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棣活先生，祖籍广东省中山市竹秀园村。1904年10月19日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郭葵，排行第四，1898年前后到澳大利亚谋生。当时郭棣活的二伯父郭乐已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创办了永安果栏，因经营有方，永字果栏生意逐渐兴隆，发展成为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永安集团。并先后于1907年在香港开办永安百货公司，1915年在上海创办永安百货公司。郭葵肩负兄弟们的生托，独自到上海筹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日夜操劳，耗尽心务，一年后因染病不治，在香港逝世。因此，郭棣活举家从澳大利亚到香港。 　　郭棣活初期在香港圣士提反小学念书。1918年，郭棣活转住广州岭南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岭南大学。他开资聪颖，勤奋好学，学习的体育运动均获优异成绩。 　　郭氏兄弟创办香港和上海永安公司后，积累了大量资金。接着接受上海申新纺枳厂工程师络乾伯（广东人）的建议，利用永安百货公司的资金和在海外的声誉，大量吸收股人份，于1922年5月创办了永安纺织一厂，后又分别于1925年和1928处购进大中华纱厂的鸿裕纱厂，改名为永安二厂的三厂。郭乐、郭顺苦于自己不懂纺织技术，处处受人牵制，便决定培养嫡系的技术力量，因而选派了郭棣活到了美国纽毕德佛学院留学，攻读纺织专业。1923年7月，郭棣活到了美国，他克服了各种因难，学习的第一年就获得学院奖给的一枚金质奖章。为了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实践机会，入学第二年，郭棣活化了250美元，买了一辆旧汽车，自己修理好，利用寒暑假期，驾着它到校外作机器，掌握了初步的纺织技术。他还参观了美国的医院、教堂、监狱的屠场等，增长了许多见识。1926年，郭棣活以名列全学院第一的成绩毕业，并荣获美国棉纺同业组织授予的一块金牌。 　　郭棣活学成回国后，即到上海任永安纺织二厂参事。1928年他去香港与马应彪的女儿马锦超完婚，然后双双到了上海。郭棣活后被任命为永安三厂总工程师，负责整顿更新这间工厂。他决心搞好永安三厂为中国人争光，很快使三厂起了明显变化。接着，他立下雄心把旧厂扩充，增设新厂，创办纺织机械厂。为此，他曾去日本丰田纺织厂参观考察，然后提出了扩充、改造三厂的方案。经董事会批准，拨出了资金，由他主持，扩建了三厂的厂房，增添了24000枚纱绽。这样，永安三厂就成为拥有63000纱绽的大型纺织厂。1929年，25岁的郭棣活因为经营永安三厂成绩显著而被任命为永安纺织公司副经理，负责整个永安纱厂系统的技术的生产管理。 　　在任了永安纺织公司副经理后，郭棣活着重抓了几件事：一是重用人才。他介绍留美同学李锡钊、黄汉彦、曹致澄等到公司担任高级技术职务。留英归来的吴大鼎、吴德明等，也受聘到各厂任工程师，郭棣活还聘请潘序伦到公司培训会计人员，建立各种帐目，并设计制度，使公司在财务管理、成本枋算和其他方面都健全起来。二是抓好产品质量。当时，华资企业已面临越来越多的外来资本的竞争，产品的质量管理就必须相应地加强。郭棣活要求各纺织厂增加机械保养工人和专门维修设备；购置各种新式测试仪器，加强成品检验，制定棉纱的强度的捻度标准，关改进了浆纱等技术操作，使永安纺织公司的产品质量比前更稳定，其中金城、大鹏、金钱等牌号的棉纱和布料均比国内其他厂家产品的质量略胜一筹，可与外来商品匹敌，部份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三是继续新建工厂。20世纪30年代初，全世界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这时，永安公司正在二厂内空地筹建四厂，了准备下马。郭棣活则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正处于萌芽状态，许多工业产品不能自给自足，民族工业尚嫌不够，应当发展。于是，他和郭乐郭顺商定把永安四厂继续办下去，以争取纺制细纱，抵制日商的垄断细纱产品的局面。郭棣活的总工程师骆乾伯通力合作，订购机器，设计厂房，决意尽快建成永安四厂。接着，又向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购进1500？发电机的计划向瑞士布朗包威利公司购进3600？发电机各一台，配套锅炉两台，办成发电厂。与此同时，郭棣活还向公司提议，于1930年在上海扬树浦地段，建造了两座容积为250万立方英尺的仓库。为了将四厂建好，郭棣活于1931年11月赴美英等国考察，并向英、德等国订购了一批机器。 　　932年1月28日，日本字他突然向上海闸北的中国驻军袭击，十九军奋起自卫还击，淞沪抗战打响了。 　　位于吴淞地区的永安二厂首当其冲遭到日军丧心病狂的炮击轰炸，二厂和正在建设中的四厂顿成一片火海，损失达180多万元。同时，日本人侵占东北三省后，日本棉纱直接输入倾销，他们还收买中国奸商，沿长江输入内地，使我民族棉纺工业失业广泛的市场。1932年2月，国民党政府大向各纺织厂开征“统税”加重了国产棉纱的成本。是年华中各地发生空前大水灾，农村破产，棉织品销路受阻，使许多纺织厂倒闭。永安纺织公司这时也每况愈下，债台高筑，企业借入资本1928年为800万，至1933年增至2400多元。这时又得不到香港，上海“永百”的资金支持，举步维艰，眼看永安各纱厂就要停工。郭棣活只好采取紧急措施，向美商花旗银行借到150万元，渡过了难关。郭乐擅长收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用于扩充自己的事业。上海“永百”一向设有储蓄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各联号的周转。不料于1934处，国民党政府公布“储蓄银行法”，限制公司行号兼营储蓄业务。上海“永百”原先经营的储蓄部只得关门，由于银根吃紧，不得不向“永百”就向“永纱”抽回资金600万元。捉襟见肘，上海“永纱”处于更困难的境地。1936年初，“永纱”向中国银行借了250万元，勉强维持继续开工。在困难时刻，郭乐、郭顺经过反复考虑，向当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求援，委托中国银行发行，由中国建设银行认销“永纱”有了这些流动资金，暂时解决了周转上的困难。 　　“永纱”被输了血，生产虽得到维持，但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一·二八”淞沪战争使“永纱”二、四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八一三”战争一开始，该两厂即沦陷于日军，部份厂房和机器设备又被炮火毁坏。苏州河以北的杨树浦一带，是日军的控制区域，永安一厂和大华印染厂也为日军占领，被改为“日本陆军野战病院”，所有机器，厂房和贮存的成品、半制品、原棉、染化料等都遭到巨大损害。纬通纱厂也被日军占驻，损失严重。新仓库所堆存的棉花、纱布、染化料，全被日军劫掠。据当时帐面统计，“永纱”在抗战时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损失约合850余万元，按当时美金汇率折算约为250万美元。还不包括各种染料、物料和厂房建筑所遭受的破坏，及被日军抢走的新型精密工作母机。 　　在这种困难形势下，郭乐、郭顺先后离沪，“永纱”繁重的内外事务都落在郭棣活身上，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永纱”仍困难重重，为了发展企业，郭棣活在1946年8月召开的董事会上，提出了调整经理部门人事组织的方案，结果取得通过。决定：总监督、总经理仍旧由郭乐、郭顺担任，副经理改为副改为副总经理，由郭棣活担任；另增设经理四人，由李孝植、郭植芳、郭棣超、郭琳褒分别担任。此时，郭棣活处在“永纱”的最高领导位置上，“永纱”绝大多数事务集中在他的身上。 　　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郭棣活带来光明。相反，他还是陷入极度苦恼之中，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民族棉纺工业实行管制和敲炸勒索，“永纱”身受其害。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集募“同盟胜利公债”，上海民族棉纱厂被摊派“法币”1亿元，其中“永纱”补摊派“法币”1750万元。不久，国民党政府大发行“美金公债”，“永纱”被摊派103余美元。“永纱”被迫共义付了黄金6208两、美金10万元的大鹏细布44，400尺。 　　1948年8月18日，国民党政府颁发“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金元券”以1：300万元的折合率收回“法币”，并强迫收况黄金、银元、美钞，同时限制物价，冻结工资。郭棣活被这突然其来的“处分令”搅昏了头脑，他还未及反应过来，便于9月2日被经济警察大队传去，押至警察局，强迫立据：“于即日起，依照政府限价，尽力抛售”并“愿在沪协力办理，不往他处。”“永百”总经理郭琳爽（郭棣活堂兄）也被指定作保。达次“金管风潮”中，“永纱”被兑出黄金6011两、美钞100041元，港币20545元。 　　在限价出售棉纱方面，当时每件20支棉纱的限价为“金圆券”707元，32支为“金圆券”838元，42支大股钱为“金圆券”1033元。这个价格与成本相比，还低于380元至460元，“永纱”共计被迫售出各支棉纱7285件，按市场价格差额损失约“金圆券”5293791元。 　　自此，“永纱”元气大伤，郭棣活的处境更困难了。1948年11月29日，郭棣活致函郭乐、郭顺说：“瞻望前途，殊无把握。”一向对事业充满信心的郭棣活，也不得不对“永纱”的前景显示出无限的忧虑。 　　解放战争开始，上海棉纺业迁厂香港的议论颇盛。“永纱”诸董事在1947年开始考虑在香港设厂事宜。这时大多数董事主张在香港设厂。在香港的董事还几次搜集有关香港办厂的“工商业调查”报告及剪报材料寄回郭棣活参考。1948年在香港的董事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具体的硬度房基础勘察工作，并于1月29日及3月25日两次致函郭棣活提出在香港九龙购地建厂，以及把向国外购买的，用于补充上海“永纱”的机器设备全部迁移香港，以应建设新厂之用。 　　此时，郭棣活对香港设厂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的考虑。他去信在香港和美国的叔伯，认为：“香港气候不利纺纱，用空气调节机械装置，费用大，不仅增加投资，而且加重成本”，又说：“若照20000锭子之纱厂计算，需资本2500万元，每年出产棉纱12000件，则每件最低限度需有纯利三、四百元方足维持，成本既高，究竟能否赚到此数，殊难逆料。”在香港和美国的叔伯对上海的局势是持不乐观态度的，曾多次来信要郭棣活务必在香港设厂。郭棣活又去信答复他们：“永纱所订的机器，最快需在1949年下半年方能陆续到达，时间尚裕，可以详加研究，再行决定。” 　　1949年初，解放军逼近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狼狈逃窜，时势虽然混乱，但未有危及郭棣活的人身安全。工人们亦自动组织起来护厂，这就增强了郭棣活维护先辈产业的信心。于是，他逐渐确定了留沪思想，对在香港设厂的问题由“久有此意”，转变为“必须从长考虑，再作决定”。1949年2月8日，他去信郭乐、郭顺说在香港设厂“不甚适宜”。以后，郭乐虽然决定暂不在香港设厂，但对爱侄郭棣活的人身安全极为关心，曾多次民电报甚至打长途电话，催促郭棣活立即去香港，以避战祸。在战事紧张的时候，郭乐还指派专人从香港赶回上海陈说利害关系，要郭棣活即时离开。但郭棣活始终没有离开上海，坚持留下来，可是他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存在害怕心理。只好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随着，后来客观情况的发展，他的思想一步步转变过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几天，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二楼大厅召集上海市各界人士开会，阐明共产党的工商政策，要大家安定情绪，恢复生产，共同努力，建设新上海。在一次酒会上，陈毅市长还找到郭棣活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解放前夕，有许多人劝你离开上海，而你决定留下来，你做得对。”陈毅市长的一席话，对郭棣活鼓励很大。自此，他对共产党的态度由害怕到了解，逐步转变为拥护。1949年5月27日，他曾写信给郭乐等人，说明上海“已全市解放，一切均甚安定”，“工商业已陆续复业，而一、二、四、三、五厂及印染厂暨永安百货公司所有资产与同人均幸平安”。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负责统战工作，他很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潘的夫人董慧，是广东人，父亲在香港开银行，很过细的思想工作。潘的夫人董慧，是广东人，父亲在香港开银行，很早就和郭棣活认识。潘汉年由此成了郭棣活家的常客，推心置腹，无所不谈。还经常利用开会机会，找郭棣活谈话，反复向他阐明党的政策，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鼓励他大胆地积极地搞好棉纺生产，并帮助解决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使永安纱厂迅速恢复生产。陈云同志也经常约他讨论财经问题，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周恩来总理也在上海和北京多次接见过他。这些事实使郭棣活看到共产党是非党关心、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所推行的政策是富国强民的政策，从而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前景，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作出贡献。 　　解放初期，原棉缺乏，物价波动，这对私营纺织厂的生产构成极大威胁。这时，上海市政府却伸出援助之手，1949年夏秋之交。国家即和私营纺织厂组织了原棉联购，限制囤积，打击投机倒把，使原棉的供应能统一管理。当国产棉花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时，政府还以高价收网外棉，补贴差额，以维持私营厂的生产。这使郭棣活顿时感到振奋。1950年6月，郭棣活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款待，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市长出席作陪。这使郭棣活心潮澎湃，会议还没结束，他在信中说：“此次在京获见政府各首长，印象甚好。对人诚恳谦的，对事认真实干，以为人民为国家服务为主旨，不贪污，不扑克利，乐于接受批评，倾听工商界之意见，尤其对于上海工商界发表之意见更为欢迎，窃以为我国几百年来由于政治不良，环境恶劣，积弱萎靡之下，理宜大加改革，力求振作，方有自力更生之望，相信人民政府之施政对于我国可能在短时期内大有进步，前途乐观。” 　　1950年“二·六”上海遭受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后，市面曾一度陷入混乱，原料、用电等相继出现了危机。永安各纺织厂在一段时间内开工不足，因而逐月亏蚀。人民政府及时制定开工计划和扩大代纺办法，并施以叟导，使工人积极提高生产效率，自动减低薪金。政府有关部门还协助永安各纱厂成立劳资协商会议，建立了新的劳资关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永安纱布总产量1950年比1949年增长了14%。为此，郭棣活于1951年1月6日，写信给郭顺，汇报了各纱厂生产情况。郭棣活对前途充满信心，于是他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纺织公司在同外订购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支援祖国建设。这批物资计有：瑞士制造的七千？汽轮发电机组一套，一万锭纺纱机器全套设备和六千包美国棉花，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当时虽有人主张把这批物资留在香港，但郭棣活据理力争，并得到在香港任永安纺织公司总经理郭恩赐深明大义的支持，大力协助把这批物资顺利运回祖国。 　　郭棣活为祖国为人发做了有益的事，社国的人民也给他很高的荣誉。解放后不久，政府就字排他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侨联会主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上海市面上棉纺织同业公会主任等职务。 　　1953年2月，全国政协委员会举行一届四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约见了荣毅仁和郭棣活两位纺织巨子。毛主席笑着说：“你们两位能否在内地生个儿子？”自此，荣郭两人无时不想着如何体现毛主席指示精神。1954年9月，荣、郭二人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了周总理在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增强了在内地建厂的信心和决心。鉴于安徽省是一个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省份，盛产棉花，但没有一间纺织厂，每年要把大批棉花运往上海、青岛等地。因此，安徽省内兴建一间拥有五亏纱锭和一千七百台布机的纺织厂，预计投资三千三百亿元（旧人民币）。除申新、永安和国家投资外，荣、郭二人，还动员上海沈元不出口行经理沈瑞洲和他的几子沈祖？先生役资，经过儿方面的努力筹办，终于1957年6月5日，在合肥市建成了安纺一厂，正式投入了生产。 　　在此同时，郭棣活积极要求永安各纱厂参加公私合营，他对其他经理就：永纱企业较早地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能够得到进步和民展，但由于企业性质没有改变，经营管理仍然存在着许多缺点，只有实现公私合营，企业才有条件进一步发挥生产潜力，为人民生产更多更好的棉纱和棉布，为祖国建设积累更多资金，同时对我们工商业者有利。1955年8月11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实行公私合营，郭棣活被任命为总经理。他感到无限光荣和兴奋，他说：这是我们企业创立三十四年最大的喜事。同年9月，华东纺织管理局在同庆节前举行的私营棉纺工业全行业大会上，宣布申新、永安、丽新廿三家私营棉纺厂正式实行公私合营。至此，上海私营棉纺行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成了上海市私营工业中最早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行业，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欢迎。 　　1957年，因工作需要，中共广东省委经与中央统战部反复协商，并征求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等老同志意见，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选调郭棣活到广东工作。此事，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自与上海市委联系通过上海市委统战部负责人刘述洲征询郭棣活意见。尽管郭棣活在上海不但有较高的政治待遇，而且有较好的居住环境（有一套在上海数一数二的高级住房和占地十五亩的私人花园），他却爽快地表示：“上海许多工人、知识分子服从调动，支援外地。我也应该服从调动。我很感激党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应该尽力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事情。” 　　郭棣活到广东后，担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省委员会和广东省工高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接着于1958年9月17日开始担任了广东省副省长，负责全省的轻工、纺织工业工作。 　　郭棣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也席了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了第16次、第17次、第19次、第21次等数次最高国务会议。他又是全政协常委，参加了全国政协三届一至四次会议及四届一次会议。同时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全国叙联副主席。在此期间，他还被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政协广东省常委、副主席等职。 　　郭棣活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积极参加各项工作。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从1958年到1966年八年间，他到过广东省的六十多个县市，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他分管省轻工、纺织和化工工作后，经常深入到工厂调查，掌握生产中存在的矛盾，例如原料电力不足，工厂开工率低，设备利用率低，机器保养不好，经济核算等问题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他们一起探诗解端的办法的途径。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在广州调查了40多个工厂，然后于1961年9月16日，带着轻工业厅等同志到上海、杭州参观了改进意见，并在省人代会三届一次会议上，作了解决好广东人民穿衣问题的发言。特别在1959年省工商联学习讨论会上，他敞开思想，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疑虑。1962年5月，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批评了浮夸风和某些“左”的错误。这些亦诚相见的批评意见，出自党外民主人士郭棣活的肺腑，是难能可贵的。` 　　1963处3月18日，郭棣活夫妇携同现两个女儿到香港，与多年未见的海外亲人会见。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郭抵港后，有的港报作了歪曲事实的报导，郭所住的九龙“美轮酒店”每天都遭到大批记者的包围，他的言谈行踪都被报纸大肆演染。尽管如此，郭棣活仍在与亲友团聚之余，接触了香港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唐星海、王宽诚、王启宇、吴昆生等人，向他们畅谈了祖国建设成就，动员他们回大陆访问，了解祖国。与此同时，郭棣活的一些亲友，也劝他留在香港发展。亲朋好友的苦苦相劝，丝毫没有使郭棣活动心。他于5月18踏上归程，用事实戳穿了香港一些报纸说他“不再回大陆”的谣传。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郭棣活为贯彻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政策和团结、批评、教育的方针，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竭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广东省两会绝大多数成员及其所联系的工商界群众，能够在反右斗争后继续和党一道前进，在三年困难，在经且的“十年动乱”的冲击下，对党的信心不动摇。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砀浩劫席卷全国，郭棣活在上海的广州两处的家上继续被“抄”数次，他自己亦遭到围攻和批斗。在郭棣活受到激烈冲击之时，中共广东省委及统战部领导极力给予保护，并安排他在1966年参加国庆节观礼团，登上观礼台。可是不久，省委领导也受到冲击，但省委领导却把郭棣活送到从化温泉保护起来。在从化温泉，郭棣活度过了近两年时光，他潜心研读了《资本论》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坚信祖国的光明前途，与中国共产党共患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粉碎“四人帮”后，郭棣活和全国人民一样充满喜悦，衷心地拥护革、改革、搞活经济与实行“一国两制”的重大决策。 　　在此以后，郭棣活再次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并先后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广东华侨投资公司董事长，省侨联名誉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等职务。这时，郭棣活已进入古稀之年，仍积极参加了国这的本省大事的协商，主动就经汴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和整党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向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协助共产党的政府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工商界和工商界有联系的人士，开展对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华侨同胞中工商界及有关人士的联络工作，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协助政府做好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等工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79年至1983年，郭棣活靠轮椅代步，三次偕同夫人赴美探亲和治病。第二次出国，他特地带去15本《关于建国以不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送给亲朋好友，并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能批评自己的错误，勇于改正，这是任何政党所做不到的。中国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我们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15本书不够发，他又写信回国要。在香港和美国期间，他每到一处都以切身的体会向海外亲朋故友讲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宣传祖国的大好形势和建设成就，宣传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华侨政策，鼓励亲友们回国观光旅游，设资合作兴办企业。在他的鼓励下，几年来，就有二十多批人回国探亲、访友，旅游观光，投资合作办企业。1984年4月，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志权先生等，回到上海考察访问，并和有关方面签订了某此些项目的合作投资兴建了“长城饭店”，在广州东方宾馆内开办了“东方——施乐影印中心”业务，郭棣活还动员他的大儿子郭志砘辞去美国陶氏化工厂的高级职务，回香港担任永安集团总经理和永安企业《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专门负责与中国合作事务，并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书。 　　郭棣活经常教育他的儿孙与祖国心连心，他要求居住海外的儿孙们在家里讲华语，并让仪仗队痂 国时要返祖籍中山市竹秀园看祖屋，去北京周口店参观中国猿人博物馆，不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为祖国四化建设出力。 　　几十年来，郭棣活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支持家乡建设。1958年他调来广东临行前，将自己在上海占地十五亩的私人花园献给国家，“文革”后，他又将自己在上海的一栋很大的房子借给上海市民建会、工商联使用。早在1932年，他曾捐资给家乡办竹秀园学缢；六十年代初，他借出祖屋兴办起乡卫生所的幼儿园，捐资给中山县华侨中学建礼堂一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与海外、港澳亲人一起捐赠25万元给暨南大学、为中同县华侨中学、竹秀园学校、先施学校等捐款55万元，为上海市侨联捐款10万元。1985年初，他将有关方面再次补发给他“文革”期间其家被查抄的捐失折款一万五千元，全部捐献给省儿童福利会和育才第二幼儿园等单位。据粗略统计，近几年郭棣活为社会公益的捐款达到100万元。 　　1985年12月16日，民建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委会联合举行民建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已是八十一高龄的郭棣活到会作了题为“发扬优良传统，乘胜阔步前进”的讲话。这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1986年4月9日零时15分，郭棣活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二岁。他在生前曾向儿子留言：“我活着生活有祖国，我死后骨灰也要安葬在祖国，决孙能将我的骨灰带到国外去。”表示了他对祖国真挚的感情。 在郭棣活病重期间，广东省的领导同志林若、谢非、梁灵光、王定、郭荣昌、罗天等，曾多次前住医院看望和亲切慰问。 　　1986年4月17日，在广州殡仪馆举行向郭棣活遗体告别仪式，参加遗体告别的有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郭棣活的亲属及生前友好共四百多人。4月19日，郭棣活追悼会在省政府礼堂举行。追悼会由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主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天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有广东省、广市党政军闻部门和各民主党派人士，郭棣活亲属和生前好友共七百多人。 　　党中央和国务院、人大、政协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赵紫阳、叶剑英、陈云、彭真、邓颖超、习仲勋、杨尚昆、胡厥文、荣毅仁、胡子昂，以及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统占部等单位送了花圈。 （钟政业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