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在菲参加抗日活动回忆[/center] [center]李丽君[/center] 　　杜埃同志的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第一部）》，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期间，菲律宾华侨拿起武器，与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历史。我由于一种特殊情况，在阅读这本小说时，感到特别亲切。小说中的许多情景、史实、人物，都勾起了我一生难忘的生活回忆。 　　这本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为霍斯特·李，书中说他“原名李炳祥”。而李炳祥正是1959年早去世的我的父亲的真名。他原籍中山县李屋边村，生于马尼拉。正如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父亲曾加入洪门党，当过锅炉工；他有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两个妹妹和两个女儿。书中还有不少描写与李炳祥一家的生活事实很相符。《风雨太平洋》虽以他一家为原型，但为了更典型地反映旅菲华侨的斗争历史，以及文艺创作的需要，作者还虚构了不少情节。 　　就我来说，有一点是和书中的一个人物相似的，即受父母亲和两个姑姑的影响而成为抗日阵线的一员，在他们及其周围战友的教育帮助下，我逐渐学会做点革命工作。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燃起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烽火后，消息很快传到菲律宾，在马尼拉成立了华侨妇女慰劳前线抗日将士菲律宾分会。我母亲是该会委员，我的锦蓉姑姑是会员。在她们的带动下，我也参加了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这期间，我几乎每天下午下课后，都到会馆做棉球和棉花棍，然后加上绷带，装进一个个救伤袋，包装好后就运回祖国前线。有时我还跟着姑姑外出为新四军募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首都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学校停课、办公楼关闭、许多商店停业。接着，当局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原来平静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由于我父亲是华侨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我母亲、姑姑和我又都参加了抗日活动，估计一但日军占领马尼拉，我们一家人肯定回成为敌人杀害的对象。因此，在一些华侨民主团体负责人准备撤离首都，转移到乡下时，父亲决定我们全家人也跟着一同疏散。经过许多周折，换了几个临时住处，最后我们一家，除父亲和两个姑姑去游击区外，就在巴依迪省住下来。这时，我们一点积蓄已用完，只好靠拣椰子、煮椰油、做糕点出售挣钱，勉强糊口。这段时间，由于母亲肺病复发，更增加了我们生活上的困难。 　　到了1944年，菲律宾“抗日发奸大同盟”领导下的抗日地下活动蓬勃发展，需要征集更多的人参加工作。那时，我在乡下过着苦闷的生活，也极想走出去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父亲前些时候由于在中吕宋地区和其他同志一起忙于筹备组织华侨抗日游击队伍，领导对敌斗争，顾不上考虑两个女儿的问题。回到马尼拉的地下机关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也为了满足我的要求，父亲就在当年的二月让石英（锦苏）姑姑把我从村接到马尼拉，住进地下机关。这样我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我的长相与穿着同一般菲律宾姑娘很像，加上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武和达加禄语，外出活动不易引人注目，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当交通员。当时交通员的任务是把秘密文件伪装好带到预先约定的地点交给接头的人。我最经常传递的是地下机关发行的《华侨导报》，这张油印小报主要报道从收音机里秘密收听到的美国及其他外国电台有关各国发法西斯战争的消息，当地抗日斗争的形势，菲华游击队打仗和活动的情况等，干这种工作当然要冒一定危险。路上经过日军岗哨有可能被盘问检查，半路上可能会碰上美机来轰炸，还可能遇到其他意料之外的特殊情况，都需要灵活应变。可是，我那时不懂得害怕，只怀着对敌人的仇恨，满腔热情地想方设法去完成任务。我路过一些街道，曾目睹电线杆上挂着被日本兵折磨死的裸体妇女（有的甚至上妇女）和被刺刀挑死的婴孩尸体，这更使我满腔怒火，暗暗下决心要好好干，为这些死难者报仇。半路上碰上空袭警报时，我就到菲人住宅暂避（菲律宾人从不拒绝帮忙），等解除警报后在继续上路。由于外出前同事们总是亲切地嘱咐我对付意外事件的办法，因此，在路上我的心中还比较踏实有数。另外，我常听说在游击区，有许多菲律宾妇女自愿当游击队向导，勇敢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听说还有菲华妇女出色地完成抗日后勤工作等等，这些生动的事例都在激励着我。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接头的地点经常变换：有时在闹市区，有时在咖啡店，有时在菜市场的一角。我把文件摺叠成小方块塞进可以推动的爽身粉盒底，或者缝在草拖鞋（菲人和华人在家中都穿着草编的拖鞋 里头，或者包成礼品的样子，伪装的形式多种多样，接头的很自然地交给对方。如果是在咖啡店里碰头，就把东西放在桌上，喝完咖啡分手时，对方便把东西拿走。我算幸运，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没有被日本兵盘查过或者遇上什么麻烦事，只是碰到过几次空袭。除了当交通员外，我还协助？多乐同志（后被敌人逮捕英勇就义）搞点翻译，把中文材料译成英文，供菲律宾战友阅读。 我们地下机关的生活在一般情况下是有规律的。除了工作外，还规定学习时间，大家集体学《联工（布）党史》和毛泽东著作等。也有娱乐时间，星期日下午大家玩牌或打麻将，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房东产生疑心，另方面也是为了调剂生活。当时我们的经济来源有限，所以生活开支要精打细算，除了每天两顿简单的饭菜以外，很少吃零食。但有时也回咀馋，想吃点甜食。我不会玩牌，所以用另一种方式娱乐并为大家效劳，把当地产的一种很便宜的叫做加拉曼锡的小酸桔子的绿皮煮烂以后，放进糖浆里煮成甜食。我们有时就用这种省钱又美味的甜食来改善生活。 建立一个地下机关，首先得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最理想的是在菲人的住宅区，这样可以躲避侨奸的监视。另外要物色合适的房子，最好房东住在房子的楼下或者在租住房的隔壁。为了不引起周围人的怀疑，我们都是以“家庭”的形式居住，各扮演一个成员的身份。我母亲后来也来到马尼拉搞地下工作，她曾同我在一起住过。父亲流动性大，不常住在一起。而我妹妹和两个姑姑都在游击区。随着工作的需要，我部分时间和其他占有同住而且住的机关经常变动。我和罗铁、虞多乐、黄宝玲、罗李实、阿英、郑清贻等同志都同住过一个机关。后来罗李实和黄宝玲夫妇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还曾经同蔡建华和麦慕平二同志住在一起，对房东说他们是我的表哥。他们经常外出，我负责买菜做饭和打扫卫生，内部工作是保管文件和掩护机关。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我都要到房东或者邻居家去弹钢琴，同她们聊天，联络感情，并了解社会情况。 有一段时间，我和石英姑姑以及两位男同志住的机关是一栋木屋平房，前面有一片空地，离开马路一百米左右，周围都是菲人住宅，本认为比较安全。没想到有一天下午，从窗口突然看到一辆军车停在马路旁，几个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我们房子的方向走来。我们地下机关的几位同志来不及带任何生活用品就从后门往外跑。我和姑姑一时无处可去，便决定到市区她干妈的家。我们跑出来时穿着很随便，脚上穿着拖鞋，在菲律宾人面前只得谎说：是从乡下到马尼拉的路上被土匪抢劫，变得一无所有。姑姑干妈一家人见了我们的狼狈相，表示非常同情，热情让我们暂时住下。不久我和姑 姑就在干妈家附近找到了住处。由于周围的居民都认识干妈一家人，并没有引起注意。后来，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战友，还收到他们许多人送来的衣物，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组织关系接上后，肯定我们的新住处是建立地下机关的理想地方，便有开始了新的战斗。在那里，我们住了数月，一直到1945年2月美军攻进马尼拉市区。 马尼拉光复后，华侨妇女抗日团体开设了难民所，收容无家可归的数千侨胞，为他们提供衣食住。同时，设立诊疗室，还为难童开设临时课堂给他们上课。我在那里担任英语教员。难民收容所完成历史使命解散后，妇女团体在开设难童课堂的基础上，正式开办了华侨义务小学，专门培育贫穷华侨及抗日群众团体的骨干的子女。我在小学里担任英语班主任，尽力为他们找材料编教材，尽可能把课讲得生动有趣。 一年以后，我离开小学的工作岗位，到马尼拉马埔亚工程技术学院中学部念毕业班的课程。我和杨飞鸿同志在学院的华侨学生会担任工作，杨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学生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我们和华侨同学交朋友，交流看法，在谈到祖国的形势时便宣传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等等，我们还定时同全校的华侨同学联欢。中学毕业后，我考进离我家很近的圣托马斯大学文学系，在那里继续做华侨同学（人数不多）的工作。这时我父亲已离开菲律宾去香港工作，我母亲与妹妹随后也去了。我就同石英姑姑和姑丈洪雪立以及我祖父母同住在一起。为了解决学费开支，我边上学边谋生。948年下半年我接到父亲的信说，他很快要离开香港到解放区，要我尽快赴港。第二年初，我从马尼拉到了香港，并在3月底北平解放后，从香港回到祖国的心脏，怀着极端兴奋的心情，开始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作者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联络委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