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波兄向我出示他的新著《香山钩沉》，允我先睹为快。但又“打蛇随棍上”，要我为他的文集写序，我虽为难，但却知道，这是不好推辞的。 执笔踌蹰再三，谈些什么好呢？还是从他的别号说起罢。 建波自号“石门山人”，“山人”二字究作何解? 在我印象中，建波体形健硕、膀大腰圆，声音洪亮，个性张扬，在南方人中间，已经可以称之为“大汉”了。他娶了位蒙古媳妇，伴媳妇回过几趟娘家，据说，他和蒙族兄弟对酒当歌，谈笑聊天，也很合得来，那就由“大汉”晋升为“大汗”了。 建波祖籍五桂山革命老区的石门村，父亲甘子源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五桂山根据地反日寇大扫荡期间“三山虎血战”的英雄和幸存者，还是一位颇有水准的摄影爱好者。有一点，读者不可不知：在半个多世纪前，照相机是一种非常昂贵罕见之物，拥有的人不多，所以他现场拍下来的纪实照片，不仅在当时曾发挥颇大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的作用，到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更成了历史的见证，上世纪末中山举办的《旧貌换新颜》历史图片展中的老照片，很多就是由他提供的，堪称“珍本”和“孤本”。 建波继承了他父亲的豪雄本色与艺术基因，年轻时参加过宣传队，能歌善舞。后来转到图片社工作，也象父亲当年那样，带着照相机跑遍中山。这么一个闲不住、甚至略带鲁莽的人，与那种玉树临风、弱不禁风、羽扇綸巾、离群索居的古代“山人”，怎么也联系不起来。说到底，所谓“山人”，无非是一位在山区长大的孩子的自称而己！ 我之认识建波，是在他调到市博物馆工作以后。市博物馆成立于1984年，馆址是旅美华侨萧悔尘在上世纪初捐建的侨立医院故址。房屋倒挺有文物价值，外观也很漂亮，但刚成立的博物馆正处于草创阶段，馆藏有限，经济也很困难。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建波与博物馆的其他同事一道，与来自省里的文物专家紧密合作，扛着锄头，携着小铲，先后在龙穴等地发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举填补了中山历史上的一大段空白，把中山历史从县志记载的汉代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以前! 那时，我在《香山报》负责编务，建波常向我通风报料，有时则直接把文物发掘的新发现写成报道，拍下照片，送到报社来。实际上，这也正是他从事文物工作的发端。这以后，他参加过多期由省和国家文物部门开办的短期培训班，最后又调到市文化局文物科工作，越来越丰富的专业知识，越积越厚的本乡本土文字、照片资料，逐渐令他成为市内不多的这一专业里的行家里手，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说是“谁可争锋”的了。 他的《香山钩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大抵上，那都是他近二十年来所写的关于中山文物与民俗风情的文章，属于笔记性质，体例并不一致，有的是心得体会，有的是通俗解说，有的是原始记录，有的是资料汇编，有的甚至是大胆臆测，……文字略嫌粗糙，但抢救意识相当强。文史工作就有这个特点，今天还是好端端的，似乎唾手可得，睡一觉明日再去，便已人去楼空，徒叹奈何了。所以哪怕是囫囵吞枣也罢，只要能及时把它抢救、保护下来，就已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至于深入研究，整理开发，日后有的是时间。 建波是位有心人，一位务实的文物工作者。令人钦佩的是他对工作的狂热和投入。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与文物有关，让他“抬棺材，拉死尸”他也决不忌讳，决不在乎。市博物馆里，有一具近年从五桂山镇长命水村出土的清代腊尸，从出土之日起，为了考证研究，他己陪伴这位几百年前的“古人”(不是“故人”!)，不知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而从80年代末他担任慈善万人行艺术队伍指挥的那一天起，他又投身于中山民间艺术的发掘、整理与组织演出工作。至今我脑海里还浮现着这么一幅画面，那是在本世纪初，当澳门渔行醉龙队回中山寻根认祖时，他与醉龙队的队员一起，在被灌得酩酊大醉后，浑忘自我狂舞龙头的情景。这有照片为证，都刊登在报纸画报上了。 建波自己从电脑的键盘上敲出的这10多万字，都是他的这些经历与研究心得的忠实记录。行文或可挑剔，资料却是翔实可靠的。仅就这一点，已经弥足珍贵。没有像他那样的有心人，再过十几年、几十年后，中山的文物保护与民俗研究很可能又将出现新的空白。古代的空白，我们可以解释为年代久远、生产水平低下、文化落后、资讯不发达……等等、等等；要是到了21世纪，还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疏忽、漠视以及潜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因而出现新的空白，我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呢？ 我在业余也喜欢写点关于乡土历史与民生民俗的小块文章，因此很能了解建波所从事工作的份量与意义，这正是我虽然为难，却终于爽快地答应为他的文集写序的原因。 其实，文集中所辑录的许多文章，我早就在报刊上阅读过了。正如许多读过这些文章的读者一样，在赞赏之余，我也认为，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手法上，今后当他再写新作时，确有值得注意和改善的地方。材料翔实，那仅仅是对文章的最起码的要求，如何立论、论证，那才是文章成败的关键。尤其是运用从别人著作里“拿”来的专业知识时，必须更加仔细地分析它的哪些部分可以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哪些是用不上的，产生异同的历史和区域原因又是什么？人们常说，文史研究，可以发挥其资政和借鉴的作用，那是在吃透了地域特色之后，才会具有实际意义的。至于属于“大胆推测”的部分，往往最具创意，也最耐读。但在“大胆推测”之后，就该“小心求证”了。例如关于刘罗锅的祖籍是否香山，在全国范围内，建波是第一个论述到这一点的。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既谈了实物凭证，也谈了族谱记载，还引用了民间传说作为佐证，因此读来有趣，也颇有可信性。但仔细推敲，他引用的族谱，其实只是香山刘氏的族谱，刘镛的后裔接受不接受就是一个问题。如果能翻翻清史，找来刘镛的传记，再设法查对山东、南京刘氏的相关族谱，如果真能对上，那就不仅是臆测，而是无可怀疑的定论了。在这些方面，建波今后是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 不知建波意下如何? 　　　　　　　　　　　　　　　　　　　　　　　　刘居上 　　　　　　　　　　　　　　　　　　　　　　　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