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日，又名官日，字凤鹏，一八八O年（即清光绪六年，庚辰）三月二十六日生于香山县隆都坑口圩。一九O一年八月，我二十岁时，农村生活艰难，为谋生计，我收购了别人的回埠票，经香港搭船往澳大利亚，走上了去“金山”之路。 我在香港由李？英包位，贿买了税关，船行一个多月，才到达澳洲昆士兰阜登岸。先在庆其昌金山庄住了一个礼拜，再搭过阜船经庇利士彬，转乘火车到了吐琳罢阜。在那里，我由人介绍先做菜园工，整地、种菜、浇菜、收菜以至运到街市出卖，样样都做。辛苦地劳动，一如在家乡当农民，但每也礼拜的工银仅得一镑。仅做了五礼拜，在十月我有乘夜班火车直上火炉罢阜仔，转搭快车去威炉彬羊巴（即牧羊场）做斩树工。这里原是一片莽莽原野，杂树砍光。为要开荒养羊，必须把杂树砍光。我们被雇来的桥工，就是做这种砍树开荒的辛苦劳动。我们凭着勤劳的双手，把一棵一棵的树砍掉，大的先用刀剥去树皮，使树木枯死，小的就用到斩下，放火烧掉，然后开辟成牧场或田园，这真称得上披荆斩棘。澳大利亚的千百亩农田，就是这样经我们华工的双手开垦出来的。薄树皮的工作很辛苦，但每剥六棵树才得一便士工银，即三百二十分之一镑。不久，我又去做“爹臣”工，锄勒树仔，开荒养羊。当时，天大早，地无青草，羊不聊生。我们只好把树斩下来，用树叶喂羊，这才挽救了羊群的生命。所以说，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发展、兴盛，实在有我们华工的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我在威炉彬羊巴共做了四十个礼拜，至次年（即一九O二年）七月，又无工做了。我和三十多位同伴只好各散东西，自谋生路，有的下阜，有的上洋山。我不愿下阜，迫着再去羊巴做苦工。当时，我有个叔侄郑志在当架羊巴做“判头”，雇人斩树。我便到了那里作斩树工，仅做了两个月，工完了，我无奈又与同伴步行上新佐治阜，记住在菜园里寻觅工作。后来，经叔侄郑？介绍在暖度羊巴做了半年斩树工，每礼拜工银仍是一镑。随后，到新佐治候工待雇，一九O三年去了罗麻阜做杂工，一九O四年复回吐琳罢阜做菜园工，半年后复经庇利士彬搭船往宾地北蔗巴斩蔗。一九O五年重返庇利士彬，在锺同利木铺学师做木，直至一九0九年。在这五年间，我认真做工，节衣缩食，积蓄够来回水脚钱，才回家乡结婚。复阜之后，我做过拉车卖生果，做过木工和菜园，用辛苦劳动的积蓄，作为数度回乡探家之费用。 讲起澳大利亚菜园工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但是的菜园，没有安装自来水。我们每天肩挑几百担水浇菜。计时没有钟表，只能点香来计算。每天，天未光我就要运菜到菜市场出售，回来后又做其他工作，直做到深夜，连洗澡的时间也没有，有时睏的来不及洗脚，就把教放进麻袋里，倒头便睡。到装上自来水后，菜园里由于积水多，随处孳生蚊虫。我们所用的蚊帐破烂不堪，用胶布补了又补，又黑又脏又破，饱受蚊难。 一九二四年，我在雪梨乐利木铺做木工，不慎被机器车断了拇指，十指连心，我痛楚难捱。经过一个月的医治，但保险公司只赔偿我三十镑，仅作一个月工资罢了。 一九二五年，我回家三年后复阜，然后在庇利士彬、洋山、差利维阜等地，做菜园工、木工、厨工，劳劳碌碌，仍旧是工字不出头。我付出了不少血汗，收入却少得可怜。我只好再到雪梨，在同乡刘作舟的永兴隆杂货铺当厨工，直至一九三五年回家乡。这时候，我想不再过背井离乡、抛家别子、寄人篱下的凄楚生活了。但回家后，眼看到母老妻嫩，儿女成群。不出洋谋生，与怎能维持一家计呢？我只好于一九三六年，携带次子嘉乐，重踏澳洲土地。当时嘉乐所领的读书纸，有同乡老板刘作舟作担保，起初是半工半读，课余回店无偿帮老板做工。我在厨房，他在铺面，从扫地到挑水，一切杂工样样都要做。晚上父子两人就住在一间不满方丈的星铁房里，，夏热冬冷，若不堪言。由于要有老板做担保，嘉乐儿就象被绑在老板的店梁，人身依附，不得自由。有一次，老板截获乐嘉友人的一封来信，发觉嘉乐有挣脱束缚，寻找自由的意向后，老板竟然不顾同乡之情，立下驱逐令，声明不再为他担保，勒令他三天内离境。嘉乐哭诉无门，只身出走，我还被蒙在鼓里。他幸得友人帮助，到了烟菲路阜，为中山人雷妙辉同情继续为他作担保，这才避免了被赶回国之厄运。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家乡沦陷。我在乡的家人逃难了香港，，幸好外汇仍得维持。可是烽火连天，国土沦亡，我们在海外的赤子，真是忧心如焚，度日如年。望长望短，捱过了八年，终于等到四五年九月的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六月，来往澳洲——香港的客轮尚未恢复，我就急不及待地乘货轮回国。在海上颠簸了近两个月，几经艰难，才到待香港。从此，我就结束可爱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