1007年）所编撰的《太平环宇记》之说：“香山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但是，据1957年3月原广东省文物工作队在中山的石岐、长洲、古镇、大涌、小榄等地域的考古调查所得，发现了九处贝丘古遗址，这说明了在远古时期，中山就已有古人类在此劳作、繁衍、生息。当时隔二十多年后的1982年，中山的文化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对现中山行政区域全面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尤其是1984年成立了中山市博物馆以来，境内的考古工作成绩是卓有成效的。到目前为止，全市共发现新石器中晚期的古遗址有：南朗龙穴；沙溪秀山、龙瑞；大涌安堂、全禄、岚田；五桂山鲤鱼山；城区白水井大街；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宫花、沙边、小隐；板芙白溪；南区沙涌等13处。另外在南朗的下沙、泮沙、平顶山、崖口；三乡古鹤；小榄飞驼岭；大涌石井等多处地域出土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汉、晋、南北朝、隋、唐、南汉、宋等朝代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遗物。从这些大量的文物表明，中山在立县以前的新石器中晚期及先秦时期，就已有人类在此劳作、繁育。并未有出现断代的历史，也不是“沉船”之说。就按出土的历史遗物及古杆栏式住宅建筑特色和文化层分类表明，古代香山土著为渔猎文化属性。在1990年龙穴彩陶遗址科学发掘时，出土了晚期的彩陶高脚碗、圈足彩陶盘等器物后，中山有些人，甚至一些领导怀疑：“这些器物是不是历史上的沉船遗物”？但是，在龙穴彩陶遗址发掘的前后，考古工作者在中山多个镇区分散的地域发掘、出土的同类器物残片，又作何解释呢？从古代的香山来讲，虽说在宋代时才冲积成陆地，但是，据考古及文物普查所发现的诸多古遗址来分析，它们大多都分布在五桂山山脉周围。据明代嘉靖丁未年（1547年）版的《香山县志》记载：“香山本禹贡扬州之南裔，百粤海屿地也（粤越同越之，先夏后少康后封会稽。楚灭之，宗分海上是为百粤。虽本禹贡扬州之境，然相去甚遥，故曰南裔）；秦平百粤，以地属南海郡，汉时北入番禺县（南海郡当作南武，秦末，粤后有封南武侯，名织者尉佗，因称南武帝迄。汉置番禺县，属南海郡，其北入焉）；晋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之东为东官郡；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之西为新会郡；其地入焉（新会郡，封乐、封平二县；封乐，今县西南谷字等都；封平，今东北古镇）；隋开皇十年改东官郡为宝安县，属广州；唐至德二年更名东莞，其地颛属焉，是为文顺乡香山镇（旧志云：以地宜香木得名，今按县地产香木绝少，岂以香炉山之故欤）；宋元丰五年广东运判徐九思用邑人进士梁杞，言请建为县不举行止，设寨官一员，仍属东莞；宋绍兴二十二年邑人陈天觉建言改升为县，以便输纳。东莞县令姚孝资以其言，得请于朝，遂割南海、番禺、东莞、新会四县濒海地归之。因镇名为香山县，属广州（宋沿唐制，为广州，大观元年升为帅府）。元属广州路”。由此可见，中山在未立县之前，就已设寨，在石岐山、马山、湖洲山、五桂山、青薑山（卓旗山）、莲峰山、西林山（笔架山）等山上在立县以前就设有烽火台。而从黄圃灵岗山、沙溪狮山（观音岩）等海蚀遗址佐证，距今7500—5000年前，也就是说在著名的大西洋期海侵期，当时的五桂山是南海中的一座孤岛，最高峰为海拔530米，其山麓有山体形成的多曲折海岸和大海湾；海湾岸边是河流冲积和海浪沉积形成的沙丘、沙堤。上述的古遗址及出土的史前历史遗物就是在这些曲折海岸和沙丘等地点发现。这就向人们证明了早在五千年前，古代的香山居民就已用舟楫之利从其居住的海滨渡海到附近海岛上居住，如与龙穴对岸的淇澳岛亚婆湾、东澳湾、南芒湾；板芙白溪、五桂山鲤鱼山等地。从考古发掘的地层关系，出土器物的型制、材料、纹饰、器物的年代等等都佐证了史前香山就有土著人在此居住和进行渔业捕捞生产活动。也印证了“珠江三角洲是在三次海侵和三次海退的过程中发育起来的，这是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的基本过程；而海侵、海退的交替，是全球气候变迁和海平面升降变化的结果”（广州地理所《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而香山在此演变过程中，处于首当其中的位置，遭受过三次全面的海侵。与此同时，香山的陆地也由多到少，又有少到多地被淤积，其地势也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自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设县治于石岐，这只能说明当时五桂山北麓已有平原堆积，而尚未与西江三角洲平原连接起来，但是，在此之前是有人类在此聚居的。 而从中山境内出土的彩陶碗等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历史遗物来分析，中山远古时期的本土人，很早就学会原始水稻的种植，至今市博物馆尚保存着在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原始水稻及果实遗物，这是很重要的实物佐证。众所周知，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古人普遍流行制做和使用小型的、几何形的磨制石器组成复合工具，用以狩猎、砍砸、采集小形的动物、可食用的植物等。而这些生物和植物集中的地域，往往是人类聚居的地方，从而形成人类最早聚落的地域。当中国古代人类发明用火的时代，最早进入了原始的农业文化，香山也一样，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出现了渔猎文化的现象。其表现在磨制石器、制陶、杆栏式的居所等历史遗存中。如磨制的石锛、石斧、石锤、石饼等器物；硬纹陶釜、彩陶盘（碗）、陶支脚、陶拍等等。这说明了古代的香山人从原来单纯的狩猎及采集野生植物，发展为驯化一些小动物，如鸡、羊、毫猪等；从采集中种植黍、水稻、麦等等。以陶釜、陶碗等器皿用火煮食。由此确实是有人类在此活动。在此过程中，在香山定居的古人的村落逐步形成并流行开来，但相对于其他地方，古香山的人口与村落较少。虽然，古代香山的人口、村落都少，但其原始的文化及艺术形式还是多样化的。比如中山出土的石锛，多为梯形、平顶、弧刃、偏锋等造型；石饼多为扁平、圆边、中有规矩的小圆点；采陶器物多有海浪刻划纹、鱼纹、镂空圆点、曲折刻划纹等装饰，并施以红色或赭红色颜料；其造型多为圈足、高脚、圜底、歛口、敞口等；陶釜多为圜底、鼓腹、侈口等造型；釜体多用陶拍饰以细绳文等作装饰。由此可见，古代香山是有其区域性文化存在的。 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不断的磨合，逐步形成古代香山乡土文化的传承。 中山历史文化研究，不应只是对近代史进行研究，一个地域的文化积淀，不是近代所形成的，他必然与古代有着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中山的历史研究工作，应该把中山古代史与近代史融会贯通来开展。由于长期以来对中山的历史研究，只是侧重于近代史的研究，从而导致了“中山无史可谈”的误区，使得中山古代史的研究工作难以开展。也许，是因为在数十年前的教科书上有“彩陶不过江；夔纹不过江”（指长江）之说，人们对古代南越国的了解甚少，而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域的历史文化更为少。事实上，中山在五十年代的考古普查中，就发现了贝丘遗址，这就说明了在史前，中山就已有人类居住；而这些年考古发掘出土的新石器年代器物，进一步佐证了中山的古代人类文化史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人们忽略了对中山古代史的研究。 据《香山县志》：“香山民族，自汉陈临家居海岛，奋志不同蛮俗，子孙盛于岭徼，开化之迹兹为最先”。而在西汉初年的香山属南越王赵佗所立的南越国统治势力范围。汉代以前由民间商人开通的南海“丝绸之路”，到了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而古代香山的伶仃洋海域正是中外海船必经之路，这就不排除中原等地的商人在中山泊岸居住的可能。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发诸赏逋亡人、贅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简明广东史》又称：“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由此可见，当时居住在香山的人，除了原先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少数南越本土人外，相当多的是在秦代和汉初从中原南迁的三批氏族。这些南迁的中原人与香山本土人和睦相处，也将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及多方面的文化艺术带来了香山，经过千百年的磨合，逐渐形成新的本土文化。这从中山出土的铁锄、铁斧等汉代的历史遗物得以佐证。除此以外，从中山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跑旱船”、“飘色”（北方称信子）、“舞麒麟”、“舞凤凰”等民间艺术亦可见一斑。 　　因此，在研究中山历史，尤其是研究中山的历史文化的时候，应该开展对中山史前文化的研究，这才是对中山历史科学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