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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母亲蔡杏珍

发布时间: 2006年02月10日   来源: 中山政协   作者:黎一乐  
[center]回忆母亲蔡杏珍[/center] [center]黎一乐[/center]   我的母亲蔡杏珍(1892——1975),是个侨眷,抗战初期在大儿子黎民惠及其战友的教育影响下,提高了民族意识,积极支持抗日活动。   1939年夏,黎民惠由党组织的安排,打入了第一游击区(后改为挺进第三纵队),在司令部的政治队工作(驻在石岐),常常同许多战友回到大环村家里活动,或做群众的发动工作,母亲都热情支持和协助。其中有一位最小的(16岁)叫王锦鎏(王流),她十分喜爱他。   七月间,抗击日军横门登陆的战斗打响了,守备部队、抗先队的武装、支前队伍络绎不绝从大环村经过,母亲串联了一些妇女烧茶煮饭做糕点,挑往村口去慰问上前线的人们。   11月,黎民惠调往守备第一中队任政训员,驻守在珊洲村。年底的时候,敌炮舰轰击横门沿海的炮声,远远传来。当时顽固派已掀起了反共高潮,抗战气氛冷冷清清。母亲挑着两竹蓝糕点到珊洲村去慰问守备队的官兵。   1940年3月,中山县沦陷后,母亲带了全家到澳门逃难。黎民惠也从“挺三”部队把一些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拉了出来,准备到南(海)、番(禹)、顺(德)敌后参加游击战争,来到澳门待命出发。当时,父亲黎祝南从美国寄来800元港币给母亲,民惠兄先后向母亲要了港币500元作为活动费用和战友的生活费用,他还动员母亲带我们回家乡生活。   1941年秋,游击队从顺德西海派出一个主力中队开赴中山九区。一个初冬时日,中队长王流率黎源仔、黎少华来到我们家里,他们带来了民惠兄的密信,说要返回五桂山区抗日,要母亲设法支援游击队。她费了许多心思,第二天便叫次子黎一安同王流去张家边村一个农民家里,收取了廿五亩田的预期地租共筹集到法币4000多元,全数交给了王流。他用部分钱在张家边圩场买了几十双胶鞋,带返九区根据地去。   1942年以后,五桂山区的抗日洪流滚滚,席卷滨海平原。黎民惠在顺德西海保卫战斗中牺牲的真相,由游击队的程志坚大姐转告给母亲,在程大姐等人的慰藉鼓励下,母亲化悲愤为力量,更加热心地支援抗日游击队。每当游击队员来到家里隐蔽时,母亲总是照顾他们吃饱睡好,对病伤员,她日夜亲自照料,上山采草药给以敷治。有的游击队员隐蔽在别的群众家里生了病,母亲要病员搬过家里来,以便照料。1943年秋,中队长黎源仔把李大梅(梅重清)带回他的家里养病。不久被母亲知道了,为了减轻黎源仔家里的负担,让大梅得到较好的照料,母亲叫我把大梅接到家里,住了好些日子,直到身体健康。   有一回,东椏村交通站急需粮食支援游击队,便派人来大环交通站求援。母亲知道后,即约了邻居黎敬意(张鉴衡的母亲)各挑一对粪桶,桶里放着大米,上面覆干粪装扮成到地里送粪的模样,为了不让游击队员挨饿,她俩冒着危险,越过了日军对公路的封锁线,把米放在坡地里,再通知东椏交通站前往取用。   1944没端午节之夜,抗日义勇大队顺利爆炸了大环公路大桥。事前曾由滨海区政务委员会吴孑仁主任布置,大环交通站黎一安、黎川、黎铁接受了购买木艇,协助侦察、警戒等任务。黎一安曾要母亲付艇钱,她很高兴。不久,敌人向五桂山区实行围攻,中队长潘恩隆率领黄蜂队130多人来大环村隐蔽,伺机进行外线出击。他们在张××的大屋里,一连住了三天。这是一个非常的任务,为了不让外人知道,母亲主动承担了煮菜、送茶水以及清理大小便的工作。交通站安排广生源杂货铺煮饭,一共用去300多斤大米。当时家里还负担不了米款,经商议,要乡长派人砍了村外一棵大树卖了钱,给杂货铺结帐。这就是五桂山推广的“一棵树支前运动”的由来。县督导处阮洪川主任为此专程来大环村了解情况。   1944年秋,为了避开敌伪清乡搜查,梁奇达政委的小儿需要从五区大布村转移到别处去。程志坚大姐把这个女孩子委托给我母亲照料,母亲对这棵革命幼苗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转移。   1945年5月,敌伪顽联合起来,对五桂山进行大扫荡,根据地内外笼罩着白色恐怖。好些游击队员来大环村隐蔽,母亲宁愿自己家里多些困难,多担戴些风险,不愿麻烦别的基本群众,以免受到连累。   抗战胜利后,顽固派掀起反共新高潮,发动内战。村里竟然有人,到县长张惠长的家里去,向张的母亲孙氏太夫人揭发,说蔡杏珍家里窝藏共产党游击队。张母给来人一个巧妙的回答:“你不要多咀,我不会叫惠长去管这些闲事的。”   我爱我的母亲:她贤惠勤劳,有侨乡妇女的高尚品德,默默地承担着繁重的家务,照顾老祖母,抚养儿女,支持丈夫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她正直刚强,拥护共产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积极支持儿子及其战友们所从事的正义事业。曾在我家里隐蔽过的上百个游击队员中,许多幸存者至今还怀念她;她克勤克俭,无求于人,新中国成立后,支持两个儿子离家远出参加革命工作,她既是烈属又是军属,生活上曾几度遇到困难,从没有找过人民政府的麻烦。   1963年,南京部队决定要我转业,准备安排在无锡市工作。我考虑到母亲已年逾七十,独自在家乡生活,无人照顾,我便写信给欧初、谭桂明两位首长,得到了他们的协助,回到了中山县工作。从此,母亲的晚年是比较安定和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