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我出生在中山县的溪角乡。那时一个教师的家庭，曾祖父、祖父、父亲、叔叔、姑姐们都是当教师的，虽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但那时封建社会的文化。家里供奉许多神位，我每天早晚都要负责烧香、点油灯；早晚吃饭总是男人吃先，然后是妇女吃。这使我无法理解。我还看到乡间清明扫墓，男人都分到烧肉，而女的却没有；生男孩的第二个年头就到祠堂挂彩灯，生女孩就免；当我的哥哥、姐姐长大了，一切家务，都由我和弟弟担当；而走亲戚，上县城买东西、洗衣服、种花浇水等杂务，则有我包揽起来，我实际上成了家中唯一的奴婢，所以父亲给我取名悦环，环就是丫环的意思。 旧社会妇女受欺凌的情景，深深地埋藏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上。这使我从小就种下了对封建家庭、封建社会不满的根苗。 我八岁上小学，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莫如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故事。我是中山人，和孙中山是同乡，更加感到亲切。孙中山主张要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我联想起当时的社会和我的家庭，真使我无限向往。我觉得这是对我参加革命思想的启蒙。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中山县子女中学。但是我的哥哥在广州读书，经常给我寄来进步的书刊，使我逐渐认识许多道理，特别是妇女解放的道理。一九三四年，我转学到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当时和我同房的是高我一级的谭本基同学。 谭本基同学经常介绍我阅读进步图书，如《母亲》、《八月里的乡村》……等，这些书在当时是不准看的。她经常找我谈人类解放的道理，又教我唱《国际歌》。当时女师校长萧悔尘，是留学日本的，她推行的是整套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对她这一套，一些进步的同学，是极力反对的。这段时间我因受进步思想的教育，常常参与一些进步活动，有一次因散发革命传单，被人揭发。但校当局拿不出实据，便胡乱加上 一个罪名，说我偷了同学的衣服，要开除我。幸好当时有人给我说清，只作罢论。这件事，更加深了我对反动派的仇恨。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在省女师毕业后，有刘天行同志介绍我到花县南阳庄乡府教育实验区的基础学校任儿童团主任，这个实验区的教育组长是黄焕秋同志。我在这里一边教学，一边宣传抗日，晚上还教夜校，经过一年时间，我深感自己知识贫乏，又少经验，对革命理论的底子有很薄，于是，我下决心要到抗日军政大学读书。我把自己一年积存下来的工资作路费，通过组织的介绍，在一个清晨，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离开了南阳庄，坐上粤汉铁路火车，经过一天一夜，来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转了介绍信，又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又转乘汽车到洛川。一路上，经过国民党军警的检查，土匪的拦劫，历尽艰险才到达目的地。以后，就是和上海来的几个工人一同步行了，因为是雨天，道路泥泞，更是艰辛。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们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城四面都建有城门楼，一条笔直的商业大街，两旁是平房式的商店，城里有男女的集体浴室，这使我第一次感到是男女平等的地方。除了平房，其它都是石窑洞和窑洞，城门外就是延河，毗连清凉山，山上就是那具有延安特征的宝塔。 在抗日军政大学办事处，我们办理了入学手续，便被编入第五大队，队长是何长工同志，我们十个女的都编入女生队，同住一个窑洞，生活、学习就在窑洞。白天就在山头上大课，赖若愚同志上军事课，何思敬同志上政治经济学。有一次集会，我们还见到了丁玲同志，她身体微胖，态度慈祥，我在中学时就读过她的作品，是很敬慕她的。 又有一次，在大会上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原来是毛泽东同志来了。他身穿蓝布长衫，当时是我们抗长的政委，他这次是专为我们学员作报告而来的。他操着满口的湖南话，讲话深入浅出，有很强的感染力，真使我毕生难忘。 有一天，我刚从窑洞出来，远远望见一个人上山，渐渐靠近我们五大队，他身穿灰布军服，穿一双草鞋，笑着脸向我们走来，同志们都惊喜地叫着：“朱总司令来了！”接着，大家都靠拢过来，围绕着总司令。人人都有拿着笔记本，请总司令题字。他老人家是那么慈祥地，逐个给大家写，当轮到我的时候，总司令给我写了“朱德同志的题词，成了我的精神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一直都在搞妇女工作，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抗大在延安城门外举行了散学典礼。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到会了。会总司令的率领下，我们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东征。 一九三九年春，就在这次东征途中，我第一次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与此同时，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回顾我上述的经历，是我从一个农村的毛丫头如何成为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历程。这段历程的每一个转折时刻，都是在党的指引和教育下才得以完成的。现在我认为：我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后的经历是值得回顾和总结的，目的是进步提高自己，更好地为四化贡献出自己的余热。 注：刘展平同电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及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离 休前任花县商业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