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是在石岐度过的，念完小学后才随家搬到广州上中学，当时我记得，每当家中有嘉庆的日子，或者是过年过节，大门口两边总挂着一对又红又大的灯笼，写上“义门郑”三字，据说，我们祖先是从福建迁到中山落户的，初时到中山隆都的庞头乡，后来祖父希侨公在石岐买了一间祖屋（即现在石岐南门共和巷二号），于是就在石岐定居，希侨公中过举，在县里当过学政（大概等于现在的教育局长），后来设置教学，一生清淡，到他逝世时，家道已中落，日子不大好过，那时幸得四伯父在岐做些生意，得以勉强维持。 祖父希侨公有一妻一父，养育了儿女九人，当我稍懂人事的时候，只知道有二姑妈（嫁到林家）、四伯父乙焦、五伯父润浦、七伯父伟夫、父亲道实（排行第八）及九叔生同而已，家父是亲周氏在一八八七年所生，他八岁时，祖父就死了，四伯父开始当家，俜请一位老师在家专门管教各弟，据说，那位老师文学根很好，思想上也不泥古，而且管教甚严，家父除做好例功课外，还如饥似渴地自学，将祖父遗留下来的书籍，见书就读，甚至听到别家有好书，也千方百计设法借阅，他记忆力很好，对爱读的书，经常写心得和评语，常有独到之处，是以深为老师和朋友们赏识，后来他告诉我，他从八岁至十六岁那几年，读了 不少书，他的文学修养就是那几年打好基础的，是时，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将不国，有识之士纷纷寻求救国之道，先有康梁要求变法，继有孙中山先生号召打倒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在人民要求大变革的思潮下，父亲亦深受影响，他后来说，那时他看了不少康梁变法的文章，对梁初期办的报刊，尤为赏识，认为文章刚强有力，切中时弊，有的放失，不论在文学上，思想上都使他十分欣佩！后来康梁失败了，于是认识到如果依靠清政府进行变法，是不会演出好戏来的，从此，决心追随中山先生，以实际行动闹起来革命来了。 在十六岁那年，为了想见见大世面，找个职业糊糊口，或者找得免费学校深造，于是带上几个光洋广州，住进了中山会馆，在广州，人地生疏，如何生活下去毫无把握，可幸在会馆结识了几位同乡，经人介绍，靠向报道馆写文章，拿稿费，勉强维持生活，不久，考上了两广方言学校，那间学校是专门培养外交人材而且是免费的，他读的是英文科，打算将来当外交官员，可是不幸得很，读了半年就大病一场，迫得返中山治疗，因而缀学，返中山后，结识了郑批按、郑建初、刘石深等志同道合的革命朋友，病愈后为糊口计，在一间小学教书，同时会同他们创办了《香山旬报》，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是时他写下了不少社论以鼓吹革命。当时为了响应中山先生推翻清政府，进行武装的号召，一班革命志士（郑批按、郑建初等，）常在我们祖国举行秘密会议，这种会议是很多人参加，关起门来竟日开的，祖母觉得奇怪，问聚集这么多人做什么？父亲直白简洁地对她说了。她听了一会说：“我知道你们是对的，可是要杀头！要秘密，切匆传出去，传出去就不得了”。后来父亲说：祖母作为一个乡下妇人，那时能够这样，确系难得，那次会议是起义的准备，但由于计划不同，联系不好而失败了，他星夜逃去广州，仍住中山会馆，又常向报刊投稿来维持生活，当时生活十分贫困，有一个冬天，会馆里朋友们在闲谈，谈及天气这么冷，如果有盆冬笋猪肉再加上一瓶酒，那就妙极了，遍询大家，袋中都是空空如也，父亲二话没说，立刻叫人将他的一套黑胶绸（见大场面时用）拿去当铺当了，痛快地大吃一顿。 一九一二年，他返石岐主办《香山新报》，担任编辑兼发行人，提倡革命后的建设事业，介绍各种革命学说，办了约一年，同年在石岐与母亲结婚。 约在一九一三年再扑广州，在报馆工作，写了不少针对时事的社论。 大元帅府在广州成立，中山先生任大元帅，伍廷芳任外交总长，他聘父亲为中文秘书，那时，有些讨伐军阙及对外宣言等重要文章，系由父亲执笔，文章写得得体，深受上级赏识，以后历任广州政府、（孙科、伍朝岖任市长时）广东财政厅，（宋子文任厅长）秘书，一九二五年任增城县长，一九二六年任中山县长，一九二七年任中山模范县长，以后任行政院咨议、铁道部秘书主任、中国航空公司秘书汉铁路局副局长等职，抗战期间，他由于对蒋政权十分不满，誓不但政府的一切工作，只是到了一九四七年，他的知交批按先生任修志处主委。他也就受聘任副主委，不久又被选为县参议长，直至解放，在这段期间（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批按先生和父亲同住中山图书馆三楼，（也即是修志处的办公地点）两人志同道合，相处得很好，那时批按先生的思想倾向似有所突破，父亲也不在谈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了，感情上更达到了新的高度，在那期间，作为参议长，父亲与一些官吏商贾打交道，作为修志馆的副主委，父亲与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相接触，我们兄弟都觉得他并不象厌弃任途的样子，原来他已经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了，后来听说他的同事当中，有人一直在向他和批按先生做统战工作，山区游击队又几次派人来与他和彼岸先生密谈,结果通过党的正确领导,中山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撤离,而人民解放军队伍尚未入城的一段真空期间,父亲留在石岐坚守岗位,并以参议长名义,负起团结中山的广大乡亲,维护国家财产,保障人民安全之责,十多天来,县上平安无事, 市肆生意如常,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通力合作,父亲总算完成任务了,为此.当时党在中山县的负责人郑少康同志,曾有亲笔信给父亲, 认为他为人民做了好事而表示感谢! 当游击战士入城时, 父亲会同全城人民一起夹道欢迎, 后以受俜为县支前副主任,被选为人民代表,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不久,我们接他到广州居住, 一九五四年广东文史官俜他为官员,月薪一百元, 享受国家干部的一切待遇, 后以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被委派出该会中山县召集人(筹备期间), 这期间他身体不好, 肺病也日却年严重,进入广州干部疗养院留医趁治, 终于医治无效, 一九五七年在该院逝世, 享年七十岁。 以上是父亲一生的概述，以下是我对他的回忆片段。 一：破除迷信，婚事新办。 我的外祖父母是从美国回来的华侨，都是基督教徒，母亲也是洗过礼的。由于这样，他们便没有习染到当时流行的封建的结婚所必需经过的种种繁文节和迷信活动，父亲是个神论者，最讨厌旧礼教的一切，祖母是位乡下出身的妇女，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一向是无条件支持的，所以当父亲提出想在结婚时尽量减少及废除一些不必要的活动后，没费什么唇舌就通过了，而当征求女家意见时，也一样获得同意。于是在结婚的全程中，没有出年生、合八字、看通书、择吉日那在今天还相当流行的一套。拜堂时父亲穿长衫马、母亲穿裙褂，但免除跪拜而代以三鞠躬礼，其他也一律从件从简。就这样，在当时（一九一二年）来说，已经真是独特的了。 二：信仰无政府主义，提倡世界语。 父亲自从结识郑批按，刘思复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后，除共同参加革命行动以外，经常在一起谈论世界和国家大事，研究讨论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尤其是对无政府主义十分向往，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政府的社会，最终的目的是世界大同，同时认为达到此目的。首先要全世界有统一的言语，于是他们以实际行动组织“心社”以宣传无政府主义学说和推广世界语，当我一九二八年到上海就读的时候，就住在上海“心社”办事处的房子里，我还记得当时由郑批按的弟弟郑佩刚当该社的会计。 三：他怎样成为伍廷芳的秘书？ 父亲从来不认识伍廷芳，也从没想过要认识他，但怎样会成为他的秘书呢？据父亲说，当时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大元帅俯，他任大元帅，委派伍廷芳做外交总长，父亲那时在***报社工作（可惜报社名字我忘记了）。经常用笔名写了不少针对时事的社论，忽然有一天，他在报馆工作时，有一位不认识的人要找他，说是外交部长来的，相见以后，那人问父亲是否执笔写该报社论的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那人说伍廷芳总长想找父亲谈谈，问父亲是否可以立刻走一躺？父亲得悉这样大人物要见他，顿时感到莫名其妙，当那人带父亲到外交部见伍廷芳后，伍第一句话就问：“你是在**报社工作的么？又问：“报上社论都是你执笔的吧”？当他知道绝大部分都是父亲写的，又问父亲叫什么名字，他几岁了？那时父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伍廷芳竟跟他一只了半个钟头哦。最后说：“我经常**报，该报的社报写得很有见她，文笔也好，现在部里正想俜用一位中文秘书，你估计是否可以相当？父亲说：“试试看吧”！就这样，父亲当上了外交部的秘书了。父亲说伍廷芳这人有点鬼佬脾气，做事毫不拖拉，要你做的事，你要立刻做出来，也准许你提出不同的意见，当时父亲年少气盛，每有不同意见，就率直提出来，他对父亲也有较深的了解，当父亲如孜孜一样，常叫到住处便饭，后来父亲说，他和许多上司共事过，而伍廷芳是他崇拜的，最好的上司。 四：做秘书，也做学生。 当他做外交部秘书时，有一天，伍廷芳叫他到住处便饭，饭后，伍力陈外交工作的重要性，问他对外交工作有无兴趣？今后想以这项工作做专业？父亲表示同意，做外交工作最低限度要熟悉一种外国文字，须先精通英文，以后再学其他，于是伍送父亲到广州青年会读英文夜班，母亲在美国时，已开始读初中，做父亲的英文辅导上绰绰有余的，有一段时期，我见他俩在灯下苦读，确是孜孜不倦。 五：不住大屋，住门。 约在一九二五年，孙科和伍朝区都想俜他做秘书，两个都是老上司，顺得哥情失少意。有个朋友献计，叫他索性请孙科为他设法放去当一个县长，父亲依计而行，果然不久，省俯派父亲去当增城县县长，增城当时是个穷县，不久来了一位现职的县兵大队长，他简略介绍了县的情况，并且说己问过几家乡绅，都欢迎父亲到时入往，其中有一家是最富有的，也非常欢迎父亲去住，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都不用父亲操心，父亲说：“不要太麻烦了！住县门就可以了。”来人说：“县门太简陋了，不好住呀！”父亲说：“不要紧”！我那时正放假，为了好奇，也想去玩玩，于是跟随父亲扑任，县里俜用了一只电船，把我们直接送到县城，码头上早有一班人在等候，塞喧一番，父亲就坐上为他准备好的轿子，前面有两个穿黑衫的人，吹着大约有一米长的大喇叭引路，后面追哟拥着一批县兵和另外一些人，浩浩荡荡地到达县俯，一看门面破旧不甚，进得门来，地上野草丛生，房屋残缺不全，一片萧索凌零景象！入到所谓线长室，除一张木床及一张办公台外，家具也没儿件，而且是旧得可怜的，是晚适逢下雨，屋漏得十分厉害，我们父子俩将木床搬到好几个地方，才勉强睡得下去，不知道父亲辞职或是免职？做不到两个月就离开增城了，后来，父亲解释不住大屋的理由，主要是怕给群众不好印象，也怕无形中乡绅们所包围，以后不好办事。 六：放犯人回家过年。 当父亲任中山县长的时候，委派人批按先生的弟弟建初做监狱长，建初伯兼洁奉公，极具同情心，从不克扣犯人伙食，深受监狱同仁及犯人的爱戴。犯人之间发生矛盾，只要他一句话，天大的事情也可迎刃而解，有一天，时近岁晚，他忽发奇想，对父亲说：“有些犯人，快要刑满释放，有些罪过轻微，且有悔过表现，我想做件好事，放他们回家过年（旧历年），过完年要他们保证回来，你看是否可以？”这个建议，父亲很感突然，就问：“你有把握保证犯人都回监狱？”他说：“照我观察，十分有把握”。父亲想了很久就说：“你既然有把握，那就去办吧！但是要慎重，这不是好玩的事情”。到年底了，他对犯人们说：“我现在放你们回家过年，但你们知道，我担当很大风险，你们到了年初五，保证一定要回来，你们办得到么？”犯人都说：“你老这样优待，不回来还算是人么？！放心好了。”结果到年初五，犯人们纷纷回来，没有一个不回来的。 七：一千元月薪，那还了得？！ 一九二七年，行政院决议中山县改为模范县，并委派父亲为第一位模范县长。模范县不属省领导而且属行政院管胲。当时开了一个不少有名人物参加的会议，除父亲外，有吴铁城、唐少月等人，会上除讨论了有关建设模范县的大问题外，还讨论了县长的待遇问题。唐少月说：“办县事，我知道有些琐琐碎碎的开支是很难入帐的，要当县长的兼洁奉公，可不能让人家读本！担子很重，所以县长待遇应提高，我建议县长每月工资要打破常规，一千元才算合理。”父亲立刻表示反对，以为郑某是想回乡发财，不是做事的了。切切使不得！使不得。”结果决定县长月薪略为高些，以示与一般县有所区别。 八：尝尝大庙下的狗肉煲。 父亲一生具有浓厚的书生本色，虽说做过官，但没有官派。其行为有时可以说是不的，当他任中山县长的时候，有一天，他放工回来，对我说：“等天略黑的时候，带你去吃一顿狗肉，大庙下的狗肉香极了”。到时，父亲穿了一身黑胶绸衫裤、戴上一顶深灰色毯帽，两父子就到大庙下狗肉档要了一斤多狗肉，还有一些酒，蹲在板凳上吃起来了，父亲把店貌按得低低的，看来是不想人家认出他，免得应酬扫兴！我们一边等狗肉熟，一边谈，他说：“吃狗肉，要用本头来装，用碳炉来煲，煲够时候了，蹲起来吃，那狗肉就显得特别香，如果用白台布，用象牙筷子，用漂亮的盘碟盛起来吃，那就失却了吃狗肉的风味，狗肉虽好也会变味的”。 九：治安要维持，走不得。 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那时父亲适任中山县长，当时有很多小道消息，说中山快也跟着广州暴动，中山的共产党开会，说是首先要提郑某处死等等。真是风声劾立，一日数惊！当时，有些好友及同事，力劝父亲走避，免得吃眼前亏。父亲经过详细的考虑，认为如果他离开石岐一走，坏人肯定就会起来扎乱，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群众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他自认在中山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民的事，如果共产党的势了，按他的估计也不会对他有很大的伤害，于是决心留在石岐。在县俯内彻夜办公，以安人心，不久广州起义失败，中山没有动静，县民他没受到损失。 十：借钱买屋。 做过几任县长，做过许多大机关秘书，一般来说，买一间可供住宿的房屋，似乎是不成问题的，这些是父亲多年来的愿望！他常说，买一间屋，失业时可免一笔房租的开支，将来为儿女计最低限度有个落脚点，也是必要的。想是这样想，但很久读末能实现，一些有钱的朋友都纷纷表示，如果买屋要钱的话，他们可以凌集一下，先行借用，当时父亲正在广州失业养病，有一天，有位朋友对他说，在豪肾街有间不大的旧平房，因业主急于用钱，很便宜就可以买到，但房肾街看了一下，觉得房价的确相宜，但要全部修理则所需费用甚大，于是朋友们建议，可先买下来，修理一部分斩住，将来有钱再修期于部分，甚于钱他们可以先行借用，以后逐步归还，据我所知，当时借得最多的是黄初伯。这笔钱听说父亲做平汉铁路副局长时才还清。 十一：好景时光。 父亲做过县长，秘书，月工资都是比较高的，但家庭人口多，有十个子女，开支大。而且双亲都不遗余力地支持儿女受最好的教育，这更增加了不少负担，可幸母亲十分节俭，而且理财有方，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总算是顺利地度过了。直至父亲就任平汉铁路局长时，我家在经济方面，才进入好景时光，那时，父亲每月工资一千元，另外三位局长共可开支二千元的交际费，如此，父亲每月合起来就有一千六百元左右的收入，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不少的。在任职的几年中，请还了购豪路房屋的借款，改建了该屋后座，还投资千余元在从化温泉了间两房一厅的简朴平房，此外还略有积储，生活是比较富裕了。 十二：顶屋迁港。 一九三四年左右，由于儿女多在上海读书，为便于照顾，举家迁到上海定居，只有父亲在汉口工作。我们租用三层楼房一间，住得比较好。一九三八年初，父亲要从平汉铁路调到胶济铁路当委员（该路局是委员制）。但他不愿再干，辞职返上海。但那时，由于上海附近各县的有钱人家，感到治安不好，且怡日寇侵略，纷纷移居上海。是以房屋顶手费上涨的很厉害，较好的房屋除以后每月付租金外，其顶手费往往都要黄金十条（每条十两），或几十条才能取得入住资格，父亲鉴于很多朋友都迁在去香港，而上海亦非久居之地，于是趁机将所住的房屋连同家具以十条黄金顶与别人。就在一九三八年这一年举家迁住香港。以后在港居住了几年，直至香港沦陷，都靠这笔收入来维持。 十三：卖书生活。 在香港居住不久，我、二妹、三弟、四弟早已分别入内地工作，六妹亦已到韶关附近岭南大学就读，到香港沦陷时，家境已渐感拮据。香港沦陷后，几经艰苦设法，从港逃到广州湾（即现在椹江）。到达时已经狼狈不堪，住不多久，又要向桂林转移了。父亲珍藏的《四库丛书》辗转设法存在广州湾友人家。为了筹旅费及以后的生活费用，迫得以万般无奈十分惋惜的心情，将《四库丛书》一套共几十箱，转让与人，据说，那位买主亦是同道中人，除详细点收以外，还答应妥为保存。就是靠这笔钱，我们在桂林生活了几年。 十四：凄凉岁月。 父亲在桂林闲住期间，多次接友人从重庆来信，请他到重庆工作。而父亲那时，早已逐步看透蒋政权祸国殃民的行藏，认为仍由那班卖国贼统治下去，国家前途不堪设想！所以宁过贫困生活，也不再为他们卖命。到桂林将沦陷时，虽然不能说是身无分文，可也相差无几。那时，我只韶关，由于桂林失得突然！无法取得联系，更无法给予接济。后来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举家迁返广州后才能再度联系上。听他们说：“到离开桂林将过流亡生活时，真是前途茫茫无所适从！只有离开了桂林再算，几经设法，举家沿漓江南下，赖五弟沿途摆卖衣服及用具为活，最后逃到藤县。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老先生（姓名待查）。闲谈间，得悉我家的遭遇，谈及彼此一些朋友都互相认识。于是叫我们在他的火柴厂暂时工作，然后再作打算。父亲正是求之不得，使当上该厂职员，母亲及各弟妹都当上工人。如是者逗留了一年多了，直至抗战胜利。 十五：拒绝当官。 抗战胜利，得父亲朋友之助，举家迁返广州。有位世好，是林继昌之弟叫林继庸的，他被委派做广东地区的经济特派员兼任广东敌伪产清理局局长。他得悉父亲在广州，于是先后几次到我家；极力邀请父亲做该局的总务处长。父亲以久厌仕途，精神不好，无法担任如此重任为辞，坚决拒绝。他私下对我们和他的朋友说：别人看来，这是一个肥缺。但在官场，我不愿再作冯妇！是非之地，干不好，坏了名声，此事绝不能干。 十六：怎样当上了中山县参议长？ 一九四七年，全国各地区酝酿选举参议员。我家突然发现增加了不少来客，其中以从中山来访的乡亲好友为多。当时在中山县当县长的孙乾也来过一二次，据父亲说：“他们很多是来劝我竞选中山县参议员的。我这个人一向是多政治不感兴趣的。所以对此事全不介意”。但有一回，我听得比较清楚，父亲说：“我已久厌仕途，身体又不好，不想抛头露面了。要我参加竞选，既无钱，也无力，爱莫能助！”他们说：“你不必回去活动，也不要用一文钱，能选出一位象你这样的人当议长，对桑梓是非常必要的。你在家乡很有威信，只要你宣布参加竞选，那么，我们保证你能选上。”后来父亲果然当了参议长。 十七：回岐登记。 在镇反运动期间，凡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人，都必须向政府登记。父亲多年前，己参加了国民党，虽然从来没有在党部工作过，但也必须进行登记。当时他在广州居住，为了在广州还是回岐登记比较有利这问题，曾作过详细的讨论。我认为，在广州地头大，曾家做过县长局长的人有的是，不大显眼。而且大地头，领导政策水平高，执行政策会比较正确。如返石岐登记，作过县长局长的能有几人？所以显得特别出众，对他十分不利，所以好事在广州登记好。可是他坚决反对，他说：“我无钱，无田，无生意，是个穷光蛋，虽然做过官，自问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乡亲的事，家乡人民知我最清楚。在广州登记虽有好的一面，但人家不了解我，我意还是回岐登记好”。后来回岐登记，果然什么麻烦事都没有。 十八：他在家庭中。 我们家庭中是比较民主的。他常对我们说：“我对待你们，好像对待弟妹一样，事实上确是如此。他从来没有对我们疾言厉色过，更不说打骂了！对我们做错了或不对眼的事，他都能做到说服教育。我记得当我还在中学读书时，早上起来，我叫佣人给我打水洗脸。他见到了对我说：“我们雇请佣人为的是我家人口多，家事自己干不过来的缘故，你这样做，完全是大少爷作风！自己可以做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以后不得再如此”。他好读书，在家常手不释卷，更由于在社会接触各色各样的人物。所以他腹中新老笑话特多，他又健谈，时触景为我们谈到不少笑话，还谈得有声有色，经常使我们捧腹大笑。他也是我们的好参谋。我记得当我在初中毕业不久，他问我对前途有什么打算？我说再读书。他说“当然要再读书。但人要有理想，要有奋斗目标，他接着说：现在时局动乱，将来做军人可能有前途。但我看你不大适宜，因你不是这种人。我国是以农立国，将来做一个农业家本影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可是国家穷，社会又经常动乱不安，多农业无暇顾及。即使学成亦恐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我认为，你今后最好学工科，尤其是土木工程。社会上任何一个时候都十分需要，随时都可以找到工作，是一个铁饭碗。你认为怎样”？我于是按照他的教导决定学土木工程了。一九四八年，北京快要解放。我九妹在广州，就读于岭南大学，她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特意跑到石岐去见父亲（挡横司他任参议长）。诉说她想到北京找我二妹（她当时在北大工作）搞转学。要父亲支持她。父亲对她说：“我看共产党是个有希望的党。青年人应该有他自己的主张，到解放区去是对的”。他还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在北京高教委员会工作的马叙伦，为她转学事帮帮忙。（但当时父亲很穷，无法为她筹得路费。着她去香港找四弟设法）。她到了北京，剪刀马叙伦得到了他帮忙，转入燕京大学。跟着不久，本在中山纪念中学旧都的十弟也到北京求学去了。 十九：他理想的退休生活。 他曾对我说“我这个人，其实不是当官的材料。思想上既不想飞黄腾达，高官厚禄，也不想而也不会长袖善舞，腰缠万贯，对名利地位，我是没有雄心壮志的。因此，我一生可以说是两无成就。今后我但愿到六十岁左右，做事也做得差不多了，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了无牵挂，那时我就退休了。到那时，约同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住在一起，谈天说地，饮酒下棋，作诗练字，过着起居无时，唯适之安的悠闲岁月，那就最理想的了。我化了千多元在从化温泉，修建了一间平房。就是想这样做的”。可是遗憾得很！父亲五十岁不久，抗战军兴，过的便是坎坷不平的生活。在从化温泉的那间房子，他还没有住过一晚！ 二十：我尽了我的责任未？ 他晚年患有严重的肺病。是在广州干部疗养院疗养时逝世的。逝世那天晚上经过紧急抢救，精华森总算恢复过来了。那时，他突然很严肃地问我，他说：“亚倪：你坦白告诉我，我究竟寂静尽了责任未？！”这句话问得确实使我感到十分突然，我记得我挡横司仓促地答道：“亚爸：你一生所做的事，完全可以对得起任何人。对社会，对工作，你已经尽了责任，对家庭，你不只尽了责任，而且已经尽到家零几了。你十个儿女中，有两个早死，其余八个有六个都培养到大学毕业，两个大学肆业，各有专长，都能还好地在社会工作。单就这一点来说，那你还有什么遗憾呢？！”他微笑地点头。这些话，也许说得十分得体，对他为人，还不够全面概括。可是，这是出自我心里的话，是我对父亲一生的评价。 我年已逾古稀，记忆力早已衰退。而且我是搞建筑的三行佬，文笔欠佳。写起文章来，每感有执笔忘字，词不达意之苦！同时，为亲人写回忆，思想上虽想力求真实，但在感情上恐有偏颇之处。因此，？误实所难免，敬希指正！ （编者按：作为国民党民吏，作为中山的父母官，郑道实起其人尽管有着阶级上和思想上的局限性，但确是“为人民做了好事”，值得受到党领导同志赞许和群众怀念的。文中提到郑道实解放前夕，坚守岗位，为中山的解放作出贡献一事，确应大书特书。其时编者正在修志处工作，与革命工作者黄柏梁共事（民盟的陈宏文也同在该处工作），接受我党（直接是师范党支部，负责人是谢秉才）所安排的任务，做两郑（彼岸和道实）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山区部队派出贺羽参谋来图书馆三楼，与两郑密谈，也是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彼岸早已倾向马克思主义（所以他敢于公开宣称是“安那其的叛徒”），与道实共事期间，当然具有共同语言。图书馆馆长李鸿标是道实的亲戚，在道实影响和团结之下，也能去除顾虑，不作逃亡之计。因此，中山解放了，保存着数量较大价值也较高的一批图书，文献，得以完好无缺地回到人民手中。回顾这一史实我们当然不会归功与个人，但断断不能不肯定党的统战政策的伟大，断断不能不大书特书，中山党执行解放孙中山故乡这一神圣任务所取得的不同寻常的胜利。至于文中所“缅怀”的一切，能否恰如其分地写出郑道实其人，有无由于作者是道实的儿子而在“感情上存在偏颇之处”，尚有待读者们，特别是郑道实的生前友好，作出实事求是的补充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