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参加政治活动遭到失败或者挫折之后，返回乡里或遁迹山林。他们当中有一种人隐逸无为；另一种人则继续在文化活动方面发挥自己的才智。先父黄冷观大抵属于后面一种。 　　冷观（1888——1935）原名黄显成，字君达、别字仲？，号冷观、昆仑，香山县长洲多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在文化界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山文史》1986年8、9辑所载我的爷爷黄绍昌的传中，引用汪兆镛（汪精卫的兄弟）的话说，黄绍昌的“幼子某辛亥后，惑于邪说……”，指的自然是黄冷观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后来，袁世凯实行复辟称帝，我父亲在他办的《香山纯报》和《岐江日报》上大力声讨，被袁氏在广东的爪牙粤督龙济光抓入广州的陆军监狱。 　　大约三年的监狱生涯对我父亲是很大的打击，成为他一生的主要转折点。他出狱后离开大陆，到香港这域外的洋场去，可以说是变相的遁迹山林。监狱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促使他在不到五十岁的壮年早逝。在精神上他也深受刺激，以致在临终前不久，神志不甚清醒时，据说受到同狱的一个江洋大盗鬼魂所困扰。他在香港间政治上采取低资态，事能是对辛亥革命之后的形势感到不满。 　　然而即使在寄居异域的条件下，他心胸中一直积郁的爱国主义仍然埋藏不住，在他的遗稿中，现在还能看到他在香港所写的几首诗词，其中洋溢着他对故国河山的无限深情，以及对外敌侵凌的愤懑。“九一八”事件之后，他组织他所办的中华中学师生开展劳军运动，给前方将士送去各种慰劳品；他还写作了大批宣传抗敌思想的小说。芦沟桥事件之后，他更对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有一回报上刊载中国飞机击落一些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的消息，我本能地以这们的报道表示怀疑，这使他勃然大怒，把我痛骂了一顿。 　　可能是受孙中山先生联俄思想的影响，他在香港时就对苏联的发展表示有粉趣。在他的藏书里我看到过一本关于苏联五年计划的书。我当时作为一个小学生还看不懂书中的内印象。他还直接向我谈到苏联，认为那里的崭新的生活可能是中国将来的榜样。不过，他在公开、正式的场合似乎极少发表这种看法，也很少鼓励我们兄弟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 　　然而，在文化活动方面他却是不分昼夜地献出自己的精力。一般说，知识分子或者是动笔著书立说，或者是动咀教学，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别人，扩大自己的生命。我父亲却两者都做，而且作得极为认真，他自己回忆说，在香港生活常常感到忧郁，而且自己的性格行为又同世俗合不来，只好为报社写些文章，却收获不大，因此就决心“息影为童蒙之求”，改为办学。所以无论是写作还是办学 ，他都是出自一种责任感，勤勤恳恳地自觉去做。 　　在报业方面，他似乎接受过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在香港办过一空国民党的党报，但不久就停办了。以后他又主办了《大光报》，据说作了一些革新的尝试，比如在星期日出周刊，每月出名为《双声》的月刊。当时《大光报》是香港报纸中的后起之秀。那两间老报《循环报》和《华字报》在办报的精神和立场都落后于《大光报》。但到了1925年广州香港两地的工人学行为了抗议上海“五卅”惨案，掀起了一次空前大罢工。当时的《大光报》的后台是几间大百货公司的老板，父亲站在反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不断大力宣传抵制日货，因此的老板们闹翻，终于辞去《大光报》总编辑之职，积极筹办中华中学。脱离《大光报》后，他在教学之余为《香港夜报》、《中华民报》、《中和日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华侨日报》、《超然报》主持笔政，写过一些社论（当时叫做“论说”）之类，据说，这些文章牵涉的面比较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问题。 　　到了后期的十二年（1926——1938），他不再直接为报社工作，而是在家里替香港的广州许多家报纸写连载小说，一般用的是“昆仑”的笔名。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每晚半夜起床，一直写作到天亮，用毛笔奋笔直书，不打草稿，也很少涂改，但他那笔草书不是我那时所能看懂的。他还有一本很大的笔记薄，里面开列了他同时创作的许多种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梗概。他大概需要常常查阅以避免出错。他的小说我一篇也未读过，只记得有《畸人独行传》、《白狼河北》、《大漠埋心记》、《狼烟鹃泪》这些题目。我还记得他给我看过一本叫做《太平洋上的风云》的小说，里面有个回目叫“轮形美舰硬度扶桑”，可能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种预测幻想性小说，也不知是不是他自己字的，在现存的他的五、六十种小说的名称中没有这一篇。我记得他写的一篇连载小说名字叫《微尘毒弹》，内容可能是同《太平洋上的风云》差不多的，是否已能预计出后来的原子弹，那就不清楚了。可惜的是，他写的这些小说，据说多达三百多种，我们家统统没有保留下不。据我大哥、前香港中华中学校长黄祖芬说，这些小说的剪报曾经保存过一段时期，到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之后，全都遗失了。我也不知道香港是否有图书馆保存二、三十年代的旧报（据说香港大学藏有一些）。若能重新看看这位来自中山县的多产作家的旧作，大概是很有趣的。 　　由于我看不到原著，无法用现在的眼光对这大量的作品作些分析，只好抄一段落我父亲的好友的同事马小进所定的传中，关于我父亲的小说的一段叙述： 　　“……而撰述小说，不下三百，为世所称。其中传游侠者十之四，如《大侠青芙蓉》、《论溟侠影》，《里巷伟人传》，乃其杰构也；言情者十之二，如《青萍芟恨记》、《桃花山庄》、《鸳鸯枪》、《情坎记》、《幽兰怀馨记》、《今妇人传》等作，哀感顽艳，情文兼至，读者美之；此外多为社会小说与闾里轶闻，若《剑庵稗？》、《祷杌新史》、《畸人独行传》、《人禽之判》、《诗人绿萍》，是皆超人这著，禹鼎温犀，固未可视为小言詹詹也。自“九一八”以后，先生作风，为之骤变，观其《野火》、《狼烟鹃泪》、《黄海之血》、《红楼紫塞记》诸篇，壮怀激烈，同仇爱国，情见乎词，可以觇先生之苦心孤诣矣。先生平昔所作说部，虽喜用文言，但亦尝撰新体白话小说，曰，《太平山之秋》、曰《牧人与犬》；凡数十种，言近旨远，流丽安祥，绝非时流支离褊浅之词，粗制滥造之品，所堪望其肩背也”。 　　马小进的这些评语，自然免不了有些溢美之词。我看我父亲自己对马小进这说的话倒可能更符合实际一些。他说，他的这些小说是匆匆忙忙写成的，赶着脱稿时间，象“抽丝作茧，煮字疗饥”，没有什么流传的价值。然而，他在香港的二十年期间，写出了那么多的作品，如果三百篇的数字是准确的话，那么他平均每年要写出十五篇来，付出的劳动量是可以想见的。正象他在《久病新瘥》一诗中自述的一样，这种笔耕生活进一步损害了他出狱后的健康：“自以精神健，旦歇息，汲汲只雇影，佳节度登陟。方喜力能任，病已在胸臆”。 　　到了他生命的最后若干年，他转向从事教育事业。他年青时候在中山县曾担任过烟洲小学校长，1926年在香港，他又再办了中华小学，据马小进分析，我父亲对自己在办报和写作方面不满意，而认为用文字去启发人们不如办学去启发人们那样深切，所以他终于选择了教育作为分最后的事业。在香港办私立中学不是太容易的，不见得比笔耕更能维持生活，我父亲为办学像写文章一样付出了巨大的劳动量。 　　我父亲办学出自他的爱国情怀，他把学校取名为中华中学，其意义可以从他自己撰写的校歌歌词中看出来：“云山苍苍，海波泱泱，翳我中华，奥这名邦。愿我学子，长？相忘，顾名思义，发扬国光。藏修息游，夙宿其罔懈，努力前进，前进？徬徨。具德、智、体、群、美五育，千秋万岁流芬芳。中华，中华，声彼万方！”他是希望能培育出一批使祖国强盛和屹立于世界各国之林的学子来的。 　　中华中学最初设在鸭巴甸街，后来搬到荷里活道，又搬到坚道22号，战后才到罗便臣道123号。学校创办时正是省港大罢工后期，市面上不大安定，到中华上学的不到三十人。办学经费有困难，就找当时比较热心社会公益的资本家赞助、当校董。当时东亚银行总经理李子芳（现任香港政府官员李福逑的父亲、最近退休按察司李福善的叔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国宝的伯父）就当过中华中学的校董。经过惨淡经营。靠着香港爱国同胞的支持，中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创办不到三年就增加到一百多人，到日本侵占香港的1941年，全校师生员革已达七百多人，是当时香港的私立学校数较多的一所。 　　我父亲办学十分重视教学质量，尽量使学生具有丰富的知识，十分重视培育学生的品德，订下许多守则，使学生经常注重礼貌、纪律、诚实、助人。他在学校早期身体还好，自己亲自己执教国文等课。中华中学后来成了香港爱国学校的坚强堡垒，它是祖国解放之后早出最早升起五五星红旗的香港私立学校之一，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许多在大江南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部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1958年8月，港英当局借口“危险房屋”，以暴力封闭中华中学校舍，并殴打该校师生和在场采访的新华社、文汇、大公、新晚等报记者。 我国和内地的“中华中学事件”。又在1967年香港各界同胞反对港局迫害斗争之后的1968年8月逼令中华中学停办。直到现在，中华中学校友每年聚会庆祝校庆时，都有几百人参加，他们来自祖国内地，香港和海外的许多地方。 　　我父亲在香港的最后几年，心情不好，忧国忧民。他不会想像到，他在香港不顾疲劳地辛勤从事的文字、教学工作，其深远影响默默在人们心中发？生长。他更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中华名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确实成了“声彼万方”的强大的国家。否则，我想他生前的心情会舒畅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