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到达广州后，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等待汕头起义部队和香港特遣队的到来后就攻占广州城。对此，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与伦敦〈海滨杂志〉记者的谈话》中忆述： 　　我们的革新委员会（Reformcommittee）天天开会，并积聚了大批武器弹药，其中包括有炸药。一切都准备好了，完全取决于汕头士兵能否越野行军一百五十多里前来和我们会合，从香港来的一支特遣队又能否及时赶到。在规定的时间，我和朋友们聚集在一所房子里，外面有成百名武装人员把守。同时派了三四十个传令人员潜赴市区各处，通知我们的朋友们务必于次日凌晨准备就绪。一切似乎都在顺利进行，却突然来了一声晴天霹雳。这是汕头方面领导人拍给我的一份电报： 　　“官军戒备，无法前进。” 　　现在该怎么办？我们所依靠的正是汕头军。我们试着召回我们的侦察人员，又给香港发了电报。但是来不及了，一支四百多人的特遣队已经带着十箱左轮手枪乘轮船出发。我们的同谋者惊慌了，接着就开始出现一阵混乱，大家都想在风暴到来之前逃走。我们焚毁了所有的文件，贮藏好军械弹药。（30） 　　但此时起义的消息已经通过多种途径泄露出去。清政府驻香港的密探韦宝珊已经将朱贵全在香港集合队伍的消息电告给广东府衙。此外，兴中会会员朱淇之兄、举人朱湘“知乃弟名列党籍，虑覆其家，乃使其所属勇目向粤吏告密，期将功赎罪，是为此役事泄原因之一。事后党人咸集矢于朱，指为变节卖友。独区凤墀力代申辩，谓于失败之日，曾与朱父子同舟赴香港避难，足证其冤云。”（31）两广总督潭钟麟闻讯后调集军队回省防卫，于1895年10月27日派清军前往革命党人设在王家祠、咸虾栏等处的机关，捕获陆皓东、程奎光、程耀臣、程怀、刘次、梁荣六人，以及武器装备衣物等。 　　在香港的杨衢云等人，接到孙中山电报时，枪械已经装入五个水泥桶伪作货物交省港班轮“保安”轮船待运。如果将其起回，反而容易败露。杨衢云只得复电孙中山：“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32）在10月27日晚，朱贵全、丘四率香港特遣队400人乘轮船赴广州。起碇后，“党人所备用之洋枪七箱，偶因他故，船中货物移易位置，七箱之上忽为多数杂货所积压，临时无法取用。党人失此武器如却左右手。”（33）在28日“该轮抵广州时，南海县令李征庸及巡勇管带李家焯已率兵在码头严密截缉，捕获丘四、朱贵全等四十余人。余党知大势已去，一哄而散。潭督（引者按：指潭钟麟）以事情重大，特令南、番（引者按：指南海、番隅）两县严刑审讯。陆皓东慷慨激昂，直认不讳，丘四、朱贵全亦如之。时有美国领事亲访南海县署，谓陆某系耶稣教徒，向充上海电报局翻译员，绝非乱党，伊可为之保证。李令（引者按：指南海县令李征庸）以供词示之，美领无言而退，至九月二十一日（引者按：公历11月7日）潭督遂令营务处签提陆皓东、丘四、朱贵全三名赴绞场杀害。李令颇敬陆为人，特饬人衣以长衣。其曾任广东水师统带之程奎光一人，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死。程耀臣禁大有仓后死。余外程怀、刘次、梁荣等六十余人，一律指为愚民被惑，每名发给川资一元分别遣散。另悬赏购拿孙文、杨衢云、朱浩、汤才、王质甫、陈少白、魏友琴、侯艾泉、李杞、刘秉祥、吴子材、李芝、夏百子、莫亨、黄丽彬等十余人。又曾派兵搜查圣教楼，捕获该店主人左斗山，以美领事提出抗议，卒获开释。”（34）这样，孙中山首次领导的广州武装起义，未及打响，便以失败而结束。对此，孙中山在《革命起源》中曾沉痛地忆述：广州起义“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引者按：指1895年10月26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