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29日，香港电报公司的代表到达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在接见该代表时的谈话中指出：“倘四国利用中国现今财政困难而阻中国之进步，则国人必将发愤自助，设法在中国募集公债，以济目前之急。盖中国并非困穷，惟筹款之机关不完备耳。”（2）孙中山所说的四国，是指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 　　在宣传革命思想，唤起群众方面，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4日，广州、香港等地的报界人士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广州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大庭园）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在欢迎会上发表了恳切的演说，勉励报界人士：“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3）当时冯自由等人在香港创办了《大光报》，以广东省，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该报题写了“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该报同人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 　　《大光报》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俄国爆发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观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了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给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的赞许。在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写了《为〈大光报〉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了报刊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指出：“《大光报》之立，至今八年，持正义以抗强权，于南方诸报中，能久而不渝者，惟此而已。光明固供给人之智识者也，而人若槟知识不求，则光明等于虚设。今日之人类不但须爱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须爱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惟此种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趋向，而凡旧社会之迷妄偏执，一一须以此光明照临破除之。盖光明者，不外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尤重。苟其挟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之义，而祸患将由之以胎。‘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智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4）孙中山专门为《大光报》写的这篇文章，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