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文史资料》复刊号问世前后，各界人士是颇为关心和甚表欢迎的。当时政协办公室负责同志将一篇稿子、驱车佛山、走访黄峰同志，请他核实时，黄同志一口答应了，同时很快就把稿子寄回来。信上还说： “《我县沦陷时期人民出版事业回顾》一稿，我看了好几次；颇吸引人。现在提倡搞好革命传统教育，让人们看一下会有好处。 我对这稿特别是40-43年所涉及部分，作了一些校正和补充，请你们最后审定。其余部分，出版方面我接触较少，但当时也爱看，大体如文所说的那样。 如你们将来出版《中山文史资料》，希尽可能寄给我一份。我也是爱看中山文史的。” 抽空为我们审稿，具见老同志帮助本刊的热心；“爱看中山文史”，更反映了好些同志的共同意见。 画家吴云纵同志读到本刊之后曾给编者来信，提了这样的意见： “接到《中山文史资料》乘兴一天时间读完它，觉其内容丰富，记事文笔活泼，排板也新颖，无古板的标题花式，更见眉目朴素清楚。全本虽仍有错别字，但校对还算认真。她是中山目下仅有的“刊本”，益觉可贵。如能继续出版，必将成为中山文化上的一件突出成绩，可喜可贺。” 好些老战友看到本刊，奠不？勉备至；摘录三五，、藉供时刻鞭策： “你出编的《中山文史资料》我都读过了，内容丰富多彩，雅俗共赏。望你继续努力，继续把他办得更出色。今后每期出版，烦寄三数本给我阅读和宣传”。（南宁阮洪川）。 “知您进入市政协，并肩负编写中山史料的责任，这对发挥老同志余热是很好的，很有意义的。看到了《中山文史资料》复刊号，丰富了我们的见闻。”（广州刘紫云）。 “我第一次看到从家乡来的刊物，了解到不少情况，增长了不少见识，内心感到愉快。特别是读到有关革命出版事业的史料，更受到深刻教育，并对战争年代，坚持艰苦斗争，为革命出版工作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敬佩。”（肇庆李郁军）。 抗战期间曾在“广游二支”搞过出版、离休后又主编过《顺德文史》，把我引为“同行”的郑迪年同志在看了本刊之后，来信倾吐编辑甘苦，并认为本刊“内容相当充实，乡土气味颇浓，有特色”；同时表示愿为本刊撰稿呢。 对于工作的改进，对于革命友谊的加深，还有比善意的批评，热情的鼓励和无私的支持更为可感、更为可贵、更为可取吗？ 记得上期我们说过，要把刊物办好，非读者、作者、编者通力合作不为功。谁也知道，我们的刊物，基础是非常单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但是，一九八四年的第二期总算按既定计划编好了，而就质量来说，无论是广度上或深度上，也总算比上期廓大了。这就是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大力支持的结果。 在本刊上期发出不久，就给我们指出一篇文章中记载周总理为“皖南事变”的题词有错误（应当更正），这就我们太感动了，这位同志是用长途电话来充当义务校对的。多么难得的读者啊！ 在本期的稿件当中，我们大概首先会注意到有关大革命时期的一组革命史料。那段历史，是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用鲜血写成的历史，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为捍卫他亲手中的三大政策和维护他故乡的革命传统而战斗的历史。那段历史，恐怕邑人，即使是同时代的邑人也许未必知道，知道了也许只是略知一二。至于今天的青年人，恐怕压根儿不懂得或不理解五六十年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这些史料的发表，对于贯彻革命传统教育，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特别这些史料的执笔者，都是当年从事革命实践有所贡献的。都已经年仅或年逾八十了，他们即将青春之火为后来人照路，又用余年呕心沥血地位我们提供第一手史料。对于这样的作者和来稿，作为编者，谁能不为之感动！ 对于一些老战友的来稿，有些情况也值得为读者们一提：芷轸同志写的有关中山抗先的史料是在10年前写好，后来又经过几位同志审阅过的；而阮洪川同志所补充的材料，则是从“事务繁多、劳累过度”、出院不久、一再执笔的。欧曼宽同志寄来的有关滨海区史料是抱病写来，有时又要老伴帮手才完成的。郑迪年同志是老战友当中、年逾古稀、精神矍？的一位健者，无“官”一身轻，于“品茗赋诗与孙儿作耍”之余，追寻家乡的“春色”与“秋兴”，大可以不断为本刊提供不少“珍品”，补充更多“营养”。 看了何金荣和甘岳雄两位同志的来稿，不禁浮想联翩，既感且慨。我跟他们是四十个春秋的老交情了，所提供的史料，又是密切联系着当年的战斗生活，时时刻刻牵动着彼此永不磨灭的感情。谁能忘记那些叔母、伯母呢？上期铁笔记者的史料中提到过起湾村的二叔母，她给党的出版提供一个秘密场所，还维护着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濠头李家村的声显嫂，每当地下工作者（不管一个还是三几个）来到她家（她家是一二区去三九区的枢纽），停留一宿也好，住上三五七天也好，她都无偿地供给伙食，一日三顿白米饭，甚至寒冬深夜，她一起床便给你弄一顿热辣辣的饭菜。她知道凡是被称作“同志”的人，当时是难得温饱的，什么时候让他们饱餐亿吨，似乎就是自己的天职，她们对革命只知尽义务，没享受到权利，甚至反而遭受损失（声显嫂家曾为大天二洗劫）！多么难得的群众啊！不过，何伯母、文婶、二叔母、声显嫂只是未党不动声色地干、不计报酬地干的千百人中的一二而已，要不是在我们的史料中把她们写上一笔，恐怕她们会被忽略，被遗忘，被埋没！ 上期刊登的《香山竹枝词》，很受老年读者欢迎。作者不是中山人，对中山市了却热衷于搜集和整理，并有专著出版。这一期发表的《香山诗略》续编，是他近年着意耕耘的成果之一。中山僻处南陲，而文风甚盛，诗作尤多。黄刘二氏辑成诗略，彼老交付印刷，功不可没；何文广同志继前人之志，有续编之作，其工亦不可没。何氏所辑，为数倍？于现所刊处者。全稿一俟完成，拟继续刊登，或选如本足迹化出版的丛刊。 中山是人才辈出，尤其是出伟人，值得自豪。但是有个名字，也许人们感到陌生。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杨殷。他跟孙中山是同乡，长期在外边工作，只在一旧二留念负责临时南方具的军事委员会何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时，经常往来于省港澳之间，还在翠亨加重的柴房里，搞了一道夹墙，以作掩护。他曾经是国民党，后来成为共产党；孙中山首创国名党，后来却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甚至表示过“自己先要加入共产党”。把两位革命领袖的历史对照看看，是很有意思的。但这是历史的巧合吗？不，这是历史的必然。炎黄子孙是会正视历史真实、尊重历史教训的。杨殷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被蒋介石杀害。为了纪念他，本刊特将刊登于《南粤英烈传》中的《杨殷传》转载于此。 编者先生： 我虽是道地的石岐佬，但对乡土历史很不熟悉，因此，热望从贵刊中吸取营养，增长见识。由于本人知识有限，阅读是常常碰到问题，您能不嫌麻烦，对我的疑问赐予解答吗？ 有两篇文章都提到陈炯明炮轰观音山这件事，但其中一二细节似有出入： “……孙中山只身走赴永丰舰，孙夫人与卫士在总统府抗击叛军，弹尽援绝，始化装脱险到沙面。钟荣光接到电话后，派电船吧他接到岭南，转船到黄埔，与孙中山会合，然后经香港转上海”。（《钟荣光转》） “姚观顺……辛亥革命期间，任孙中山的卫士队长。……负责掩护孙夫人脱险，由卫士对半张将孙夫人背出重围，离开观音山，前往白鹅潭，登上孙中山乘坐的军舰，在护送中，姚左足受弹伤。”（《姚观顺事略》） 对上项历史记载，应看成是内容一致，而又互相补充呢，还是其中确有某些失实之处？ 专此，敬颂 撰安！ 读者周砚农841001 矾农同志： 谢谢您，您对本刊表示热望是对我们的督促；您向本刊提出问题，是对我们的信任。 对于任何具体的历史，除非是当时当地的实践者或见证人，谁都是只能通过间接经验才认识的。关于陈炯明炮击观音山这一史实，人们耳熟能详，大体上也能肯定起梗概，弄清其来龙去脉。但是个中细节，亦不免言人人殊就您所举的两文来说，出入之处是有的，看来却是前者比后者较为接近事实。有人背着孙夫人出险吗？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谁背呢？有的说是张三，有的说是李四。搞史料的，务必做到仔细审慎，一丝不苟，但也只能尽力而为，逐步核实而已。兹将有关记载，摘录一二，以供研讨，编者才疏学浅，愧乏解惑之能；妄陈管见，廖作他山之助。 “孙中山在叛军向粤秀楼前进时，于深夜的枪林弹雨种穿出叛军包围，到停泊在长堤天子码头附近的宝壁舰避难……，稍后移驻永翔舰。当天下午，宋庆龄冒着密集的弹雨炮火，也冲出了总统府，并遇刺日陈专阜黄埔与孙中山会合。十七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孙中山传》） “陈炯明竟丧心病狂深夜火烧总统府，想把中山先生夫妇死在观音山。中山先生的卫士长马湘和黄惠龙为了中山先生夫妇的安全，催促他们赶紧逃出总统府。……两人相持不下……最后中山先生……令两个卫士长一个跟随自己，一个留下伴宋庆龄同志。庆龄同志……很久才……逃出观音山……到达岭南大学钟溶光家她就流产了。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廖梦醒：《我认识的庆龄同志》） 应该说，最确切的报导是出于本人手笔。下面摘录的是宋庆龄同志自己所描述的脱险经过（见罗比·有恩森著：《宋氏三姊妹》一书）； “为了躲避敌人，我们四个人；孙中山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自己……沿着……小道爬行……我们猛冲过去……经过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条小道……我们迅速看准机会，跑进两孤散兵游勇之中，各人夺路而逃……我头戴鲍上校的大帽子，身披孙先生的雨衣，于是逃脱了。……我已精疲力尽，要求卫兵打死我。他们没有这样作，一边一个架着我向前走。……我晕倒了。……我醒来，发现卫兵用凉水敷我的头。……另一个卫兵被子弹打中，也许已经死了。……我打扮成一个老农妇，同伪装成一个小贩的卫兵离开了这个村子。……第二天早晨，我……来到沙面。那里有另一位朋友，他是个翻砂工人，为我安排了一艘小汽艇……晚上，我终于在甲板上见到了孙先生。” 以上记述，对您所提的问题，大概可以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吧？有空的话，请您参考其它有关材料，如马湘的《追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之类。 专复，致以 敬礼！ 《中山文史资料》第二期总算出版了，正如复刊号问世之后，我们在迫切期待着社会上的反应一样，今天，我们也在迫切期待着，尤其欢迎读者们的批评。 不过，对于读者意见，如果我们有未便接受之处，那就万望得到谅解，或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曾有读者对“复刊号”发表的《岐隆公路沿革》一文，提出异议，认为文中提到有些人曾当汉奸云云。但我们认为，本刊所收的人物，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可以是做过坏事的好人，也可以是做过坏事的坏人。有些人对公路建设出过力，但那时他还未当汉奸。写他，只是记载其时其人其事，并非表彰他当汉奸。） 本期有几篇搞是写沦陷时期历史的，恰好构成一组。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似乎就是所谓创伤文学，听说它一出现，文艺界曾经发生过一阵麻烦。会有人对本刊发表这些稿件不以为然吗？大概不会的。因为这是史料，而史料，写人，正反而人物都可以写；写事，好事坏事也都可以写。温故在于知新，惩前足以毖后，“忘记历史”，倒是“意味着背叛”！（列宁语）史料的真正价值不在乎文过饰非，或因恶扬善，之在于求实存真，实事求是而已。 春野同志读到《北隅烈女行》，曾给作者一信，心中说：“大作诗力万钧，大有破寒胜暖之效，临风低诵，几欲涕泣！无名烈女，泉下有知，亦党引以为慰。诗及引言中两叙因我述事而起，使春野谬叨烈女之光，非作诗章法之必须，乃诗人着意之珠联。惜哉予何人斯？恐燕石使明珠失色耳。 “今日之处处花田，连云广厦，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浇出来；用叙述诗形式赞美诗逝者，提醒后继这皆知过去苦难岁月如此，从而奋力当今事业，使国家富强，教侵略者不敢再来，这岂不是诗人职责么？ “象《北隅烈女行》这类诗，有时会被一些人说是不合时宜的“创伤文学”，这，我是不敢苟同的。忘记过去，意味着社么呢？先烈以教诲过我们了。问题在能“抚创伤而扬斗志，处盛事而知本源”，奋发不懈，致生民于永远康乐之境耳。如此，写《北隅烈女行》这类诗歌是有积极作用的。当然，我不是提倡篇篇写创伤，因为四化以来，我国势如日之升，一日千里，正宜讴歌之，鼓舞之，怎么能日日唱低调呢？我是以为“怀旧”与“颂新”，应该有适量的比数，即使是怀旧，也不须完全屏弃。” 春野的伟论，虽就文学而言，但也完全适用于写史。不过，“怀旧”，不是屏弃与否的问题；一定要怀旧，如果不怀旧，就根本写不出历史。 两诗都是未定稿，作者是不准备发表的，但这既是有价值的史料，藏诸名山，何如公诸于世；向作者不以编者之？妄而见怪吧。 “当前爱国统一战线更加扩大，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大规模兴起，并且将持久地进行下去。在这个新形势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当更加突出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做好包括资料征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在内的全部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开拓工作的新领域。”（引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在市政协的正确领导何深切关怀下，中山文史资料工作是一定能够开拓新领域、进入新高度的。我们愿意跟兄弟单位一道，跟热心群众一道，贡献起余光余热。 在参加市政协四届二次委员会议的第一天晚上，编者突然接到一张讣告，痛悉本期《滨海区民主建政拉杂谈》一稿的作者欧曼宽同志于本月（四月）七日由于久病医治无效，在穗逝世！编者身憾不克亲与追悼，特借本刊一角，发表悼诗一首，，以表哀思，并向曼宽同志的老伴郑波同志表示慰问。 [center]分手四十载，聚首仅顷刻。 容颜无老态，风姿仍往昔。 伉俪紧相随，知军二竖逼。 病魔岂足惧？敌伪尚辟易！ 何期一讣告，晴空来噼哩！ 老泪任纵横，往事塞胸臆！ 师友独情深，起居共一室； 滨海建新政，战斗同朝夕。 知我学编史，赠书多教益。 邑桥“古仔”多，许我长供给。 《滨海拉杂谈》，岂竟城绝笔！ 伤哉人去矣，风范留矜式。 寄语嫂夫人，节哀望添食！[/center] 满宽同志！安息吧！一个共产党员克尽了一生应尽的义务是死而无愧的！我们是永远怀念你的！ 本期终于出版了，但是，从上期到本期，相距差不多一年了！ 本老，本刊早已于去年年底完稿，估计可以依时出版，而因种种关系拖延了，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按计划，本年该出的一期也应与读者见面，因此，把本期作为合刊，称为“总第五·六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