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县为孙中山先生故乡，1929年2月8日国民党政府第十九次国务会议决定中山县实施训政称为“模范县”，并设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以推行其所谓训政时期的“新政”。该会归中央直接领导，不受省府指挥，对县府则有指导监督之责。该会委员规定由中山县籍人士充任。当时经中央简任孙科、唐绍仪、利禄超、郑道实、李蟠、杨子毅、钟荣光、马应彪、蔡昌等九人为委员，（以后还增加：林森、张惠长、陈庆云、欧阳驹、余铭等人）各位员曾在上海举行了筹备会议，推出唐绍仪为主席，李禄超、郑道实二人为常务委员，随即成立，会址设于石岐镇孙文中路达德街之崇义祠内。（后因利便唐绍仪出入，会址迁往唐家乡。）成立后有聘请县内较有名望的绅商学界李供林、萧悔尘、刘拨茹等六十余人为名誉委员，制定了新县制的兴革事宜去指导县府执行。 　　初时中山县长一席由该会常务委员会李禄超兼任。李在任一年，曾向华侨筹款建成了一间桥立医院，1930年黄居素继李禄超充任中山县长，他谓此次重长中山，，定能把“模范县”搞好，以各得其实。到任后即把数百年来设在石岐镇之中山县政府搬往唐家乡。他税：“为中山建设计，须要水路并重。中山的地势，照海道测量观察，唐家乡适为其中心点，今在此中心点设立一个政治中心的县府以推行政务，实为利便”。因是时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已搬往唐家乡办公，该会常务委员制亦已取消，会务悉由唐绍仪负责。故极力赞成县府迁址。（或黄居素之迁县府，系鉴于前次做中山县长时，被林警魂所驱走，且几为林的爪牙何祖入县攻入县府时所捉获存有戒心，故此次依然把县府迁移。）同时，黄到任后又要把唐家开辟为中山港，以及发展全县实业，建筑岐江桥等，倡议组织民众实业公司，其资金是向县属田亩每亩抽收毫银贰元，计中山禾田一百四十多万亩，共被抽收二百多万元。黄曾在唐家环盖搭大葵棚一座，约可容纳数千人，谓用作中山港开幕时迎接国内外来宾及邑中人士前来观礼之场所。建棚费用，开销了五六万元。后因“包工头”上下其手，偷工减料，以致棚成即被飓风吹倒。又在唐家前环建筑码头一道，也花了十多万元，卒为完竣。而建港之事，亦胎死腹中。至于建筑岐江桥一事，当其经营之始曾聘中外工程师踏勘，定在天字码头两岸建筑一度三合土的长桥，随即动工，在江中建筑桥趸数个，讵该桥趸以建筑不坚，被江流冲击，即已倾斜，复被来往轮船所碰，尽行倒没，而建筑该桥趸之工程费用，又开销了二十万元，结果建桥之声，乃寂然无闻，这些手尾，还留至数年后由某任县长开了一笔起拨桥趸的费用，才算了结。 　　过后唐乃与其老友夏声密商修改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章程。叶乃献策谓：“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章程，虽载有指导监督县府的条文，但无任免县长之权力，你若欲为县长，只把该会章程修改一下，规定县长一席必须由主席或委员兼任，才利于新政的推行等条文加入章程之内，黄居素不是委员，自然没有资格充任县长，如此做法，则黄不倒自倒”。唐悟，即把该会章程修改，呈奉中央政府核准备案，唐遂以该会主席身份兼任中山县长。财政方面，因省府无权监督，故县属地方税款，故任其支配，即属于国税、省税部分之收入，亦截留不上缴，因此，与陈济棠发生摩擦。陈乃指使中山县兵总队长林树巍制造县兵闹饷逼走。县长一席，则由罗权摄。其隋唐离去之科局长缺则由团部的官佐兼充。罗兼任县长二十一天，陈济棠乃派梁鸿光正式即任，而所谓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则名存而实亡了。但会内职员，虽无事可办，仍照支薪水，梁虽危县长，而县政多由其属员黎亦恢、李城等所把持。年余，梁死于任内，县长一席则暂由财政局长吴自强“护理”。此时中山县政训政实施委员会又在上海召集委员开会，决议再行改组，并增加林森、陈友仁、陈铭枢（林陈均非中山县籍人）等为委员，推孙科为主席。孙科乃举委员杨子毅即梁鸿洸为县长。杨即得长县政，乃老成持重，欲现清廉之政，时县内土劣及小官僚政客，为争夺位置，分捧杨倒杨两派，在地方商都颇具潜力。捧杨派是杨之亲昵和旧部孙海筹、梁洛生等；倒杨派则为李成、吴庆珊等。杨因此有所顾虑，不敢贸然行动，只能组织所为民众实业银行，把民众实业公司的剩余款项拨入为基金，委派县府会计主任黄文坚为行长，县府科员曾仲祺为出纳主任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