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在香港筹划的庚子惠州之役，因其起义地点是惠州府归善县三洲田，因而又称之为惠州三周田起义。它是兴中会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避居日本，革命事业正处于困难时期。正如孙中山所言：“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销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之时代也。”（7）面对黑暗之时局，孙中山愈挫愈奋，再接再厉，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并于1899年4月间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到长江流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才有了长江流域的会党和广东、广西、福建的会党合并于兴中会之事。 　　1899年10月11日，兴中会、哥老会及三合会首领在香港成立了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以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之纲领为总会纲领。10月21日，与会者分三路赴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将会议结果向各地同志传达。宫崎寅藏与陈少白由香港到日本横滨，向孙中山报告了会议的情况，并将兴汉会会长的印玺交给孙中山。11月21日，陈少白乘“香港丸”轮船由日本返回香港。 　　前面已经述及在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曾将会长一职让位于杨衢云。但是，实践证明，在兴中会的领导层中，革命党人仍将孙中山看作是领导核心。因为，在革命党人中，孙中山一是有系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二是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中西文化贯通；三是具有领袖气质，颇具号召力。所以，在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便辞去了兴中会会长的职务，公推孙中山担任此职。这样，有利于加强革命党的领导核心力量，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蓬勃发展，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此时，孙中山“以为时机不可失。”（8）于是，他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寅藏等乘法国“烟迪斯号”轮船，于6月8日，经日本的神户、长崎，在6月17日抵香港海面，即在该船旁边的一艘小船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李纪堂、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偕同摩根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策应惠州起义；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香港担任接济军饷和枪械事务。（9）会后，孙中山乘原船于6月18日凌晨三时前往越南西贡活动。 　　1900年7月17日，孙中山乘日本“佐渡丸”轮船抵达香港海面，并在该船上与同志们商议起义方略。孙中山原拟到香港，即偕日本志士入内地，亲率郑士良等发动起义，因香港政府派水警监视，不得登陆。所以孙中山在船上召集中日同志开军事会议，将惠州发难之责任委之于郑士良，而以远藤隆夫为参谋，平山周、福本诚则助理民政事务。（10）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孙中山偕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乘“佐渡丸”离香港赴日本。7月24日，孙中山在神户致书香港平山周，嘱其对议决之事，“要毅然行之，不可中止。”（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