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温婶之家，抗日战争以来，在她家出入过的游击队和民主政权的许多同志都认识吧。温婶名四好，中山南萌合水口乡树坑村人，现年八十三岁。她的家，曾是交通站，又是情报站。当年在五桂山区搞革命活动的妇女干部，如容海云、方群英、程志坚、郑迪伟、谢月珍、谢月香、梁宏、钟嫦等数十人，经常在她家出入，她为掩蔽地下党同志搞秘密工作，并在生活上、物质上支持部队，作出贡献。 温婶是一九三五年又南美洲秘鲁回来的。她十七岁那年，经亲友介绍，远离乡井，飘洋过海，嫁给旅秘鲁华侨甘良为妻。她的丈夫过去因家贫，欠落地主的高利贷，无法偿还，被迫卖猪仔，去了厄多尔及秘鲁做苦工。熬过许多辛酸,才成了小商人.温婶和丈夫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对旧中国政府腐败,对帝国主久列强,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非常愤恨.他们在秘鲁时,曾多次积极参加当地华侨发起的抗战救国活动,集体募捐资金寄回中国购买武器.后因丈夫年老多病,带着一家四人回中山县家乡定居.回国第三年,丈夫久病不愈去世了。 温婶带着十一岁的男孩、五岁的女孩，靠耕田维持生活。当时，日军侵华的战火燃烧到中山，不久，沦陷了。在日寇铁蹄践踏的苦难日子里，全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日伪军经常进村骚扰，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温婶住的是回国后新建的一座较显目的小洋楼，这便成了日伪军进村抢劫的重点目标，因此，她家里的门户有几处被日伪军砸烂了，家具给毁坏了，较好的衣物、用具给抢光了。在树抗村来说，可算她家里的损失最严重，她对日伪军恨透了。 一九四二年，党领导的欧初、罗章友部队进驻五桂山区，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来到山区之后，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与敌伪顽作坚决的斗争，维护人民的利益。温婶同全体山区人民一样，无限感激和爱戴这支部队。就在这时候，由容海云同志领导的交通站提出要信到她家里，温婶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并将自己最好的房子让给交通站的同志住。交通站全是女同志，有李子芬、亚珍等四、五人，她们的穿着打扮与山区妇女一模一样。交通站的任务是为部队带信、分送印刷品，为调动工作的干部带路等。她们经常早出晚归，或者晚出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她们整天出出入入，工作时间无一定规律，为方便交通员出入，温婶与交通站同志商定将门匙放在指定的掩蔽处，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有锁匙开门。那时部队的给养有困难，一天早晚只吃两餐饭，吃的比当地群众还差。温婶看到眼里，痛在心里，她到自己的菜园割菜时，有意多割一点拿回送给她们。中午煮午餐，如煮番著、煲粥、煮粉条……等。又叫交通站留家的同志一起吃。起初，交通站的同志怕增加群众的生活负担，温婶送的东西不肯要，叫她们吃午餐不肯来。可是这位大婶出于对游击队的关心爱护，仍然坚持给她们关农产品。特别是农村逢节日到来，当地群众喜欢做粉果，蒸各种甜糕吃。晚餐要比平日吃得好一些，这时交通站的同志如不吃温婶的东西，她就不肯罢休了。交通站的同志见温婶在生活上那样热情诚挚地照顾她们，体会到这是温婶对游击队的信赖，是艰苦岁月里军民鱼水相依之情的具体反映。以后，她们与温婶之间如同一家人。她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就直率地说给温婶知道，请她帮忙解决。如有时个别交通员完成任务回来吃不上饭，就走到温婶面前讲一声，自己回来还未吃饭，她便会很快弄好饭菜给交通员吃，交通站有些同志患了病，就到温婶那里要药治病，她家里备有各种土药材，但要先问明病情才肯发药，如患头痛感冒，就拿些树仔头凉茶给她们煲来吃，属肠胃不适的，就拿出罗白干、酸三念干冲水饮；是腹泻的，就到田野里采摘狗叠耳或凤尾草、铁骨芒枝煲水饮服。在当时缺菝少药的艰苦条件下，温婶的土药材曾医好过不少患感冒病，突然在室内晕倒，失去知觉，交通站留家的同志慌张起来，不知怎样好，忙叫温婶过去帮助。她摸了摸容海云同志的额头和手脚都是凉的，面色有点发青。想起她父亲讲过“急惊风”的抢救办法，她不慌不忙地在容同志的上下身的主要部位，用手指稍为出力地“得、得、得”钳了十多下，容海云同志顿时“唉哟”叫了几声，便苏醒过来，接着她又请医生给容同志看病。交通站的同志谈起当日这件事，大家深深感激这位好大婶。 容海云同志带领的交通站，在温婶家里住了约四、五个月时间，因工作需要，又奉命转移到别的联络点。临走时，她们舍不得离开温婶的家，温婶也紧握住他们的手，叫他们有空回来见她。 交通站迁出之后，在民主政权工作的女同志开小会研究工作，有病煲药吃，都喜欢到温婶家里来，个别同志因病不能跟随部队调防，她便到温婶家里住几天，如黄兰同志（陈明同志爱人），曾经住过几次，温婶帮她煲药，请她吃饭。有时个别同志临时休息，如罗章友、叶向荣、陈明、方群英、谢月珍、潘泽等许多同志都到过温婶家里休息住宿，她把这些同志看作是自己家里的人，在住宿、饮食给予提供方便。 一九四五年四月左右，县督导处下属情报站又设在温婶家里，谢月珍同志任站长，甘岳雄、陈娟同志任副站长。交通员有麦红军、杨彩金、程添仔、郑坚仔、大头仔（姓名已忘记），交通员的年龄十三岁至十六岁，是一班生龙活虎的男小鬼。情报站的同志除身上穿的一、二套衣服之外，被子、席子都没有，温婶象迎接客人到来那样，将家里能用的被子、席子、蚊帐全部都拿出给他们用，她很痛爱这班小鬼，他们的衣服烂了，就帮他们缝补，她见几个小鬼没有内衣、内裤穿。她将自己保存下来的米黄色底裙拆掉做成内衣、内裤分给交通员穿。晚上她有时还给小鬼们查铺，见没盖好被的，给他盖上。她到南萌趁圩卖东西，回来时，如买回水果、零食，必把小鬼叫到一起，拿东西给他们吃。中午，遇上温婶煮番薯，小鬼们就忙开了，有帮洗番薯的，有帮拿柴草的，有坐有灶炕帮烧火的，厨房里挤进三、四人，有讲有笑，热闹极了。待番薯煮熟了，温婶揭开锅盖说“食得啦”，这时几个小鬼把手伸到锅里，有挑紫色番薯的，有要深红番薯的，有要在锅边烤香的番薯的。又是一番你争我抢的热闹场面，温婶望着这几个跳皮的小孩，他们年纪虽小，但送情报时，不分白天黑夜，坚决勇敢完成任务。她打心眼里高兴他们。她在旁没有干预他们，只是哈哈地笑。 这一次，程添仔从六区上栅送情报回树坑村，刚进入村口就发现伪军便衣队在村中追捉群众的鸡。他机警地拐到靠近田边的地方，将情报塞进土层。正要转身回走时，给便衣队叫住，他为避免走近情报的掩蔽处，迅速朝便衣队的方向走来，便衣队审问了多时，程添他只说“不知道”，他们猜疑程添仔是游击队的小鬼，拿起棍棒就打。当时温婶在猪舍里喂猪，有人告知她这件事，她想到程添仔还年轻，怕经不起敌人的拷打，于是急忙走到便衣队那里，指着程添仔说：“他是我的侄儿，他刚去田回来，你们不要打他。”在旁的杨伯母、龙大婶见温婶开了口，她们帮了口，使程添仔从敌人的手里解救出来，事后她为程添仔找跌打药酒，给他细心护理。 温婶对游击队和民主政权的同志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很快便传开了，许多同志知道她是一个爱国的归侨。是具有抗日救国精神的好大婶，她对游击队是真诚相助。正是这样的原因，游击队信得过她。而她为部队所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如平原地区民主政权的同志送信到五桂山区来，因单位调防了，联系不上。熟识温婶的，就将信交与她转送，这样她便做了义务交通员。有时部队的笨重物资也送来温婶保管或待转。有一次油印室买回几大叠白报纸，约有一吨多重,由几个人抬进树坑树坑村交与温婶暂代保管.进村时,引起群众的注目,许多人围着看有些怕事的人，暗地里议论着，“这堆白报纸是危险品呀”！“如让敌人搜出来，全村人都不得了”，温婶了解群众的情绪，她向群众解释说：“请大家放心，若发生事情，由我来承担，不会连累你们的”。她想的是：白报纸是用来印刷宣传品，习回来很不容易，不能放到露天给雨水淋湿了，也不能放到潮湿的地方弄霉烂了。她想定了，叫群众帮忙抬进自己的柴草间里，先在地下铺上一屋很厚的草，然后将白报纸堆放上去，四周还用芒草复盖着，这样既可防潮湿，又安全。放了十多天时间，油印室才派人将白报纸搬走了。她还为游击队保管过文件和武器。 自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五桂山区各乡建立党支部之后，温婶的家里成了合水里党支部开会，过党组织生活的集中点。合水口里党支部的成立，是在她家里楼上开会的。由曾谷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由谢月珍同志任党支部书记，甘岳雄、刘汉洲、谢XX（名字已忘记，她是谢创同志的女儿）任支部委员，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人先后由方群英、谢月香、甘正嵩等同志负责，他们到合水口里乡给党支部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布置任务。每次都住在温婶家里，在她的楼上开会，由她负责待食宿。 由于温婶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作过一定贡献，建国以来许多老同志都关心她。特别近年来，回中山参加军史、党史座谈会的领导同志，如原珠江纵队一支队队长欧初及其爱人容海云同志，副支队长罗章友其爱人谢月珍同志，原民主政权县督导处主任叶向荣、副主任阮洪川，原区政权的谢月香、郑迪伟同志，原中山县独立团政委黄旭、团长梁冠同志及其他老同志都先后到过她家里慰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