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和钟师的关系 我于是934年毕业于广州培英高中，是年秋考入岭南大学家学院攻读，旋因病停学，其后又毕业于原属岭南大学的协和家学院。所以，我和钟师荣光是师生；但他又是我祖母的胞兄，我称他舅公。此处，我母亲钟爱基是他的婢女，他参加中山先生所创立的兴中会和信奉基督教后，便把我母从婢女地位解放出来，收为养女，送入拿打素护士学校读书，因此，钟师不但是我舅公，也是我外公，我与他就有着三重关系；而由于这样，同时又由于相处时间较多，我对他的一生行事为人，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受到相当深远的影响。我幼时不时见他来我家，每次过访，他总喜欢和我谈话。记得有一次，他堆满笑容地问我“长大喜欢干什么？”当时我是个初中学生，开始接触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因此就一本正经地回答他：“我愿当教师。”“有个志向，很好！但要专心。”他是嘉许我这个志向的，而他不因我蒙昧无知却能诚挚待我，给予我留上第一个良好印象；这个印象，至今还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荣光校长现存的亲属除他的六弟荣芬的两个儿子和媳妇以及几个孙儿外，就是我的九十四岁的母亲和我们六位兄弟姐妹了。 二、参加革命和信奉基督教前的荣光校长 荣光校长青年时代是个很有才华的举人。他擅长八股文，名重一时，许多想考取功名的秀才都有请他做“枪手”（注一），因而入息丰富。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使爱国志士。报国无门，从而沉迷酒色，消磨壮志。青年的钟荣光，就是其中一人。但他自参加革命和信奉基督教后，便不再纵情于酒色财气，前后判若两人。 我的先父加忆舅公这段历史时曾说过一件趣事：他曾包了一位妓女，到他决心接受洗札了便对那位妓女说：“我今日成为基督徒，不再跟你来往了，现在给予你一些钱，希望你另找新生活。”他说到做到，从此之后真的绝迹秦楼楚馆，戒绝鸦片烟瘾，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志士和虔诚的基督徒了。 三、在黑后屋和钟校长住在一起 黑石屋（Black stone house）是岭南大学拨给校长的信宅。我于1934年秋转入岭南大学攻读的时候，为减国家庭负担，荣光校长让我食宿在那里，他夫妇信二楼，我住三楼的顶楼（attic），一日三餐都和他们夫妇同桌吃饭。由于朝夕相见，接触多，虽然为期甚暂，但对他的行事为人，以及言论训诲，在给我许多难忘的感受。现将我当时观察所得，提供一些情况： 1、关于起居方面 钟校长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有有严格规律。每天起床洗盥后，必在室内做晨运，活动盘络。这是他自1899年受任于广州格致书院之时开始，直至终其身于岭南大学任内这段长期间止，每天从未间断过晨运。他深知过去生活糜烂，损耗健康至重，为挽救衰弱，增强体力肩重荷，故下决心操练身体，坚持晨运，数十年如一日。他这种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精神，足为后人矜式。 大家知道貌岸然钟校长身躯頎长，脊骨挺直。以一个出身于旧社会士大夫阶级的荏弱书生，竟能转弱为强，殊非易事，而他自肩负校长重任以来，日理万机，且多次为筹募建校经费奔劳于东西两半球之间，未见疾病，若非得力于操练身体，怎能获此奇效！ 晨运后，即穿衣下楼独个儿关在书房内，读经、祈祷，写日记（注二），才开门到饭厅和我们共进早餐，此时只见他容光焕发，精力充沛，谈笑 风生。餐毕即步行至学校办公，正午十二时返来和我们共进午餐，餐后例必聚集家人在客厅闲谈，由扯家常，谈学校见闻，以至国家大事。真是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谈起话来，妙趣横生，使人情怀开朗，如坐春风。提到一些人生部题，往往发人深省，使人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到了下午二时，他便上楼午睡片时。 他很重视午休，曾写了一首打油诗，道： 有客到来不起身，饭后须眠十五分。 若云先生无礼貌，“先见周公后见人”。 午睡后，便函回校办公，直至公事完毕才回黑石屋休息、吃晚饭。晚饭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除了接待来访者外，我总见他安静地坐在客厅的一角，聚精会神地看书。各类知识的书他都爱看，中英文都有，可说是博览群书。不是随便地看，而是津津有味地阅读。有时读书过了睡眠时间，妗婆钟师母芬庭就会提醒他：“该休息了，明天要工作啊。” 2、关于言行方面 有人认为：观察一个伟大人物，不在于他公开发表的宏言谠论，而在于他日党的微言微行。这话颇有道理。因为公开发表的言论，为了博取信誉，难免有夸饰不实之处，倒不如从他日常生活中所显示的一言一行，更能窥见其真面目。经过长期相处，我从荣光校长身上看到似乎是平凡的小事，其实质却并不平凡。 甲、他私人所用的信封信笺代是自费印刷，从不占用公家一封一笺。邮票也没有占用公家半分。他这样公私分明，是同他平日倡导廉洁自守，的确做到言行一致。 乙、我在中学时代，常跟他通信，提出部题。他每接我信，无论如何繁忙，总抽空而又及时地给我回信，从不拖延。有时忙不过来就口授他的秘书洪钧先生代笔，但必在信末亲笔具名，以示郑重，凡我在信中所提的问题，他必清楚回答。我们知到他是个才子，大笔手。他的书信简明流畅，极富文采，使人百读不厌。而且是用毛笔写的颜体细字，行气整齐，益增美感。有一事应指出：他写的书信是由左而右，一反当时由右而左的积习。他解释说：“由右而左，手腕易沾墨污，模糊字迹，极不合理，应予改革。”由此可见，一个革命者的创新风格是贯彻到生活小节上的。他给予我写过不少信，我视如珍物，无论到哪里去工作，必珍藏之，可惜“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出，连同全部书籍付之一炬了！ 丙、他对后生小子如我辈之人，从来都是热诚相待，爱护备至，使人乐于接近。他尤其尊重我们，从不颐指气使，更不会以位尊而君临人上，即使我们稍有不是，也不会直言申斥。总是温柔敦厚，循循善诱。有时看风师母芬庭妗婆对我们稍有严训之处，他也婉言劝勉，在显示他爱护后辈的至情。 此外，他办事又是最讲原则性的。即使至亲或们高之人，也不徇私情。举三个例子：1、我的大哥卢竹修投考岭南大学，四弟卢竹生投考岭南附设农职学校都是经过正式手续，考试及格录取的（我是以会总成绩平均分数80分以上由培英中学免试入岭大的，这是当时培英和岭大招收学生协议的规定，还有一批同学照此规定免试入学）。我记得当我的兄弟准备考试之前，荣光舅公还勉励他们要靠自己的本领争取好成绩录取。2、岭大校董会某校董巨公的儿子在附中犯了校规要饬令退学，附中当局碍于情面，未能决定，最后请示荣光校长，还是按校规办事，将该生斥退了。3、岭南大学自1927年收回华人自办，在此之前，校政常受外国人牵制。当时钟校长与香雅各同任监督，凡涉及原则性问题，他必坚持不让。教育权收回后，他担任校长期间，仍时有外来干扰。但他对那跋扈的外国人士，总是不与退让。有时我见他为此等事回到家里，还有愠怒之色。他曾对我说：“有些外国人很嚣张，他们蛮横无理，使人难以容忍，国家富强就不会受这种气。”我们知道，荣光校长是个很有民族气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反帝战士，为了收回岭南大学的自主权，他每次出国向华侨募集经费，无不大声疾呼，激发华侨的爱国心，使万众同心，维护华人自办大学的神圣权利。而收回岭南大学的自主权，则是他长期以来全力以赴的，也是他尽忠岭南大学的具体表现。4、他原来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教育行政委员，侨务局局长等要职。后来由于目睹四大家族争权夺利、互相勾心斗角，官场一片黑暗，政治腐败，因而辞去官职，专心办学。我入岭大之初，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三年，东北山河变色，日人谋我之心，日进不已。那时举国上下，对国民党下府的黑暗统治，无不痛心疾首。有一次我同钟校长谈论政局，我问他：“您看政局有希望吗？”他蹙着眉头答道：“政府软弱无能，官僚贪污腐化，国事日非，言之痛心！”对于四大家族的勾心斗角，争刮民脂的罪恶行径，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其时国事日非，第当谈论国事的时候，他总是忧心忡忡。后来他养病香港，祖国锦绣河山，大半沦于敌手。那时我随侍在侧，见他每天都要读报，对祖国的前途，他是十分忧虑的。5、钟校长思想进步，对新事物的发展独具慧眼。记得先父年少时在广州高第街某鞋店当学徒，钟校长认为这对社会贡献不大，其时博济医学堂（中山医学院前身）正在招生，钟校长鼓励先父前往投考，结果投考学医，嗣后我的母亲和几个姑姐都先后学医，从事医务工作，我的几个姑丈和婶母以及姐妹、妹夫，也都是医务工作者，她们都有是受了钟校长的影响而献身于医学界的。在清末和民国之初，学医是新事物，响应者寥若晨星，尤以女子为甚，而先父兄妹们矢志学医，未始不是钟校长与有力焉。 钟校长还说：除学医外，学摄影和当教师也是好的。他本身从事教育工作，当然希望多些青年为此神圣事献身。我兄弟姐妹六人中就有四人从事教育工作，也是受他的献身精神所感召的。 四、在香港闻养随侍在侧的时候一九三八年六月，钟校长因年老体弱，宣告退休，旋偕夫人迁居越南海防疗养。一九四0年秋，日军进犯越南，他抱病偕夫人返香港九龙蓝塘道疗养。这时中山已经沦陷，我随父线避居澳门。一九四一年冬，我由澳门来香港岭英中学工作，因而常得机会随侍在钟校长病榻之侧。不久，日军进犯香港，学校停课，香港岭南分校陈当锐校长和岭英中学洪高煌校长以及他们的家属，集中在蓝塘道钟校长寓所，因为这时防守阵地的英军正在同企图登陆的日军作战，局势非常危急。大家都为了爱护垂危的钟校长而宁愿挤在一起，希望得到互相安慰，互相照顾。 一天下午，日军从战舰上向九龙方面发了一炮，炮弹在附近爆炸，轰隆一声，把钟校长从病榻上抛起。那时我正在他身旁，赶紧反他抱信。他经此一吓，病情急剧恶化。 不久，英军停睛抵抗，香港遂陷入敌手。入夜，电源断绝，整个九龙地区陷入一片黑暗尺慌之中。我们几十人挤在一起，不时听闻街上一车车日军士兵狂欢作乐之声，其中溻杂了被劫持的妇女的哀号声，更增加了恐怖之感。忽然几个散兵撞开门扇，跑入来找“花姑娘”。幸而当时漆黑一片，妇女们由前厅躲入后厅，散兵到处找寻追赶，正在慌乱中，走来了一们军曹，喝了几句，散兵们便无可奈何地走了。天才亮，各人急急找安全的地方离去。这时钟校长已危在旦夕，送入养和医院就医。翌日，日本驻香港高级统领松井，带了几个随员和翻译，前来养和医院见钟校长。我站在钟校长病榻旁边，只见松井一行人店在床尾中间，松井先向卧在病床上的钟校长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讲了几句日语，即由一人翻译说：“我代表皇军来向钟先生慰问，希望钟先生早日康复，同我们合作办事。”当松井一行站在床前之时，我发觉钟校长即时扭侧了头，合上双眼，不予理会。 自从钟校长由越南迁居香港疗养以来，每天都要我们读报给予他听，当他得知香港沦入敌手，我就未见他有过笑容。这次敌酋向他致意，从他的表情中，我知道他的内心是极其悲痛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钟校长病逝于养和医院，享年七十六岁。陈当锐校长向日军司令部取得出丧通行证；当灵柩经过日兵站岗时，日兵均予致敬，因此曾有流言蜚语；但钟校长的处事为人以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是绝不容玷污的。 五、钟校长留给予后人的宝贵遗产 综合钏校长的生平事迹，他既是一位伟大的反帝爱国的革命者和忠心耿耿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和孙中山有着深厚的情谊。早在一八必六年他就加入了兴中会，积椎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他对孙中山的大无畏精神和大公元私的崇高品德，表示无比钦仰。众所周知，中山先生也是一们虔诚的基督徒，这就形式了他们二人之间更加精诚亲密的关系。据我的母亲回忆，中山先生每到广州活动，必来岭南大学探望钟校长，二人情谊厚，如手如足。孙夫人也时来探望，夏天好喜穿黑胶绸旗袍，梳上S髻，手提油纸伞。陈炯明背叛革命事发，那天中山先生正和钟校长在一起，忽然有同志仓忙来告急，他们二人就秘密离开了岭大。 钟校长有什么宝贵遗产留给后人呢？这里我们最好先看看他生前所写的一副自挽联： “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作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唯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车习掼，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 这副自挽联，概括了他一生的行事为人和人生观。他生平最崇敬三个人：洪秀全、孙中山和梁发（注三）。他生前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洪秀全、孙中山和梁发都是服膺基督的。基督教义启发了洪秀全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洪秀全后来做皇帝，不那么按教义做事了。孙中山却全始全终，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基督徒。梁发最早接受基督教，他是中国第一名宣教师。我是中国从外国人手里收回大学主权的第一位华人校长。将来我返天家，我的遗体愿葬在梁发墓旁。”（当时我随侍在他病榻前，他亦曾重提此事。他的遗嘱，经我有纱纸眷好，钟夫人芬庭的四妹钟绛根和我是遗嘱的知见人，我们并签了姓名。见《钟校长哀荣录》） 从这联自挽里，我们清楚看出一个闪闪发光的辉煌形象来。他集革命家、教育家和宗教家于一身，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综合体；三者之间，是那么和谐联合。也许有人会说，作为宗教家，多少会影响对敌斗争的坚强意志。这促言论是未能深和入研基督教义所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然是爱憎分明的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如是;已故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首创者吴耀宗先生也如是。为了收回产国主义在中国的教育权，钟校长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多次向国人大声疾呼，并多次在出国募捐的各种集会上，向海外华侨和有关人士发表人深省的爱国演说。岭南大海陆空在他的领导下，师生们积极参加了历次爱国政治运动。他又曾想策划组织学生配合粤军驱爱盘踞广州的系军阀，后因孙中山不同意而作罢。 钟校长除了他的革命精神和反帝爱国行动外，还有什么宝贵遗产留给后人呢？我觉得有如下数事得后人永过记取和学习。 第一、他的行事为人，在在表现了大公无私的崇高品格。他居家简朴，自奉廉洁，从不为已积蓄财物。他多次为岭大出国募捐，不论大小款项，数目清楚。经手建造校舍，从不接受佣金（这在旧社会是无可厚非的事）。先父生前曾对家人说：“舅父（钟校长）曾对我说，要是我肯接受那些承建校舍商人的佣金，我很容易成为富翁。但我不这样做，我要涓滴归公。”以便宜信封、信笺为例。特其小焉孝者耳。他不占公家半分。他除月薪外，并无其他经济来源。家中夫妇二人所有家具杂物，遗嘱上写明全部献给学校。他贵为名牌大学校长，却连一块钱的私产也没有！ 第二、钟校长自于1899年被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聘为汉文总习直到1938年因年老体弱宣布退休（但仍任岭南大学名誉校长）的卅九年间，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这种专业精神，至足感人。当我毕业培英高中，转入岭南大学攻读，后因病遵医嘱辍学，休养一个时期后，钟校长见我志在教育，对我说：“你志在教育，很好，但要立志终其身于教育，不要半途而废。”因此，我自1936年开始投身 于教育事业，一直至1952年的16年间，虽在抗日战争时期，未尝稍离岗位。本来我立志终其身于教育，不料在极左路线冲击下，我被近转业。但过去长期坚守教育岗位，未尝不是深受钟校长的事业精神的感召，并得到谆谆教导所致。他的自挽“唯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可谓不折不扣的实践了。 第三、钟校长对农民有深厚感怀（他收为养女的我母亲，原是贫农女儿），他常对我说：“我国以农立国，但农业不振，农民生活贫困，怎能强国？”他为了急谋摆脱外人控制岭南大学，多次承出国筹款的机会，深入考察外国家业科技建设，并积极从事宣传和筹办农科大学（即后来的农学院）。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华侨说，“筹办农科目的，一面养成实用人材，一面在改进农民生活。”（见《南大与华侨》二卷一号1——4页）他这样关心农民，固然出开他的博学精神，但在那“农民问题”不被重视的旧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创举。联系到今天“首先让农民富起来”的英明决策，可说与钟校长的生平抱负，不谋而合。钟校长这种关心民瘼、振兴农业的伟大先见，足为后人留下光辉学习榜样。 第四、钟校长出身科举，前半生沉迷科学，过着士大夫阶级的生活，而在投身革命和皈依基督之后，立即去邪归正，整个人生起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成为新人巨大变化，基督教称之为“重生”，用革命观点来看，就是“自我改造。”所以他的自挽，特地表明这一点。而他的一生，从旧营垒出来，踏入旧世界，却能摆脱重重阻力，顶天立地地做人，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因为他有了目标，有了信仰。 （注一）清代行科举制度，考生有贿赂手段，偷取试题，在外请人代作文章，央带入场，照抄交卷。代笔的人，称为“枪手”。 （注二） 据我所知，钟校长每日早上关在书房内灵修毕，就习惯写昨天的日记。不是在晚上写日记，因晚餐毕已是九时左右，这时他总爱在客厅安静地阅读书报。 （注三）1806年，英国伦敦宣教会派马礼逊来华传教，成为西方来华第一个新教传教士。1813年该会又派苏格兰人米今来华协助马礼逊工作，其后，米令在马六甲从事刻板印书工作，收纳中国木板雕刻工人梁发为教徒。梁发热衷于散发布道小册。据《天王本记》内载，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到省赴考时，有人送他一本《规时良言》，此即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这本书使洪接触了基督教从而启迪他建立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 梁发是高明县三洲人，后马礼逊封立他为牧师，成都为基督教第一个华人牧师，现有纪念梁发的福音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