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彼岸先生（1879-1975）是我市民主革命者和文史事业的前驱。前不久，在郑先生前的广州寓所内，发现了一本《为彼岸先生祝寿》文集。这是一九四年郑先生的好友、同事、学生为纪念他七十寿辰而写成的二十篇文章。这些文章记述了建国前郑先生大半生的思想言行，是研究他的重要资料之一。对每篇文章，他都曾认真修改过，到处都有他的笔迹。由此，我们可见这位古稀的老人正确对待自己，身体力行，善于听取、接纳别人意见的态度，我们捧读之后，深受感动。此集一直为他自己珍藏，留作纪念和自励。从这二十篇文章里，并拜访了该集的几位作者前辈，如郑凌、郭浩如、毛秀娟等，通过他们回忆介绍，我们逐步加深了对郑先生的思想、性格和为人的认识，了解到郑先生不仅是一位执着地追求真理、爱国为民的民主人士，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了宣扬和学习邑中贤达的品德情操，启迪后人，现试对郑先生的思想言行作一初步探讨。 [center][B]一、从无政府主义者到拥护马克思主义[/B][/center] 　　郑先生是在封建社会的营垒里走出来的旧知识分子，由于他善于接受先进知识、先进思想，所以，他的步伐是坚定地走向光明的。他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打倒一切偶像，铲除一切阶级“是他几十年来坚守的信条。他认为社会一定可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全人类自由、团结、平等的最高境界。但这一理想却是建立于个人奋斗、个人解放的基础上的，所以，他当初的信仰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但他同时又接受了民主主义，他参加同盟会，跟随孙中山生生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一九一零年春，他在香港时，就参加了刘师复秘密组织的“支那暗杀团”，谋刺清廷官吏，为争取大众的自由，做过许多工作。几十年来，他都淡薄名利，不当官，不做长，而乐于助人，扶助弱小；他精通古学，学识渊博，却不洁钓誉，而是热心教育，关心青年，因而受到众人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加广泛，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解放前夕，在他七十寿辰的宴会上，面对一些与会者祝贺和恭维，他公开宣布：“刚才几位尊贵的朋友称赞我信仰无政府主义，四十年如一日，惭愧得很，实则我已经成为安那其的叛徒了。“这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标志。在时代的冲击下，通过与一些共产党员进行思想交锋，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要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他终于抛弃长期的政治信仰，勇于接受真进，逐步成为一个拥护马克思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以后迎接中山的解放和参加建国后广东省文史研究工作中，他都作出了贡献。在解放前夕，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勇敢的有 的行动坚守岗位，安定民心，勉励中山修志处和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加强团结，保护图书、文物和所有史料，这是对人民的巨大贡献功绩不可泯没。 [center][B]二、革命前驱，亦武亦文[/B][/center] 　　几十年来，不管是参加民族革命，还是迎接祖国解放；在国内或在国外，他都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那爱憎强烈、是非分明的品格受到世人的推崇。 　　郑先生少负神童之誉，科举时代曾获童子试冠军。而他对满清封建统治十分不满，在清末一次演讲会中，他举起自己的辫子说：“此豚尾耳。”一座为之大惊，而郑先生意气自若。后来，他放弃举子的功名，到日本东京游学，与孙中山先生相识，接受其民族革命理论，遂加入同盟会。一九零八年，他返回香山，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他创办《香山旬报》，以文章声讨清室，唤起民族觉醒。当时由于《香山旬报》宣扬民族革命，故报贩不敢派，郑先生则亲自去派报。一九一零年，他与林君复受命在澳门设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积极吸收会员，扩大组织，并对从广州调驻前山的新军和前山边防军的官兵做思想工作。一九一一年，他返回香山，策动城乡兵勇和组织群众接应起义。是年农历九月十六日，香山县响应武昌的武装起义，他身先士卒，率领革命武装入城夺取政权。光复县土之后，又与林君复共同率领他伍（香军）支援广州起义，受致电广州民热烈欢迎。香军纪律严明，被认为是最遵守纪律、爱护人民的地方武装之一。后因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捕革命者，郑先生才避往美洲。在这期间，他或做店员、报贩、洒家佣工等自食其力；或做教师，向华侨子弟灌输祖国文化。在加拿大，曾因组织华人工党，维护侨工利益，而被驱逐出境。 [center][B]三、淡薄名利，乐于助人[/B][/center] 　　郑先生一生淡薄功名利禄，他放弃高官的事迹，广为邑人传诵。事缘一九一二年，郑先生因策动香山县的民军起义有功，被广东都督委任为香山县长。他接接到手令后，却 不赴任，而去活动当时的士绅举行民选县长。由清代开海禁起，香山县便一直是官场中人物羡慕的地方，不少达官贵人不惜纡尊降贵争当中山县长，视之为肥差美缺。买官和钻营之风甚盛，而郑先生不但不居功作进身之价，反而放弃肥缺，甘愿过清苦的生活。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美谈。一九四六年，他又对县当局给他的县参议员一职，在报上登出启事，声明不当，而乐于接受担任实干的文献修志工作。郑先生还乐善好施，扶助弱小。他曾创办保育善会，帮助孤苦百姓。他飘泊美洲二十多年，用血汗捕得的金钱，全施予穷苦的人。归国时，除百余卷书压囊外，只得两袖清风。沦陷期间，他在乡下濠头，生活清苦，但朋友、师生遇到困难，他总是有求必应，倾囊相助。光复后，石岐郑族人重建祠堂，郑先生利用这个机会，办起义门小学，专门吸收失学的贫苦儿童，他自任校长，曾将一个学期应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为免费学额，让贫苦儿童有机会读书。 [center][B]四、热心教育，爱护青年[/B][/center] 　　郑先生有四十年教育家之美誉，以教育乡村儿童为乐。一九三七年春，他从美洲回国，不及一年，日寇已侵入中山乡濠头村居住，并执教于乡村，借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一县境。郑先生避难香港，不久，香港亦为日寇侵占。他回故九四四年，他与族入创办五峰中学，并任教职。由于筹集经费困难，所得薪金并不足以糊口。当时，岭南大学澳门分校欲聘请郑先生为教授，但他为了坚持办好五峰中学，没有答应任教，放弃了月薪五百元葡币的美缺。其高风亮节，可见一生。 　　郑先生青年更是关心爱护，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郑先生由于办学和负责文献会工作，认识了一批青年，他经常不辞劳苦帮助他们找职业，对有才干的青年更是关心备至，引导他们不断进步，从而受到青年尊崇和爱戴。一九四六年初，一位与郑先生曾共事半年的青年（共产党员云），在五桂山区被前来扫荡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郑先生与去共事期间，曾因信仰不同发生过思想交锋，使他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好人。所以，当云的妻子求救于郑先生时，他安慰她说：“云是好人，好人所受的苦难是终会解除掉的，我一定替你设法！以后，他为了营救那位青年出狱，不时冒着大暑天由乡下跑上石岐。由于事情不能马上解决，被捕青年的妻子不时背着六、七个月的孩子下乡探听消息，郑先生总是尽力安慰她。当郑先生了解到她生活困苦时，还叫家人把抽屉里的钱尽数给了她。后来，靠着郑先生的多方努力，亲自作保，把云救出牢狱，同时聘请他在刚成立的修志处工作。 　　郑先生还救过两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诬控的徐桂，另一位是他的同志刘师复。在当时“匪”与“戡乱”的关头，郑先生敢于冒这样大的风险，是为了维护人权，保护人才。这需要很大的胆识和勇略，是十分难得的。 [center][B]五、学识渊博，主持修志[/B][/center] 　　郑先生因有赤子之心而受人尊崇，而且，他那渊博的学识也令人钦佩。由于勤于历史考据，治学严谨，坚持不懈，故精通古学，卓有成就。 　　郑先生所作《评广东文物展榄会》两文，曾震动当时文坛。缘由一九四零年，简又文、叶公绰等在香港般咸道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广东文物展榄会”。主持人标榜展榄会的主旨是“研究乡邦文献发扬民族精神”。其时郑先生避难香港，他在参观后，立刻指出该会有五十多件展品有违民族精神，乃以“宝筏”笔名，写了一篇题为《评广东文物展榄会》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风》第一百期发表。简又文即著文展开论辩，郑先生继续在《宇宙风》发表第二篇文章。两文旁征博引，史料丰富，证据充分有力，论证详博。特别是对邑人何吾绉、伍瑞隆的降问题，他新闻记者过二十种史籍，在文中就何吾绉降清列举大量史实，进行无可置辩的考证和论断，使人为之折服。此事足以表现郑先生治学的精神，以及对乡邦文化研究的特殊成就。 　　郑先生曾两次主修中山县志。一九三七春，他受当时的县长杨子毅的邀请，从夏威夷返国主修县志。他遍访大江南北史学方志专家，与他们磋商志例等问题，并搜集大量文献，以及各县志书数十种，以资参考。可惜不及一年，抗战开始，本邑沦陷，他迁居香港，仍继续工作。继后香港沦陷，修志因此而停止，所征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诸劫火。直至日军投降后。一九四六年秋，由中山县参议会建议成立了修志办事处，仍聘郑先生为县志主篡。一九四七年，修志纳入文献工作，改为中山县文献委员会，郑先生仍任主委。当时文献会以报纸和刊物两种形式出版有关中山文资料。郑先生对于县志编篡手订大要，体例精严，纪述侧重社会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设类自，以破除歧视妇女的观念，如有可传者，只记述懿行才艺，至于节烈异行不宜宣传；风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迹名胜照片应随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部门，并厘正前志之讹廖。他认为修志事关重大，不能求之速成，宁可多些时间，考证确实。由此可见，郑先生识见过人，治史严谨认真，故被公认“对邑乘，研究之深湛，庋藏之丰富，民国以来，县上恐无出其右者。”郑先生把重修县志作为毕生事业，可惜未能完成，成为终生遗憾。 [center][B]六、接近群众，重视民间文学[/B][/center] 　　郑先生非常重视民间文学，经常收集和研究民谣、谚语、方言等。他在濠头任教时，曾与村夫、牧童为伍，去发掘乡村的宝藏——歌谣、民谚，如濠头当时流行的灯棚歌等。在这些歌谣里去采集活的语言，并创作了《新新乐府》这些诗歌是采撷人民的语言加以净化，融合自然的韵律，使之充溢着新鲜活泼的气息，而其取材是沦陷期间受苦人民的生活实录。这是用人民的语言，呼出人民内心的哀愁、疾苦与欢欣的诗歌。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走翠薇》，是描写日寇统治区苦斗的一个小孤女长途负贩养母的动人故事。由于诗歌内容真实，充满朴素的感情，所以，能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一时为之传诵。其中有的在《香风》周刊发表，有的被人转抄流传。同时，郑先生经常鼓励一些有才学的青年专心致力民俗学的研究，到民间采访、搜集山歌民谣，并把一些外国民俗学研究书籍送给他们进行研究，希望以备异时纂志之用。一九四九年，中山解放，文献会奉令停办，修志也暂时停顿，郑先生转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一九五一年，郑先生被调到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不久，改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郑先生在文史研究工作中毕其一生。他晚年一直坚持看书学习，并用北方话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记，虽年事已高仍然不懈学习，追求新知识。他卒于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享年九十六岁。郑先生不论作为革命者，或作为学者，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值得后辈纪念的。由于我们未能亲聆教诲，且掌握的资料有限，只能对他的生平作粗略的探讨，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敬望先生生平友好及有识之士加以更正、补充。 （承中山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资料及肖嘉同志的协助，得以写成此文，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