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白衣战士
发布时间:
2006年02月10日 来源:
中山政协 作者:高平
[center]崇高的白衣战士[/center]
[center]高平[/center]
刘帼超医生是广东珠江纵队同志们熟悉的一们优秀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时期,她无私地帮助我抗日游击队,赢得了五桂山区抗日根据地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center]一[/center]
刘帼超原籍广东省新会人,一九零八年生于澳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幼年丧父,她与母亲相依为命,以针线手工度日,生活寒苦。刘帼超六岁那年,叔父欺她们孤寡,以女子无继承权为名,要强占她们居住的小木楼,母女二人为此打了十年官司。由帝国主义者把持下的法庭,坚持维护封建礼法,使她们屡次败诉。最后,她母女虽然赢了,但诉讼费用却要卖掉小木楼才能偿还。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在刘帼超稚嫩的心灵里,很早就刻下了印痕。
一九二七年,刘帼超离开澳门只身到外地求学,她先到香港,从岭南画派开山祖高剑父学画。不久,她觉得民族灾难深重,绘画不是当务之急,于是,转而考入广州市妇孺产科学校学医。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她阅读了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著作以及当时的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籍强烈地叩动了她的心弦,使她深深同情那些压在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们,更仇恨那些恣意蹂?百姓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阶级。她久久地思索着:人不能独善其身,还必须造福于人民。于是,这们外表娴雅,沉静寡言的少女暗暗下定决心:毕业后要到穷乡僻壤去,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贡献给劳苦大众。一九二九年秋,刘帼超从妇产科学校毕业,也把一大捆医学书籍和全套鲁迅全集装进行囊,毅然辞别母亲,来到中山县(现中山市)一个缺医少药的穷乡村———三乡,开设了博爱医局。她在这里积极宣传,推广科学接法,走乡串巷为儿童免费接种牛痘,给穷苦赠医赠药……从此,当地产妇、儿童由于旧法接生和不科学的免疫法而导致的常见病便逐渐消除;并且有不少久病不愈的病患者恢复了健康。从此,三乡人民感激、热爱这位把爱心掏给了他们的白衣天使。
[center]二[/center]
一九三七年,抗日的烽为燃遍了祖国大地。在党的领导下,中山县各种抗日团体:抗先队、大刀队、别动队、救护队等纷纷成立。刘帼超医生勇敢地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白天,她与救护队员们一道冒着炮火奔走各乡,抢救被炸百姓,出入于难民棚治疗逃难中倒下的难民;晚上,她给救护队员们讲授战时救护常识,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民族义愤在她心中燃烧,她忘记了疲劳,忘记了了自己。
一九四零年,中山县沦陷,三乡成了岐关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日、伪盘踞在这里。但同时,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在这一带采取“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发展”的方针,继续进行着抗日救国的斗争。一九四二年,珠江纵队主力部队挺进三乡附近的五桂山区,从此,这里就成了珠江三角洲抗日斗争的中心。
刘帼超医生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看到吉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不屈不挠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因此,她积极靠拢党,把为党工作看作自己的责任。刘医生的医局设在镇上,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为了我游击部队的秘密后方医院。五桂山区游击队的同志们,负了伤、染了病都到这里来医治。他们有时候化装成老百姓来医局看病,有时隐蔽在附近乡村我地下伤兵站台票,由交通员领着刘医生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治疗。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管是夜半三更,交通员一到,刘医生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走。游南边队的同志来就医,她从来档要报酬,不收医药费,甚至连伙食费都包起来。有的同志身体虚弱,刘医生还经常炖补品给他们吃。刘医生时时把同志们放在心上,积极想办法为患病同志治疗。王河同志患难与共了严重肺炎,经常咯血,当时肺炎是不治之症,刘医生查阅了许多医书,研究了一些民间土方,药物治疗与食物治疗结合,四个多月后,使王河同志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谭婉明同志患的恶性疟疾,叶向荣同志患的建连疮,欧初同志患的长期感冒……,这些难以治愈的疾病,都在刘医生大胆而又细心的治疗调理下痊愈了。部队中的女同志在刘医生的医局里分娩,更是得到刘医生最细致的照顾。刘医生的医局成了战士们的家,刘医生像母亲般给邓战士们亲切的抚慰和调养,战士们在这儿重获得生命和力量,又活跃在抗日斗争战场上。
战士们信赖刘医生,尊敬刘医生。刘医生也把他们当作亲人,自觉承担义务和责任。有一段时期,部队生活很艰苦,缺乏营养,不少战士患了夜盲症。一天晚上,三十多个患夜盲症的战士,由一胆眼者领着,一个个牵着衣尾,结成串,连夜翻山越岭,走了几小时,来到医局找刘医生。当时药物奇缺,刘医生采用土方“百草霜”给他们治疗。当这批战士治愈后,刘医生亦向部队司令部提出建议:宁可少吃菜,也要多吃油,以防止夜盲症发生。部队领导采纳了刘医生的建议,订出新的伙食制度,把油钱和菜金分开,保证每人有一定数量的油吃,有效地降低了患病率。这对经常驻夜行军,夜袭击的游击队来说,意义是重大的。
刘医生的医局不仅是部他的医疗所,也是安全的掩蔽所。一九四三年,刘医生夫妇为了更好地配合革命工作,选择一个水陆交通方便而又较为僻静的地方建了一所房屋,到名为“桂园”,桂园内一棵桂树也没有,名字是取自游击队根据地的五桂山,寄托了他们对党的感情。医避迁到桂园后,游南边队常利用这里作掩护。第逢敌人扫荡,刘医生就把一些伤重、病重的同志作为留医病人留在医院里,保护了我们的同志。在形势最险恶的时候,五桂山区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初、郑吉、刘震球、叶向荣等还在这儿如开秘密会议。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刘帼超医生成了珠江游击队一个得力的助手,可靠的同志。每当同志们向刘医生表示感激的时候,她总是深情地说:“你们不惜为国捐躯,我为你们治病是医务人员的本分,我只是尽了一些责任吧”。一九四四年,何明同志的爱人牺牲了,留下一个孤女,巢健同志的爱人北撤了,身边有个三岁多的男孩拖累着。她们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找个人家抚养,以便轻装上前线。党组织找到了刘医生,刘医生欣然同意。孩子送来后,刘医生又领回两个被人遗弃的孤儿,以兴办育婴堂的名义掩人耳目,抚育这些孩子。后来,刘医生又陆续收养了一些烈士的遗孤,以及乡中一些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公路旁被丢弃的难民子女。最多的时候,桂园里的孩子,连刘医生的几个亲生女儿,共有二三十个。大大小小,从嗷嗷待哺的乳儿,到五六岁的孩子都有。
刘医生把所有孩子都当作自己的亲骨肉,为他费尽了心血,她医务工作繁忙,便将孩子们交给自己的义妹照管。但她并没有少花一分精力,仍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她按时给他种牛痘,打预防针,检查身体,每天晚上孩子们熟睡后,她又亲自起来,一夜巡视几次。她经济条件不宽裕,为了抚育婴儿,她养了几只母羊,用羊奶喂养他们,还动员乡中乳汁多的产妇兼喂这些孩子,对大一些的孩子,则经常买些廉价的年骨头加黄豆熬给孩子们喝,以增加蛋白质和钙质。为保证孩子们的饮食营养,她和爱人省吃俭用,每餐以南瓜作菜,把钱用在孩子们身上。她还风趣地对爱人说:“南瓜好,糖分多,产生的‘卡路里’(热量)多”。
刘医生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她在桂园内养了小兔子,种了花木和青菜,让孩子们每天给花木,青菜浇水,采割青草饲养小兔子,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的感情。刘医生还经常教育孩子们要诚实,爱学习。有一位高中毕业的年轻姑娘黄莲英钦佩刘医生的为人,自愿留在桂园帮助她教育孩子。孩子们就在黄阿姨的带领下,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听故事,还上识字课。队近的孩子也常常来桂园和他们一起读书认字。桂园内还建了简易的儿童游乐场,有滑梯、跷跷板、沙池等,供孩子们娱乐。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整天充满着桂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桂园成了这些曾被饥饿、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孩子们的乐园,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在这儿找到了第二个母亲,他们在这位慈母温暖的怀抱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刘帼超医生的一生,是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脉人道主义的一生,她热爱党相信党,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威逼利诱面前,也从来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她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革命,人民将永远缅怀这位崇高的白衣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