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关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二年）又名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张，对发展民族工商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郑官应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文瑞为乡塾教师，在雍陌乡的祖屋大门上方，至今还保存有“秀峰家塾”的大字石刻。由于“庭训夙承”，郑官应从小勤奋好学。他的青年时代，正是国家备受外强侵略之时。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产生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兴办的近代企业，而当时中国民族近代工业还未产生。郑少年时“曾出国游历，颇留心于国外的政治实业”（《开明报》“郑官应先生小传”）。十七岁那年，他应考童子试不中，于是奉父命“赴泸学贾”。但学商并非他的始愿，仅是因为“家贫作贾，负米娱亲”（郑官应《救时揭要序》）而已。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二十年中，他曾先后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或自己经商；一八八O年起，又先后在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等洋务企业中任总办和帮办等职。“郑官应投资并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是从挽回民族利权出发的。”而且“他一入洋务企业任职，确实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他的企业多有建树。”（夏东元《郑观应传》第十二、四十二页）在办商务的实践中，郑官应逐步形成了维新改良思想，写成《盛世危言》一书。他在自序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了如下表述：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这是他五十年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此，在宣传维新变法，传播新知识方面起过很大作用。 一八五八年，郑官应随在上海新德洋行任买办的叔父郑廷江（秀山）学商。次年，通过亲戚关系，到英商上海宝顺洋行管丝楼和轮船揽载等事宜。由于办事认真勤快，受到老板的赏识，很快被提升为洋行买办。一八六O年，英法联军发起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危亡时刻，关心事务、热心救国而又屈身买办的郑官应形成初期的维新思想，写成了《救时揭要》，指导思想是要治人心，劝人行善，多数篇幅具有“触景伤时，略陈利弊”的积极内容。他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易言·郑观应自序》），足见郑官应的爱国忧时之心。此书“先传至日本，即行翻刻”。可见影响是较大的。 一八六八年，宝顺洋行停业。郑官应最初与人合股经营和生祥茶栈，又与外商合股经营公正轮船公司，以后还当上杨洲宝记盐务总理，成为一个商业资本家。一八七三年，他参与创办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次年被聘为总理兼管帐房、栈房等事，权力相当于总买办，直到一八八二年合同期满。一八六七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郑官应对此颇为不满。是年江南旱灾，其父文瑞“捐资为倡，并谕伊子郑官应等在上海筹捐”。次年，郑官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创办筹帐公所，帐济山西灾荒。一八七六年，他又与徐润、盛宣怀等人办义帐公所，捐资帐济河南、直隶陕西等省灾荒。由于郑管应及其家属在捐帐灾荒中有功，一八八一年，清政府批准将捐帐事迹和有关人员姓名载入原籍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后不知何因，此事没有载入《香山县志》。诚为憾事。 这期间，国家处于边疆危机的时刻，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在影响和阻碍中国企业的发展。郑官应在二十多年的买班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要发展民族经济，必须反对外国侵略。早在一八七O年至一八七一年间，他便写成了《易言》一书。他认为要救治当时的弊病，“莫如自强为先”，自强之道，就是一要变革清朝统治因循环守旧腐朽的习俗，一要了解“远情”，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战胜外国侵略者。一八八O年在原稿修订刊行时，还提出要发展民族经济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此书在香港付印，很快就流传带日本、朝鲜。 一八八O年至一八九三年，是郑官应一生中变化大、挫折多的异端时间。八O、八一奶奶，郑官应以外国企业中的买班身份，先后担任了由洋务派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局的帮办总办职务。一八八二年郑官应与外国洋行合同期满，决定正式脱离洋行，以全力来经办中国自己的洋务企业。年初，他接受李鸿章的聘请，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后，郑官应经过一番调查，亲自拟定“救弊大纲”十六条，革新局务， 经过出色的经营，招商局的局面为之一新。一八八三年十一月，被委为总办。 不久，中法战争爆发。郑官应即上书朝廷恳求抗战到底，差提议效法外国培养水陆军人才之法，于沿海适中之地设一水师大学堂，各省皆设一陆军学堂。一八八四年三月，郑官应辞去招商局织布局职务，由上海赴广东，谒见新任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积极参加抗法斗争。当时，我驻德公使从德购进大炮二十五尊，运抵香港时遭到港督的禁运。两广总督张树声认为郑官应“通达交涉事宜”，派他赴香港交涉。果然交涉顺利，很快把大炮提运回广东。接着，奉命潜入西贡刺探军情，他与随员乘香港船达西贡，利用招商局身份为掩护，对法军的布防设施，兵力部置作了侦察，绘成早图，出色完成了任务。随后，到新加波、暹罗等地商谈“合纵抗暴”事宜（雍陌故居现存有“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的牌匾）。还参加购运机械、稽察形势、办理防务等事宜。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在清军连连告捷的情况下草率收兵，于一八八五年四月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郑官应对于清政府的怯懦态度十分气愤。他的爱国行动是值得称赞的。 一八八六年以后的五年间，他基本上住在澳门，过着隐居生活。此时，中国已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在外国侵略和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不满现状，抱着除弊图强，不被外人欺侮的愿望，在《易言》的基础上，著成了《盛世危言》一书，于一八九四年刊行，以后一再增补印行。此书从各个方面介绍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分析他们取得的效果和经验，提出效法西方进行经济改革的具体意见。《盛》书对兴办铁路、银行、电报、纺织、开矿等著有专文，提出“中国欲制 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盛世危言·商务三》）；主张重视科技人才，广设学院，教育人才，把学习西学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批判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成”；主张设立议院，以彻底消除吏治的积弊，发展民族工商业。此书在经济思相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由于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人民挽救民族危亡和富国强民的要求，故受到各界的重视，在当时开成了一股谈论和研究《盛世危言》的热潮。 一八九一年，郑官应奉李鸿章委为开平煤矿局粤局总办。九二年，他重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常到各地勘察商务，并多次上书盛宣怀，提出整顿局务的措施及抗日的主张。一八九六年五月，他任汉阳铁厂总办。为适应近代工业急需技术人才的要求，他提出在汉阳铁厂设立大学堂的建议，并多次提出降低成本、改革铁厂的措施，指出要办好铁厂必须收回铁路建筑权。这些主张，在当时国家主权受外强侵犯的情况下，是具有反侵略受国思想的。但郑官应受到北洋派的毁谤及人身攻击，一八九七年七月辞去汉阳铁厂总办之职。以后，他仍关心工商业的发展及维新改良的形势，不断提出“治安五策”、《时事急务管见二十五条》等。 一九O三年六月，奉王之春委派代理广西左江道篆，七月，王之春被革职，郑官应随之卸职回广东（雍陌故居现存有，“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牌匾）。是月，盛宣怀正式札委郑官应为粤汉铁路公司总办。他积极参与创办粤汉铁路，亲自招聘工程师，购买器材，勘察路线等。希望藉此实现他那一整套自力图强，抵制侵略的主张。一九O六年四月被公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粤路公司在郑官应任总办后发展很快，至六月比原计划四百万股增加一倍，“是为中国实业自来所未有”。然而，北洋派为谋夺粤汉路权，对他进行迫害，在广东各报刊列举他总办粤路中亏耗银钱等罪状二十条。后经查帐证实粤路股银无亏。一九○七年郑辞职。一九○九年，招商局权力从袁世凯手中夺了回来。郑官应被选为董事，第三次进招商局，支持盛宣怀反对袁世凯控制轮电二局的斗争。辛亥革命后，郑官应积极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晚年热心教育，担任学校的实际工作，包括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等职，对招商局公学培养人才仍寄予很大希望，任校董事直到一九二二年去世。 郑官应一生曾三次捐官（一八六九年、一八七○年、一八七九年），由员外郎而郎中，最后捐官至候补道，由三品衔晋升为二品顶戴。郑官应生活在中国半殖民地社会逐步形成的时代，他的一切主张和很多活动，大都是围绕着富强救国这一中心，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削弱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民族经济的侵略。从经济工作的实践到著书立说，提出了较有系统的见解。虽然他的抱负和主张，在当年未能实现，但可以看出，他确是一位蜚声中外的进步思想家与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