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利用各种办法、各种渠道，分别逃出广州，到香港或国外避难，以保存革命力量，待日后再图大举。 　　关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出逃之经过，孙中山、陈少白的著作中均有详细记载。据孙中山在《革命起源》中记：广州起义“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至香港；随与郑士良、陈少白同渡日本。”（36）另外，在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与伦敦《海滨杂志》记者的谈话时也说：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潜逃到珠江三角洲海盗经常出没的河网地区，躲藏了几昼夜，终于登上一艘熟人的小汽艇，抵达澳门。我在澳门只停留几个小时，在那里碰到了我的老相识，他对我说：“怎么，孙，你现在真干起来了。”我答到：“不错，我已开始在干。你该记得你曾说过——天命无常。” 　　“在香港，我的安全并不更有保障。听从康德黎博士的建议，我去请教一位律师达尼思先生。他告诉我，最有效的安全措施是马上远走高飞。” 　　“北京的臂膀虽然弱，但仍然是长的，”他说。“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 　　“我从香港逃到神户以后，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把我从小蓄留的辫子剪掉了。有好几天不刮脸，在上嘴唇顶边留起了胡髭。随后又到服装店买了一身新式的日本和服。当我穿戴好了，往镜里一照，只见面目全变，不禁吃了一惊，但也为此而感到放心。”（37） 　　另据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记载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出逃情况是： 　　孙先生说自己有事要办，叫我先走，我就在当晚乘“泰安”夜航船回到香港。 　　第二天，是星期日，孙先生租到一只小船，驶到香山唐家湾坐轿子（引者按：指小汽艇）到澳门，再从澳门搭船到香港。他这样兜了一个小圈子，费了两天工夫。我在香港却焦急得了不得。因为我到了香港，广州的事情已闹出来了，人也捉去了，机关也封了，花红单（引者按：指清政府对孙中山等人的悬赏价格）也贴出来了，邓三伯亦回到香港找着我说：“传说孙博士（引者按：指孙中山）也捉去了。”我觉得事情不好，孙先生迟迟不到，恐真有不测。这样疑疑惑惑的着急了两天，才见孙先生到我家里来。他来了，就说：“现在我们究竟怎么样办呢？”两个人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方法。本来我们有一个英国律师顾问在香港，他就坐了轿子去问那顾问：“我们住在香港能否不发生危险？”这位英国顾问虽是当律师的，对于这件事在香港却是初见，并不知道政治犯有没有特别规定。所以他说：“这是没有办法，不要吃他们的亏，还是离开香港最好。”孙先生回来对我说：“顾问已叫我们离开香港，较为妥当。我们还是跑吧！”就找到了一张报看看，今天有什么船离港。看了报，知道有一只到安南去的船，当晚就开，就派人去买船票。岂知这艘船，是货船，不乘客人的。后来打听到还有一艘船，船名“广岛丸”的，明早到日本去，虽然也是货船，却有四个舱位。孙先生就约了我同郑士良三人，乘这只船到日本去。船一出口便遭大风，经过十四天，才到日本的神户。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耀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象印在脑中了。（38） 　　由此而引出了革命二字的由来。孙中山并对此作了解释。对此，冯自由在《革命二字之由来》中记：“在清季乙未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39）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作为中国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由此拉开了以武装力量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