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910年11月13日在南洋的槟榔屿召开会议。黄兴、胡汉民、赵声、孙眉、黄金庆、吴世荣、邓泽如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募集巨款，再次在广州组织起义。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则克复广州易于反掌。如广州已得，吾党既有此绝好之根据地，以后发展更不难着着进行矣。”（4）会议决定动员全党人力、财力，全力以赴再图大举。同时，以“教育义捐”名目筹款十万元。经孙中山演说后，与会者当场认捐了八千余元。另外挑选同志五百人任“先锋”，负发难之责，领导军队和民军起义。夺取广州后，兵分两路，一路出湖南，趋湖北，一路出江西，趋南京。 　　此次会议后，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先后返回香港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1911年1月18日，起义的统筹部在香港跑马地35号成立，以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起义时赵声任总指挥，黄兴任副总指挥），胡汉民为秘书长。统筹部下设八个课： 　　调度课长姚雨平； 　　交通课长赵声； 　　储备课长胡毅生； 　　编制课长陈炯明； 　　秘书课长胡汉民； 　　出纳课长李海云； 　　调查课长罗炽扬； 　　总务课长洪承点。 　　1911年2月至3月间，南洋、美洲等地的款项陆续汇到香港后，统筹部立即派员在日本、西贡、香港等地购买枪支弹药，共花费65900余元。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起义工作会议，决定4月8日起义，分十路进攻广州。后因在日本、西贡所购军械尚未运到香港，故又将举事日期改为4月26日。到了4月23日黄兴抵达广州，但军械尚未到，又改期为4月27日举义。 　　4月26日，广州起义领导人决定将原定十路进兵计划改为四路。香港同志得发难电报，以时间来不及，请缓一日。然而部署已定，不能再改。四路进军的部署是：黄兴率部进攻督署；姚雨平率部进攻小北门，占领飞来庙；陈炯明率部进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人守南大门。 　　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浴血奋战，以寡不敌众，最后失败。次日晨，赵声、胡汉民率留香港的选锋二百余人到达广州，此时起义已经失败，遂又折回香港。 　　黄兴、朱执信等在作战中负伤后，化装返回香港。喻云纪、方声洞、林觉民、黄鹤鸣等86人死难。后由善堂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同盟会员潘达微以自己的房屋作抵押，购得墓地，将72烈士的遗骸葬于黄花岗。这就是黄花岗72烈士墓。因为起义发生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又被称为“三·二九”之役。 　　此役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并且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当时两广总督张鸣岐在审讯被捕的革命党人时，被革命党人视死如归和浩然正气的革命精神所震慑。张鸣岐在奏报清政府的电文中悲叹道：“人心如此，天意可知。”（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官员的心态。 　　孙中山对此役作了中肯的评价。如孙中山在1921年撰写的《黄花岗烈士事略》中记：“是役也，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6）另外，孙中山又在《建国方略》中指出：“是役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造成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