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山县委直接领导下的“中山抗先”（全称“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部”）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其时，中山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搞得如火如茶了。 “七·七”事变后，中山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便大大开展起来。在石岐，继“话剧协社”之后，不学教师组织了“小教团”（全称“小学教师战时服务团”），中学生组织了“中织，完全接受我党领导的就有一区的“长洲战时服务团”、“张溪战时服务队”、四区的“四区别动队”和五区的“谷镇战时服务团”等；工作逐步广泛而深入。曾经一度紧张的中山形势，很快便稳定下来。这一形势的转变，显然跟群众织已经成为保卫中山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事实有关。国民党统治集团是看到这一点的。他们本来不愿意发动群众，不敢组织群众，却也不得不转而重视这股力量，并企图加以利用了。就在一九三八年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所谓政训处，以郑星池（县党部书记长）为主任，进行对抗日群众团体的“整编”工作。为了在工作上取得更大的自由和方便，我党领导下的几个群众团体也参加了“政训处”，改编为“政训队”。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在中山还是处于无所作为阶段，成立了“政训处”，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而“小教团”、“中别”等，则高举起“抗日保家乡”的革命旗帜，工作日益加强，进展尤为迅速，领导权始终紧紧掌握在我党手里。随着作为全省性先进青年爱国救亡组织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广州成立，为了全省青年爱国力量集中和步调一致，省抗先派出黎民惠（中山大环人）来中山与“中别”主要成员阮洪川联系，工作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而在敌我斗争更为尖锐的形势下，中山抗日救亡运动，酝酿着走向更高的阶段。 广州沦陷，中山重趋紧张，国民党当局又在作逃亡的准备。在这期间，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方针，团结国民党当中可团结的力量，并在四区别动队公开出版的《别动队》（实际是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保卫大中山刍议》，闸述中山在当前形势下必须保卫而且能够保卫的道理，并提出保卫家乡的积极建议和有效措施，动荡的局面继续走向稳定，国民党县长张惠长被誉为从动摇中基本争取过来，并县有与中山民众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形势转为有利；一个规模庞大的爱国青年抗日组织也将酝酿成熟了。 在各个政训队（主要是“小教团”、“中别”、“长洲战时服务团”、“张溪战时服务队”、“四区别动队”和“谷镇战时服务团”）代表的联席会议上，党发出了“坚决抗日，保卫大中山”的神圣号召，并提出各政训队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性的青年抗日组织的具体要求。当时会上有个政训队，名为“中山二区青年战时流动服务团”（系托派组织，其实面人物有张骥甫、高擎宇、缪国权、胡茑存、刘毅勋、刘家才、刘丽卿{女}、阮金兆等），其代表刘家才急不可待，悍然提出反对，强词夺理，盛气凌人。但是与会代表都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同时积极拥护“中别”代表阮洪川所提出的成立“中山抗先”、接受省抗先的统一领导的具体主张。经过一场激烈斗争之后，各政训队实行合并的决议即席通过了，“中山抗先”筹委会也在会上产生了。（托派代表无法使阴谋得逞，惟有声言不跟大伙联合，悻悻而去），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了威力，革命力量逐步巩固壮大。同时，中山要抗战，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国民党政府也就不得不同意抗先的成立，并表示愿意支持和赞助。国民党县长张惠长也同意担任抗先队长而且同意在县库每月拨出法币一百元充先经费。抗日战争的次年，即一九三八年的“一二·九”，“中山抗先”隆重地在四区西桠举行了成立大会。 根据队章（以省抗先的组织规程为依据）规定，中山县队部设队长和副队长，除队长推张惠长担任外，副队长推原政训处主任郑星池和孙康同志分别担任（推郑当副队长之议，虽有过酝酿，但考虑到要贯彻党对抗先的坚强领导，县委对此议不表同意，郑也就被否定了）。设常委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常委会分为秘书处（由郑振负责），组织部（由黄颉、黄煜棠二人先后负责）和宣传部（由阮洪川、郭宁先后负责）三个部门；另设执委若干人，组织执委会议，研究有关各区的抗日救亡事宜和执行县队部有关抗日救亡的各种措施。执委由各区推定代表担任。计有黄颉（也许是黄煜棠）、杨希吾、曾谷、邹文汉、唐汉醒、邝任生……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县属各区也纷纷组成了抗先区队部，有群众基础的乡村也成立了基层抗先，如“长洲抗先”，“员峰抗先”、“南屏抗先”、“大布抗先”等。同样基于统战的需要（也是依照队章的规定），公推国民党区长担任区队长，由党派出骨干担任副队长，负实际领导责任。抗先拥有众多队员，有“三千人马”之称。 抗先县队部队址在石岐镇，起初暂设于中山县立中学内不久设在孙文中路的东岳庙旧址（这个地方在大革命时期，曾是我党领导的救亡团和济难会的旧址，很有历史价值）。 抗先还采用一支旧曲谱，歌词是： “我们是英勇的抗日先锋队， 我们是一支铁的队伍。 我们也不怕敌人的残暴， 也不怕艰难和痛苦。 喂！同志们！冲锋要在前面，退却要在后头。 喂！同志们！努力奋斗，为民族争自由。” 雄壮的歌声响遍了中山，抗先同志爱唱它，群众也爱唱它。后来，省抗先又发下一支新的队歌。这支队歌，据说是人民音乐家洗星海同志在韶关是赤我们写的。歌词如下： “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 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 为保卫肥美的稻和桑，为收复失掉的地方， 我们跟鬼子决死战！ 来呀！同志们！ 铁的队伍，散布在乡村，埋伏在森林，前后夹攻， 叫敌人永远不能前进。 打击它！消耗它！ 最后消来它！ （从“来呀”起重唱一遍） 队徽是圆环上站着一个叉着腿高举红旗的健壮青年的图案，全部红色。队旗是长方形，白色，上半部左上角是队徽，从左面而右是“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部”一列仿宋字，下半部是三道阔一？多的红线（区队用二道红线，基屋用一道红线）。当时，佩着抗先队徽的人遍城乡，凡有队徽出现之处，抗战空气便非常浓厚。群众对抗先同志非常信任，特别在“横门战役”期间，活跃于石岐镇内和岐环、岐关两公路上的佩着队徽的青年男女，触目皆是，“公仔队”这一美称便在群众中流传开来了。 有的乡村，“公仔队”还掌握了乡政、教育以及武装的权力；有的同志在乡人当中享有较高威信，发生了纠纷，往往不愿到乡长、保长处寻求解决，而宁愿找那些同志。 由于县队部部设在石岐，而石岐又是县治所在，我们有较雄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在石岐成立一个“独立大队”，由县队部直接掌握，大队长是黄鞅（后在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为了加强党对县队部工作的领导，县队部成立了“党团”，推阮洪川为党团书记，而直接领导该党团的则昌中共中山县委的梁奇达同志（不公开）。 与各区抗先建立的同时，我们还调到一股力量开辟三、九区。这股力量当中，党员占一定数量，组成两个工作队——三区工作队和九区工作队，在新区播下了革命种子，对抗日救亡工作，特别是对以后沙田地区的游击活动，产生相当积极的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为了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抗先成立后另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众组织也产生了，那就是“中山妇女协会”（简称“妇协”）。妇女运动在中山是光荣传统的，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李华炤、黎炎孟、刘广生等就注意到在妇女群众当中进行革命活动，培养了一些妇女干部，组成了一个“中山妇女解放协会”县立中学（原是专收男生的中学）、还破天荒地招收了女学生，其中几个更是相当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的。抗战前后，中山妇女参加革命的不断增加，还锻炼出好些政治上非常可靠的有能力的妇女干部，为“妇协”的成立，提供了足够的组织能力和厚实的群众基础。 “妇协”可说是抗先的姊妹组织，她们有不少也是抗先同志。领导机构当是有刘紫云、梁秀芳任副会长、各区乡同样也设妇协分会。妇协还曾出版过自己的刊物在这时候，中区抗先也建立起来了。作为省抗先与县抗先之前的纽带，它是非常合乎形势的实际要求以及适于加强和密切领导的。他们经常派出负责同志来县指导工作，到中山来的，多数是陈能兴和陈恩，对县队部给予不少及时的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中区召开的重要会议，县上也都派出代表参加。工作逐步铺开，抗日形势继续向有利方面发展。 在抓紧对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以及对国民党上层上统战工作的同时，中山党毫不放松对革命力量的培养与训练（先后几次以抗先名义在长洲、西桠等地，举办游击训练班），同时毫不放松对武装的掌握和发展。正因为这样，在一九三九年月的“横门战役”中，抗先能够实践了武装保卫大中山的主张，并在革命转入低潮时，能够逐渐地以建立游击根据地为工作重点，保存和发展了群众武力，发动了中山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击战争. 横门位于四区,是中山的门户,百临大海,地势险要，原有县守备队负防守之责。当日寇向横门进犯时，中山抗先立刻组织了前线指挥部（队部设在四区西桠村的“县七小”），由孙康亲任前敌总指挥，从各区抽调精锐（绝大多数是党员）百余名，由谭桂明、曾俗、缪雨天等率领，开赴横门前线与守军并肩作战，并向其势汹汹的敌人发出了日寇为之震慑，群众为之鼓舞的第一枪。 横门打响之后，前方军民坚守阵地（张惠长也带领了他的守备队上了前线），奋勇杀敌。抗先健儿表现得非常英勇，几次击退了敌人的猛攻。这一壮举，更加激励了国民党军队中具有民族意识的官兵，担高难度和坚定了广大群众的抗敌情绪和胜利信心；另方面，抗先县队总则负责物资供应、运输和救护、慰劳的组织工作，展开安定后方的宣传。群众抗日积级性，空前提高，支前队伍，从石岐至横门一带，终日络绎不绝，战时景色蔚为壮观，经过炮火洗礼之后，抗先队在民间享有越来越高的威信。 在充满予盾的人类社会中，所有先进力量从其产生直至成长，无不时刻经历各工各样的斗争，中山抗先自然没有例外。而基于我邑具体情况的复杂性，我们的斗争尤为尖锐，尤为艰巨。我们不仅要跟凶残的日寇头号，跟顽固的国民党反动派斗，而且要跟狡猾的托派斗。上面说过，一九三八年冬的一次政训队代表联席会议上，我们就曾经与托派分子有过激烈的斗争，使那一小撮“违背了为人的道德”的坏东西悻悻而去。但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也不会停止阴谋活动的。他们在石岐镇内，大刷反动标语，胡说“中山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们千方百计钻进公开场合，大放谬论，大肆破坏。在代表联席会议之后，抗先成立之前的一次会上，托派头子张骥甫亲自出马，狺狺狂吠，我们的同志也先后发言，义正词严，浩气充满会场，与会群众接受到非常有意义的一次阶级教育，扎派分子受到他们料想不到的有力打击。 中山的托派多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进行活动；其势力范围，主要是现属二区，以二区中学，为大本营（胡茑存当校长），“工作”非常隐蔽，在公开斗争着着失利之后，他们的破坏活动更显得“技巧”而“慎重“了。 “联中”三间中学合并而成）成立了，托派学生曾活跃一时，他们用“三社”名义“团结”了一些学生，大肆恶毒宣传，专门跟我党提出的抗战主张唱反调。针对这一情况，同时，为了做好青年学生工作，我党派出原中山中学高中学生郭宁、马国英、郭杰、杨柏昌等返校复学，并担任反托任务，不久，“联中”出现了“中山抗先联中大队：，一些进步学生团结在抗先的旗帜下，与”三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使在学青年上到真正的生动的政治课。 中山抗战的有利形势是维时短暂的，在中山抗先的历史中，工作上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是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三九年的上半年，面对中山头号反动头子林卓夫接任国民党中山线党部书记长开始，党的事业就受到一个接一个的打击，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越来越厉害了。 林卓夫是个老党棍，抗战前任县立中学校长，就以法西斯治校见称，当了书记长之后，他的反动本能，趁着全国性反共高潮猛涨，风云际会，可谓得其所哉。但他下午伊始，身边只带着一个李镜流（也是反共老手，林卓夫的老搭档），反共的统一阵线尚未形成，力量毕竟尚嫌单薄，只能够东跑跑，侈谈国民党也在抗日，青年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西跑跑，装成一副悲天悯人面孔，慨叹读小册子有害，对青年人可能流血表示痛心，如是而已。 随着全国性反共逆流的不断返滚，中山的反动势力对革命力量的进攻，逐步加紧，国民党发动机构里成立了一个“政训室“，以曾经潜入我党的阶级异已分子冯镐任主任，与林卓夫合作，的确相得益彰。“挺三”司令部司令吴康楠，原是条法西斯疯狗，但在抗先全盛时期，他与张惠长矛盾甚深，只好噤不作声，现在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他便俯首贴耳，甘当林卓夫着一反共大本营的急先锋。而作为地方管的张惠长，他既然压根儿不想做共产党的同路人，就也不能不跟他们的国字号人物同进退。风云突变，逆流越来越厉害，反共同意战线基本形成，于是在横门战役之后，明枪暗剑，一阵紧似一阵地朝着中山的革命力量倾泻而来。“总理故乡“的锦绣河山，给孙中山的不肖党徒弄得黯然失色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同时，即使是小小的一个县份，在我们民族内部，阶级斗争也在此起彼伏，从未熄灭，抗战与投降，进步与倒退，这两种势不两立的力量，必须分出高下，否则历史便无发前进，国土将永远沉沦。就是在这国运存亡绝续之秋，在祖国珠江三角洲的南端，中山抗先，也可说是，中山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组织起各种方式的斗争。 国民党发动派发共是满有经验的，是懂得运用非常高明的策略和手段的，他们对革命的进攻，大致说来，可分为下列的几个步骤：第一步，他们大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舆论，在中山抗先纪念”七`七“两周年的会上（在四区西桠召开），伪线政治科长孙恩沛就把这个谬论端了出来，但立刻就遭到我们的驳斥。第二步：他们在伪县府明伦堂召开会议，约请抗先县队部负责人参加。会上，由几个巨头（林、冯、吴、张）主持，要与会团体签字，保证统一行动，（我们的代表看到纸上写的，不外服从三民主义，服从政府导之类，跟其他团体一起签了字。）他们以为施展这一伎俩，便可削弱党的威望，迫使我们就范。结果，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如此布置是别有用心，但我们依然认为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实今天革命所必需，抗日救亡的大旗，还是高高举起。第三步：他们停发抗先的经费，企图断绝我们的经济命脉，迫使我们自行瓦解，但我们不被吓倒，还是坚持活动下去。第四步：他们知道“妇协”是抗先的姊妹组织，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县性妇女团体，于是使出毒辣的一招，悍然宣布解散“妇协”作为对党的实力的试探，和对抗先进行彻底迫害的演习。这原在我们逆料中。由于形势更趋险恶，国共磨擦日益加剧，活动越来越困难，于是“妇协”经过一系列斗争之后，便发出宣言，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同时也就偃旗息鼓，把力量依旧集中到抗先旗帜之下，继续战斗。最后一步，反动派是对准抗先开炮了，他们一方面下讼通辑孙康，同时向抗先县队部发出一道“命令”，要抗先立刻停止活动，听候改组，一方面搞出个“中山抗先善后委员会”，委任林卓夫的得意门生、青年败类、后来成为“三青团”主要骨干的余创汉当所谓筹委会主任，堂而皇哉地发出大字布告，厚颜无耻地号召抗先同志去登记，妄图把抗先这光荣旗帜夺到下。但在抗战前一年重建的中山党，饱经磨练，吸取了经验，也接受到教训之后，逐步由幼稚走向成熟，逐步懂得运用不同的斗争方式方法来应付形势的变化和迎接新的战斗了。 中山抗先并没有停止活动，相反，我们从未放弃过斗争，当抗先处在受迫害的严重关头，我们还曾在石岐召集了规模相当大的抗先代表大会，热烈地庆祝中山抗先成立两周年，以及纪念“一二·九”运动。这次会，上级抗先派了代表参加，国民党也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实则是来监视）。会上，我们按照原计划进行，狠狠揭露了国民党反派反群众运动的罪恶，唱了“你这个坏东西”这个歌，高呼了我们的战斗口号。这次会是胜利地结束了，这未尝不可说是中山抗先准备转入地下斗争的、对投降反共分子的公开的负隅一战。中山抗先被命令停止活动之后，形势尤为恶劣，我们便从一九四O年开始，执行了长期隐蔽、点滴积聚、埋头苦干的方针，疏散了干部，转移了力量，转入了艰苦的地下斗争。沙田地区的武装部队不断在出版工作上改进和加强。从中山抗先的建立到开始受到迫害，遭遇县境的第一次沦陷（日寇在1939年4月初进占了石岐），直到不断受到迫害，终至引来县境的第二次（全县）沦陷（1940年3月台），从此，中山抗先进入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新阶段。 （该稿写于1960年，廿年后进行一次修改，经黄峰（当年的县委宣传部长）、梁奇达（当年的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和阮洪川（当年的抗先县队部主要负责人之一）等同志过目。在最近笔者与阮同志的通讯中，阮两次来信，先后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补充了非常重要的史实，他已年近古稀，尚肩侨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领导重任，而于百忙中还为乡土史料尽瘁。老抗先毕竟是老抗先！兹将信中有关内容摘录四点于后，“仅供曾经参加过抗先工作的战友参考、补充、校正”。 (一)“中山抗先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山广大爱国青年群众性的救亡团体，是先进儿女的核心组织和战斗旗帜，是保卫中山的中流砥柱，为尔后珠江纵队的建立，培养了大批能文善武的骨干。她不仅在中山抗战史上，且在中山党史上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所以，把她作为党史来写，就需对抗先诞生的历史背景，党对抗先直接的、坚强的领导，以及党对她在各个时期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中与日寇、国民党反动派、托派及地方发动势力等作斗争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以及主要经验、教训等都应写清楚。” （二）“广东省抗先是在中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下成立的，是全民抗战发展的必然。省抗先成立于三八年元月，又省青委吴华同志亲自主持，以陈能兴、陈恩等为核心，吸收广州外围一些主要县份有较坚强组织能力的抗日青年团体负责人，组成省抗先理事会。 在中山，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县立中学成立了“中中别动队” （简称“中别”），为我党所领导，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在全省各大中学独无仅有。三八年初，“中别”为中共广东省青委所重视，被邀请参加省抗先成立大会。我作为“中别”的代表，被选为理事。省青委吴华等领导同志特别赞扬了“中别”在全国党统治区能拥有武装是十分难得的，确有别于全省各大中学的抗日救亡队伍，因此，肯定了“中别”这一名称是恰当的，并进一步把她改名为“中中抗先别动队”，成为抗先组织在中山的发轫，以后又成为中山抗先的核心。” “三八年八月，武汉广州先后沦陷，省抗先为了适应形势要求，于三九年春夏间，派陈能兴与陈恩在三？召开了中区各县抗先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并即席成立了中区抗先，推中区国民党保安司令古鼎华为总指挥，陈能兴为副总指挥，我与台山县的梅龙夫等均被选为执委。由于抗先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各阶层抗日爱国先进青年的统一战线组织，故省和中区的抗先都推国民党中主张抗日并可与我党合作的重要人物当总指挥。在中山，县长张惠长是国大代表、空军司令，主张抗日反？，不同于国民党死硬派，所以我们推他为抗先总指挥。鉴于张是挂名，孙康是县委书记，不可能集中全力抓抗先，而我是省和中区抗先的理事、执委，在全县中学生中有一定威信，陈能兴、陈恩等与县委酝酿后，认为我任副总指挥负责抗先的日常工作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又是中山抗先的副总指挥。” 关于“总指挥”这一称呼，阮同志在第二次信中曾说“中山抗先当时的领导没有用过“总指挥”这个称呼，我同意你所说的是称队长、副队长。……”但“横门战斗枪声打响，张惠长是守备队的司令，指挥其部队作战；抗先适时在西垭设前线指挥部，指挥调动各处抗先，支援前线，因此，抗先同志与群众把正副队长都称作“总指挥”，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但总队长，副总队长这一组织上的称呼，在我印象中是比较深刻的。”“总之，正名问题，仍须多听取其他尚健在的当时是抗先骨干的老同志的回忆，多方证实为妥。” “至于我既是副队长又是常委的问题，我的记忆：张惠长任队长是挂名；孙康是县委第一把手，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抗先上。因此，抗先的具体工作就必然落在我身上了；对抗先县队部的工作，也不得不全面负责，但必须具体分工，结果我被分配管组织。……为了进一步加强县部对全县抗先的领导，县委又派叶蔚文任抗先特派员。” （三） “中山抗先成立后，县委几乎把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对抗先的领导上。开始，孙康既抓县委，又抓抗先；徐云在县委内分工管宣传，也抓抗先；但直接抓抗先且时间最长的还是梁奇达。” （四）“张惠长被选为抗先队长是恰当的，他在中山沦陷前后的表现是好的，是有功劳的。在中山，他始终不失为我党的主要统战对象，这是历史的真实，必须肯定。当时他不仅实力大，声望高，而主要的是他基本上坚持与我党团结，合作抗日，支持抗日并同意他直接领导的武装——中山守备队与抗先同志并肩作战，保卫中山。在两次横门战斗中，他都曾亲临前线，鼓励士气。正因为如此，他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斥，先后派顽固派头子林卓夫夺了他的党权，派吴康楠夺了他的军权，派吴飞夺了他的政权，迫他大权旁落。就在这种情况下，张惠长对我党、对抗先，确有过动摇、压制；但是，作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在中山任职期间，综其表现，主流还是好的，消极动摇是次要的。他始终不失为我党的好朋友，在抗战期间，始终不失为地方上的好官吏，绝不应把他（及其同样受排斥的下属）与林卓夫、吴康楠、冯镐等相提并论。否则，与历史的实际不符，与我党在贯彻统战过程中一贯主张不要忘记朋友的方针不符，对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不利。因此，在回顾中山抗先的战斗历程时，对已对人都应该实事求是。” 作为抗先主要负责人之一，阮同志提供的是第一手材料，非常宝贵；但也正如他来信所说，大家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往事相隔那么多年，记忆未必完全靠得住，错漏肯定难于避免。为把中山抗先的光辉历史写得更完整，更符合实际，仍需我们那些当年同过生死，共过患难而今尚健在的老战友们给予校正，继续补充！笔者附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