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7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初在澳门创设中西药局，悬壶问世，以外科解剖术蜚声于时。曾在镜湖医院剖一砂淋，大如鸡卵，重之一两七钱有奇，时人诧为罕见。因营业日盛，大招葡国（引者按：指葡萄牙）医生所忌。澳门例，非在葡政府取得行医执照，不得在当地操业。总理（引者按：指孙中山）受葡医所排挤，遂不能在澳门立足，旋复设东西药房于广州冼基。以存心济世，赠药施医，所业较澳门尤为繁荣。”（1）孙中山作为一位良医，虽然能治愈国人的病症，却医治不了中华民族的创伤。这是摆在孙中山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 　　当时中国正处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允许列强在许多沿海城市建立租界，如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几乎成了侵略者的天下。而这些城市就是当时中国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区，列强在租界地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孙中山目睹中华民族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现实，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1893年冬，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人，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内的抗风轩聚会，孙中山提议：“吾人既同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经发起一会，名曰兴中会。众赞成之，而未有具体之组织，是为兴中会倡议之第一声。”（2） 　　可是，孙中山在提议创立兴中会不久，因受当时流行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去从事一项同“驱除鞑虏”的意愿相违的工作，即回到翠亨村草拟上李鸿章的书稿。 　　孙中山为什么会想起上书李鸿章呢？据分析有下列原因： 　　1、李鸿章是当时洋务派首领，创办了许多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他又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创立了北洋水师学堂、建立了北洋海军。 　　2、李鸿章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又有其淮军的军事实力，掌握着清政府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因此，孙中山幻想着通过这位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掌管清政府大权的李鸿章，促成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 　　于是，在1894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就书稿内容，同陈少白商酌修改。而后，孙中山偕陆皓东赴上海，走访改良主义者郑观应。郑氏关心时政，热心西学，为洋务派出力，而在思想上与洋务派又有分歧。以“道”、“器”的关系，表示旧学和新学的对立，并以“由博返约”作为向西方学习的途径。主张变革以御海外，认为欲张国势，，就必须改变专制，实行议院制，广办学校，培养人材。谴责洋务派“舍本图末”，“遗其精义而袭其毛皮，”根本不可能抵御外侮。这种主张，与孙中山的书稿内容不谋而合。在郑观应的家中，孙中山还结识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王韬。经王韬介绍决定去天津找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设法求见李鸿章，以便当面陈述自己的抱负。对此，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详细谈到了上李鸿章书的经过：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引者按：指孙中山）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象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他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纸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道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稍微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办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诠）。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 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下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与他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引者按：指罗丰禄）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3） 　　于是，在1894年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由上海乘轮船赴天津，向清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他们来津下榻于坐落在法租界的佛照楼旅舍（今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道48号）。当时，李鸿章就住在直隶总督行署（原址坐落在今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此地最初为饷道衙门，后改为长芦盐课察院衙署。1860年天津开埠后，盐院裁撤，又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署。1870年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即以此为直隶总督行署。当时直隶总督驻扎保定，因李鸿章兼北洋通商大臣，故除了封河的季节外，便常驻天津。孙中山的下榻处与直隶总督行署之间，由天津旧城相隔，一南一北，约有十里之遥。 　　孙中山当时作为一名不见经传的人，千里迢迢来到天津，渴望见到闻名中外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倾诉自己的救国主张。《上李鸿章书》就集中阐述了孙中山关于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以图中国富强的革新主张。他在书中指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利炮，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事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4）孙中山表示将为此游历海内外，参观考察。希望李鸿章采纳他的主张，从而实现他为国家谋富强的愿望。 　　但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获接见。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也遭到拒绝。经过这一挫折，加以官场中颓靡、贪污、贿赂公行的现象，使他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性和反动性，从而丢掉了幻想。对此，孙中山于1897年3月1日在伦敦出版的《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有很好的机会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各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送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又如当时“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很大，可是它破产了。因为他在任意胡为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破产。”（5）而天津铁路局又是李鸿章创办的。孙中山通过耳闻目睹的这两件发生在李鸿章身边的事情，联系到自己的救国主张遭到拒绝，因此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与反动。从而促使孙中山坚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这在孙中山的一生中是个重大的思想转变。 　　也许当时李鸿章确实因为军务在身，无暇顾及孙中山及其上书。正如陈少白回忆：“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争，打得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办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6）对于孙中山领取护照一事，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薛君度认为：孙中山“这次上书，虽然没有见到李鸿章，但是，孙设法从李鸿章的僚属处得到帮助，取得了一个在海外为农学会筹款的护照。”（7）可见，前者说孙中山回上海后，得到郑观应的帮助，在江海关领取的护照。后者说是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僚属的帮助，在天津领取了一个在海外为农学会筹款的护照。薛说的依据是1952年台北出版的刘揆一所著《黄兴传记》。刘氏是同盟会会员，为孙中山同时代人。但与陈少白比较来说，则不如陈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况且陈曾参与修改《上李鸿章书》一事。故陈氏一说教为可信。 　　1894年秋，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连战俱败，总理（引者按：指孙中山）以国势阽危，非倾覆异族政府（引者按：指清政府），改组民主政治不足以图匡救，虽于是年秋冬间赴夏威夷，向旧日亲友募集义款，企图大举。”（8）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联络和组织了二十余位爱国华侨，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通过了由孙中山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其中指出：“方今列强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9）在入会誓词中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0）的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从而，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同时，孙中山也由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1894年冬，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迭遭失败，日军已占领了大连、旅顺。此时，清政府统治更加动摇，人民已经失去了对清政府的信任。孙中山准备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聚集革命力量，拟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于是，孙中山在1895年1月3日从檀香山到香港，在一个慈善团体举办的晚会上，由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介绍，与梅屋庄吉相识，并结为亲密朋友。 　　梅屋庄吉（1868——1934年），日本商人。在香港开设照相馆，交游甚广，常与欧美人往来，富于侠义精神。1895年1月5日孙中山到梅屋照相馆访晤了梅屋庄吉，作了深入的交谈。对此，《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谈话》中记： 　　我（引者按：指孙中山）从康德黎老师那里得知你（引者按：指梅屋庄吉）是爱中国、关心亚洲前途的人，我明白这是真实的，这是光荣的事。凡是关心亚洲前途的人，无论是谁，都是如此。但是，怎么办呢？昏睡的人太多了，你没有感觉到吗？所以欧美各国都称中国为睡狮。且不说狮子要醒来才有威力。睡觉的中国人虽不是全体国民，但是蒙上眼睛毫无反应的人的人实在太多了。这是为什么？你也能理解，这是清朝腐败的政治所致。在中国所谓清国，仅仅是一个名称，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实际上等于没有国家。不仅如此，将来沦为欧美列强、白种人的奴隶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 　　向你所说的那样，如允许现在的状态继续下去，中国就会被西欧列强的殖民主义着所瓜分。不独是中国，所有亚洲各国都将成为西欧的奴隶。我的祖国和日本不幸发生战争，但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两国国民互相协助，使中国越过殖民化的危机，是保卫亚洲的第一步。为了拯救中国，我和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发誓创立我们汉民族的真正的国家。（11） 　　之后，孙中山开始着手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的工作。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由香港到广州找到陈少白，并与次日与陈少白一同返回香港。他们在香港寻找建立兴中会总部的机关。陈少白先后与郑士良、尤列等人联系，孙中山派人到内地运动联络安勇、北江、香山、顺德等地的绿林、三元里的乡团等，以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另外，陈少白又赴上海与康有为、梁启超见面，希望起义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毫无效果。陈少白又返回香港。 　　经过各方面的筹备工作略具规模后，孙中山在香港于1895年2月初，“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创设兴中会总部，并拟联合各地同志扩大檀香山兴中会之组织，以利进行。因素知辅仁文社社员杨衢云、谢缵泰等平日宗旨相同，遂与接洽组党事件。衢云素有大志，精通武术，尤好行侠赴义，于总理（引者按：指孙中山）习医时已相结识。至是欣然赞成。于是陆续缔盟者，更有谢缵泰、黄咏商、周昭岳、余育之、徐善亭、朱贵、丘四等数十人。”（12）筹备工作完毕后，于2月21日，举行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大会，通过了《香港兴中会章程》。章程规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13）因而，香港兴中会也称为香港兴中会总部。机关的地址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外边悬挂着“乾亨行”的商号招牌，借以避免警探的耳目。对此，谢缵泰在《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曾说：“1895年春天，杨衢云跟我商量过，我们就与孙逸仙博士及他的朋友联合起来，组织兴中会革命党。我们在士丹顿街13号设立新的总部，开会的地方命名为‘乾亨’俱乐部。”（14）这“乾亨”二字，是黄咏商确定的。对此，冯自由在《黄咏商略历》中说：“兴中会会员黄咏商，粤之香山人，世居澳门。父名胜，任香港议政局议员，与大律师何启有戚谊。兴中会成立，总理（引者按：指孙中山）以何为香港法律界前辈，关于法律外交事件多就商之。何介绍咏商于总理，咏商由是入党，大得众信任。咏商好读易（引者按：指《易经》），研究湛深，尝言物极必反，汉族已有否极泰来之象，清祚覆亡在即，吾人顺天应人，此正其时云。兴中会机关部命名‘乾亨’即咏商所定，盖取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义也。”（15）而加入香港兴中会的必须高举右手向天宣誓，其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1另外对“檀香山所定章程修正为十条，并规定总会支会之权限，以资遵守。”（17）之后，孙中山联络中外有关人士，争取物质与道义上的支持，为发动广州起义做具体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