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我县学生运动是革命史料中占重要篇幅的。忝为当年的革命学生的一员，我虽德薄能鲜，脑瘦肠枯，仍愿正视历史赋予了责任，发挥余光余热，尽记忆所及，从二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一块既闻琅琅书声、也见刀光剑影的战场上，捡拾一些碎料，备编史者参考或采用。 当年的学生运动是以学校内的“学生自治会”为基地的；而举起革命火炬的则是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并有党的领导(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中学生。当时设在石岐的县立中等学校有“中山县立中学校”“中山县立师范”和“中山县立女子师范”三所；但革命力量主要在“县中”集中，“女师”的学生自治会也掌握在进步青年手中。“男师”就不同了。所以，工作上，前二者常采取统一步骤，后者则除个别学生与进步力量行动一致外，大体上或则不合作，或则唱反调。最可笑者，当时巡行按规定是县中学生作先导，男师向后跟，但男师硬要“扒头”往往造成一阵纷扰。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进一步发动进步力量组织“中山县新学生社”，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以及作为团结广大青年，领导学生运动的中坚，除县城内各中学之外，区上中学（如小榄中学）和私校（如竞修学校）也都有学生参加，县中学生是主要的领导力量。 由于学生与工农群众的亲密结合，构成更巨大的组织力量，树立了更高的威信，新学生社曾于1926年在县中礼堂召开过一次有二百多名学生参加的学生代表大会。会议的结果是原有的全县学生联合会得到整顿和充实，各校的学生自治会也进行了改组，这就给革命队伍树立了优势，壮大了力量。 县城之西有个称为“大较场”的地方，清代是讲武堂，历来统治者用作刑场。开全县运动会时又用作健儿们竞技所在，向为公产，占地二三十亩。1924年秋，县长林警魂（当他还以大涌为其“领地”充当土匪头目的时候，曾率众匪洗动石岐，商户被抢一空，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行将去职，为满足其刮地皮的贪欲，竟公然下令开投此地。革命学生闻讯，即在行将开投的紧要时刻，由刘广生、黄如城、孙艺文等多人，带领群众千余，冲入县府，找林警魂交涉。林不敢露面，秘书郑少一悄悄溜走，县兵们则架起机枪，对看学生群众，准备开火。情势危急，问题无法解决。学生们却毫不惧怕，一面派人到各处调动援兵，一面占住衙门，晚上仍露宿不走。翌日，由即将接任县长的卢家驹前来调停，答允停止开投，保留公产。这一斗争便胜利结束，群众无不称快。 在学生行动前，县中校长张丕基（清进士，曾任修志官）曾说过学生们是“不畏强暴”并同意“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张不是开明士绅，但赞许青年人的“暴力”，值得在这则史料中添上这一笔。 在改组学生自治会的同时，县中和女师都组织了“择师委员会”和“膳宿管理委员会”。用后来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来说，这些（特别是“择师”）说得上是道地“新生事物”。 学生运动是接受了“五·四”的优良传统、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但学生们并非只闹革命放弃学习，有如那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所诋毁的那样。当时的革命学生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学生，往往是学习尖子（刘广生烈士尤为突出！他在百忙中手不释卷，宿舍熄灯后常在路灯下读书）。不过，在革命斗争如此尖锐、如此急剧的岁月，校园内岂能保持气氛的静宁，秩序的正常，1926年县中是林笋当校长，女师是李金英当校长，男师是邝占熊当校长，他们都是不同意甚至反对学生运动的。有个别教员，或则县有政治背景，满脑反动思想；或则皈依“我主”基督，满身洋奴臭味，于是，这种人便在择师运动中成为革命对象了。县中学生首先要求学校撤换物理教员保澍昌（注意，不是何世昌），林校长不答应，乃进行罢工课，持续近半年之久，学校便采取强暴手段，发出通告开除所谓为首滋事学生十二名（他们是黄如城、刘广生、孙艺文、黄直之、刘梓材、赖壮怀、杨展鹏、黄文枢等）（注二），从而引起轩然大波，斗争更加激烈。学生自治会主席城卓环受命赴省，向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请愿。省党部即致函县教育局（当时局长已由陈廷恺换为伍敏修）。请饬县中当局撤销开除学生的错误决定，以免风波扩大。但林笋坚持“学生返校必须不搞运动”这个条件，问题仍未能解决；学生继续上省据理力争，使得省党部要派出青年部长黎樾庭和学生会总部郭寿华亲自来岐，向伍敏修交涉。结果，在革命力量的威力下，教育局和学校不得不让步，恢复被迫离校学生的学籍，赶走教员何澍昌，林笋随而引咎辞职，伍敏修向全校学生讲了话，斗争宣告胜利，事件也就结束。 与此同时，择师运动也在女师激烈开展了。当时校内有个社会学教员张志超（不是张士钊），被认为“国家主义派”，言论反动，引起革命学生的不满，开大会批评他。该校校长竟向县兵大队高胜湖搬兵来校弹压，学生自治会早有准备，即由该会主持人李慕濂急电农协派出农军来校支援。结果县兵被迫离去，事后张志超自知没趣，也不得不自动辞退。 在择师运动浪潮冲击下，县中还有一个教员被赶走。他叫陈沛基是训育主任，兼教体育。此人大言不惭，其实不学无术；加之语言粗秽，生活腐化（臂上常戴一只金？），早已招致学生不满。有一次杳悉陈到澳门嫖妓、赌博，更引起学生强烈反对，择师委员会根据学生意见，作出决议并贴出布告，限陈于廿四小时内离校。那时的校长是缪恭煦，他与学生步调较一致，也就同意陈沛基引咎辞职了。 县立中学尽管长期施与国民党统治相适应的教育，甚至是洋奴教育，法西斯教育，但在历史世轮滚滚向前之际，它，在所有学校当中，突出地成为一代新人的摇篮，成为革命思想的策源地。这是从成为学堂开始迄今将已八十高龄的老校的光荣！（听说有人竟然提出要把它改用一个私人的名字，不知何所用心！）县中还有一桩历史是值得骄傲的，那就是：学校当时不仅有共青团、学生自治会，而且有一个革命化的国民党支部——十三区分部。这个区分部的领导成员，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青团员。那时搞的革命活动，经常也用的是区分部名义。特别是在省党部派了特派员黄昙如来当训育主任（陈沛基走后）之后，党务发展了，《国际歌》从校内唱到校外了。（这是孙中山的帮乡破天荒第一次传播这支歌。值得大书特书！）歌是由黄昊如亲自教唱的。“英特乐拉雄纳尔”一词，当时未有中译，还是用英文来唱的。后来见歌词原有三首，但当时只教唱了一首。 “五卅”和“六·二三”两个惨案发生之后，全国爱国群众义愤填膺，敌忾同仇，纷纷进行抵抗和“杯葛”。新学生社大声疾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者，号召青年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投身革命斗争。“救亡团”、“济难会”等组织乘时而起，宣传队募款队，应运而生。“抵制劣货（即日本货）”的口号，顿时化为爱国群众（特别是爱国商人）的热血行动。设在石岐的商店凡有日货的，或烧毁，或封存；居民惯用日货的也拒而不用，国货一时大为畅销。青年学生经常组织大巡行，有时更在夜间举行所谓“提灯大巡行”，唤起民众，宣传反帝，那时的巡行，常有化装队伍，有的扮成乌龟模样，头戴平顶草帽（那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日本货），称为“乌龟戴草帽”；有的扮成母猪，手拿阳伞（用日本布制成，也是来自日本），称为“猪？担阳遮”。这样化装，非常引人注目，宣传效果很好。当时看过巡行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中山县新学生社设在县中东走不远的东岳庙（即现石岐孙文中路七星初地街口左侧这块旧址，已于十多年前夷为平地，改建为居民住宅）。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的革命文物。因为大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新学生社”、“教亡团”、“济难会”，以至后来办的夜校，（县中学生郑豪、何飞云、方惇庸、郑云开等人都曾在这里教过夜学生）都用了这个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部的队址也是这个地方。这是留下了很深很深的革命脚印的纪念地！ 1926年暑假后开学不久，县中招收了六位女学生，插入当时的第二十班读书。她们是叶竟秋、康碧云、杨淑英、余德慧、刘X芬和XXX。这在县中的招生历史上是创举（在此之前，县中从没有招收过女生）。她们入学后都或多或少地参加革命活动，给校史，甚至是学生运动史添上可贵的一页。其中尤以叶竟秋，当时已经做了母亲，丈夫在香港做工，她自己在入学期间，赶上时代，对革命作出出贡献。革命进入低潮，她也跟一些进步学生一样，离开学校，后来去了香港，有些同学投奔她，她也尽可能给他们以保护和资助。 （注一）孙艺文，当时也叫孙一艺，即孙康。 （注二）被开除的学生当中，似乎还有马庚庵、邝炳森、刘钦韶等几个名字，确否尚等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