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工起义的前奏 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崩溃，中国国民党中山县执行委员会仍为反动派肖干老等所操纵，但当时在中共中山地下党的领导下，已经依法建立起以李华炤、冯光、黄弥谦为常委的中山县农工学协会，开展工人运动；另组织学生社的骨干分子，深入农村，宣传农工学政策，发展农协组织，积聚革命力量。中山县妇女解放协会也建立起来了。而在中山县党部的肖赶老等人，仍一意孤行，坚持反革命立场，破坏统一战线，上级早已洞悉起阴谋，才于一九二六年四月，派来叶毓年、何仿泉两同志，运用温和的改组办法，架空县执行委员会，组成以叶毓年为主委的组织宣传委员会，以黄弥谦为主任委员的农工运动委员会，以李慕廉为主任委员的青年妇女运动委员会，以何仿泉为主任委员的商民运动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全部四农工学协会骨干分子。而以上述四个特种委员会代行中山县党部执行委员会职权，只留原任常务委员一人处理日常工作。但形势恶劣日甚，革命力量活动困难，到了广东省党部改组之后，立即派出郑鸣？孙恩沛、高克夷为中山县党部改组委员，成立改组委员会，酝酿清党，于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后，县上所有人民团体和一切进步分子，便均已在反动组织严密监视下，不能在石歧活动，必须转移阵地；而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农工学协会属下的各个组织，亦惟有加强联系，暗中活动。四月十五日广州清党事发，郑鸣？等被任为中山县清党委员会委员，实行清党。 先是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段时间，县属五区南屏乡，四乡濠涌乡、一区树涌乡、长洲乡，？经多次发生土豪劣绅压迫农民事件，石歧地区工人复饱受贪官污吏和不法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痛苦难堪，曾经多次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均无结果。因此，大家都认识到革命如果找不到出路，便只有被毁灭，只有彻底失败。“来一次武装起义”，便成为当时的急迫任务了。 （二）农工起义的发动 当迫近起义的前夕——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在中共地下党人刘广生、李华炤、黎炎猛等领导下的中山县农工学协会，曾任用中山县驳载工会的流动性民船一艘，开入长洲乡农田地区冲滘“带水河”停泊候命，指定同志秘密通知各单位，准备依时派出代表到船上开紧急会议，是日下午一时过后，县农协代表，（当时第五、八区农协尚未成立，只有少数乡办）中山县学联及新学生社，均派代表出席参加会议，议决各方面武装力量，依时完成集中计划，准于四月五日起义。并发布“告中山县群众书”，会议还决定：由李华炤、黎炎猛、韦健、冯光、梁明贺、李斌、（原中山县驳载工会负责人）刘广生、黄如诚、黄弥谦等组成九人委员会，发布这篇告群众书时，称为“中山县农工革命行动委员会”还决定将各乡集中的农民自卫军，组成中山县农民自卫军集结总队，指定黎炎猛、李华？任总队长，孙一艺为政治指导员。石歧镇各行各业工人利用前一时期商团武装（曾经辗转改编，名称迭更为“商民义勇队”、“国民武装自卫队”等名目）留下一部分掌握在工人手里的短枪、手榴弹，由酒楼茶室工会、疋头店员工会、车衣工会，以及梁明贺、蔡嘉谷、冯光等组成手榴弹队、短枪队，综合建立“中山县工人武装混合队”，又由李斌、王予一（原海员工会负责人），就近在歧江征用民船、电船两艘，控制歧江治安，并指定李斌、王予一任工人武装混合队长，刘广生任政治指导员。依照各革命团体扩大会议布置计划，分头集中于指定地点，确定四月五日向石歧进发。但是，截至四月二日止，只有向得能都区农协（即齐东卖蔗铺）集中的农军人数较多，已达到原定计划半数，（当时计划在得能都区农协集中二千人，其他原定在长洲乡农协和基边乡农协集中五百人，恒美集中）。派顶任务之后，行动未见慎蜜，力量尚在分散之中；又以事机泄漏，齐东卖蔗铺据点，竟于四月三日凌晨，被集结在附近刘家龟地的反动军警围攻，驻地农军与敌展开剧烈战斗，但众寡不敌，卒告失败，农军且战且退，化整为零。此时又有各乡前来集中的农军陆续感到，却也无法挽回颓势，惟有撤退，分别疏散、掩蔽、徐图再举。起义失败后，在石歧活动已不可能，甚至有些人无法立足，只好保存力量，策划下一不行动。可是噩耗传来，黎炎猛、李华炤两同志被粤探黄怀在澳缉获，转解石歧，这个损失是很惨重的，以后革命活动更感棘手了。 此次起义，事前本来已取得驻岐防军三十九团团政治指导员以次各连指导员一致同意，并答应尽力协作，只因事机不密，泄漏风声，致被反动头子梁鸿洸（当时是中山县联防总局局长）首先获得情报，派员驰赴江门师部报急请援，该师副师长兼团长陈章甫据报后，星夜赶回石岐团部，即将当时奉令与该团政工人员联系的韦健、黄如城二人扣留，同时扣留该团政工人员五器民（团政治指导员）、彭培亮（连政治指导员）等十二人，转解江门师部处理。事后获悉王器民、韦健被处死刑。其实当时韦健等做防军工作，偏于个人感情，未免存在轻敌的幼稚病，敌我不分，把师部驻团参谋周景臻，这个老奸巨猾，看作革命同情者，贸然寄予信任，未免过于幼稚，结果反被誉为敌人暗算，陷入圈套，致令功败垂成，殊堪浩叹！ （三）关键时刻发出告群众书 这里，还得将起义前的一些情况，作重点的补充：在中山县农工学协会扩大会议召开后的关键时刻，大部份农军已向得能都区农协集中，同时县农协负责同志，亦已转移阵地，迁往齐东卖蔗铺办公，并向陆续赶来的农军作动员报告。当时座镇区农协或起湾乡农协的李华炤、黎炎孟、黄弥谦、孙一艺、熊晓初、黎荣裔、廖富宸、廖桂生、黄棉等，旋接石岐办事处负责同志通知：“黄弥谦同志急须返岐，商讨重要事务”，黄即返岐，约下午六时，抵石岐大街17号的一座久无人居的民房，约集在屋内等着的有：李华炤、冯光、高宗濂、黎奋生、刘广生、刘梓材等。会上主要商讨《告中山群众书》的起草问题。又因这次起义非单独由农协发动，石岐的工人，也准备相当武装力量，如海员工人、驳载工人已组成江防突击队，酒楼茶室工人组成手榴弹队，疋头店员、车衣工人组成手枪队。因此，发布告群众书以“中山县农工革命行动委员会”名义最为适宜。同志们推定黄弥谦、高宗濂两同志起草，再经党委（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农工学三方面负责同志商决后，即交印刷工会负责同志付印。《告中山群众书》开首即明白指出：“今日中国之革命，一日打倒帝国主义，一日打倒军阀及一切封建势力，……我们是中山县有组织的群众，我们是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土豪劣绅、买办阶级的被压迫者，现在觉悟起来了，武装起来了，敌我不两立，革命不姑息，……我们直接是三民主义的感召，间接还是受马列主义的孕育和熏陶，鲜艳美丽的红花，就将趁着这个时刻，在中山普通开放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已在石岐散发；三日凌晨的枪声已在卖蔗铺响起了，起义的军事部署，就被毁于一旦。 （四）农工起义失败后 起义失败后，同志们了解到大势已去，在短期内难图再起，只好晢时退却了。一些负责人在张家边稍作逗留便分头他往，李华炤、黎炎孟赴澳已如上述，黄弥谦则往大环乡密访乡校校长张鹏光，不料在乡校任教的同志们，经已逃避，张鹏光仍留在校里，便跟他一起到附近东闸吕姓同乡一座四层高的碉楼密谈对策，但为时不久，国民党大队军鱼贯入村，在一间庙宇布防，并派小队士兵向碉楼叫门，用铁棒石头向铁门乱撞乱砸。张、黄在把门窗加固，不作一声。白军无法开注目，大骂不休。等他们回到庙门口吃饭的时候，黄、张二人便静静打开碉楼门迅速向外疏散，黄？墙跳过邻巷，直沿大街西行回张家边；张则跳落墙外禾田，避到天黑，才爬上公路，走向附近村庄，找相熟人家隐藏。形势越来越恶劣，噩耗也不断传来，原在恒美乡暂歇，以便就近策划安排退却队伍的刘广生同志，因到三乡一带布置工作，在八月底的一个清晨，由恒美乡起程，经北台、湖洲、深湾、麻子进发，绕过神湾山背谷地龙井村，已近黑夜，时在起义失败未久，乡人惊魂未定，发现牛栏黑影幢幢，便鸣枪报警，乡人纷纷出动到处搜寻，在电简的照射下，发觉有人潜伏牛栏，便加以诘问。此人答称是过路人李桐，忽闻枪声，不敢前进，就潜伏暂避，免生误会云云，但乡人不置信，认为他有偷牛嫌疑，即解往设在鸟石圩的第五区公安分局（当时是杨桐荪任局长）。局里因无赃证，令罚款五十元释放。可惜拿不出钱来，遂被仍作偷牛嫌疑犯解县，由中山县公署拘留所收押，听候处理。不幸在国民党的反动分子、中山县党部常委肖干老和县学联会改组委员黄君泽入拘留所向囚徒宣传反共时，他们认出李桐即刘广生，转作重刑犯人监押，不久由县公署承员李骏卿（即律师李家骃）提讯，判处死刑。 张家边、沙边、江尾头、大环等乡，当时曾经是我们一些同志的避难洞，但现在风声鹤唳，险象环生。大家感到不能成群蛰伏，必须分散掩蔽，特时再起。到了五月中旬，县上《民国日报》、《仁言报》已发表“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通辑令，通辑李华炤、黎炎孟、韦健、冯光、梁明贺、李斌、刘广生、黄如城、黄弥谦、孙一艺、刘梓材、马庚庵、高宗濂、黎奋生等三十六人，其实有些人在通辑令发表前，已被军政机关扣留了，而以后，仅在1928年八月至1929年四月一段时间，先后被反动头子梁鸿洸和恶讼师李骏卿判处死刑者有：李华炤、刘灼文、刘今业、韦健、刘伟棠等人；更有逃亡到广州等地，却被叛徒告密而牺牲者尚有冯光，梁明贺等几人。处此情况下，在内地难以立足，特别是已被暴露，原基础较好的长洲、树涌、恒美等乡协同志们的住宅，也被搜索查。而澳门亦在黄杯控制下，更难找到留身之地，那么只有转移阵地了。于是最后决定离开中山，先到香港，另想方法到东南亚各国去，解决了生活问题，站住了脚，然后保持联系，重新找党。怎知以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首先是摆脱不开生活的牢笼。有些同志，到了东南亚，只因不景气笼罩大地，即使找到工作，失业的威胁始终甩不开。去印尼的八找威埠（当时还是荷属，未取得独立）的人有是这样，去新加坡、吉隆坡（当时还是英属马来联邦）的人也是这样。不得已辗转他去，飘洋过海，到了南美洲的小国。象吴宇雄去了智利，刘梓材去了千里达，吴国光也去南美，却不知哪个国家。许久失掉联系了，甚至迄今消息全无，下落不明。有些同志，如孙一艺、黄弥谦、张鹏光、关仲等，经过艰苦奋斗一段时间，取得较优越条件，在马来亚走进了文化机构或商业单位，还算站得稳脚，并进一步同当地的进步分子取得联系，共同搞过反帝运动、搞过学生运动。 （五）关于“四·三”起义的一些传说的正误 1、“四·三”农工起义日期的正误 一九二七年农工起义日期，系经农工学扩大会议决定为“四月五日”，并指定得能都区农协（即齐东卖蔗铺）只是一个集中点，其他如长洲乡农协、恒美乡农协基边乡农协等，也是指定的集中点；不过截至四月二日止，各乡农军向卖蔗铺集中的人数较多，因而引起反动军警注意到起义的重点就在这里，便先发制人，向我发起围攻，农军仓卒应战，这便造成了“四月三日”的“卖蔗铺起义”。关于起义日期，曾有过“四月廿三日” 这一说，这是必须提出更正的。广州是四月十五日发动清党，而我们搞农工起义，显然是在未清党之前，我们清楚记得，；当时的广东省农协，仍由常务委员彭湃、阮啸仙、罗绮园主持，完整地行使职权发布命令，我们也还是得到了他们的领导和指示。中山县地方尚未实行清党，则是在四月十五日以后，由关鸣？等将原负责的“中山县党部改组委员会”改称为“中山县清党委员会”，才算公开清党 2、刘广生遭难经过情况的正误 刘广生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情况下被逮捕？似乎也有不同的说法。事实却是这样的：刘广生当时如果走的是由恒美沿公路北台桥、白石，直达三乡到刘家村这条常走的直路，那恐怕情况会不一样。可是他取得由麻子、三溪、古宥绕道神湾后盘谷地的龙井村出平岚，是考虑到事变后的白石村反动势力高涨，李镇南、李学彬史弟，均在村里失事而不幸牺牲，因而存有戒心。不料途至龙井村，反遭此不幸事故，实非意料所及。当时三乡一带，系属第五区公安分局辖境，因此，在龙井村发生的所谓偷牛嫌疑案，当然要转解设在乌石圩的第五区公安分局处理，误传刘广生是在翠微乡（翠微乡是当是的第七区公安分局辖境）附近失事，如果是这样，刘应被解去第七区公安分局（设在前山），就不会转去第五区公安分局。 （上述情节，是在三十年前从有关同志回忆中纪录下来的，现整理成篇，送交《中山文史资料》发表，并盼得到指正。——笔者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