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杨鹤龄是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人，与孙中山先生、陆皓东烈士是同乡好友，三家相距不远，且是年龄相伯仲的总角交，从小玩在一起。三人之中父亲与陆皓东同庚，孙中山先生年长两岁。他们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对洪秀全的英雄行为，幼小心灵燃起无限向往的火苗。 　　一八七八年孙中山先生随母赴檀香山读书，接受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教育，我父则随祖父在港澳读书。一八八二年，我父又到广州算学馆读书，以寻求新思想、新科学。在算学馆里，我父与尤烈有同窗之雅，两人从而结成莫逆之交。一八八六年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进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读书，就在这时，我父与孙中山先生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因均具新思想，所以他们谈论起来非常投契，彼此间的友谊远远地超过童年时代的感情。 　　尤列亦于此时认识孙中山先生，课余假日，彼此互访，各抒怀抱，情同手足，形影不离，天天谈论革命。翌年秋，孙中山先生又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结交了陈少白，朝夕议论时政。在此期间，我父与尤烈每旬必从广州赴港一次与孙中山先生秘密会商大计，为了方便结纳同志，秘密集会，我父把祖父开设的店铺（香港中环歌赋街八号）“杨耀记”独辟一楼，为友朋聚谈歇息之所，时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澳门鼓吹革命，常往来于“杨耀记”，藉以为进行革命活动联络点，香港政府为保存孙中山先生在港活动的遗迹，现在该址外墙上，钉有一大型鹅蛋形红底银字牌匾，以铜合金铸造，上面分别用中、英文对照，左英右中写着：“孙中山先生乃中华民国之开创者及首任总统，曾于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间与爱国志士在本址楼宇内举行多次会议”。关于此事，其后尤列在香港答记者问时，特别提及，时为一九三五年，尤列八秩开一寿辰，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香港油麻地吴淞街大观酒楼举行宴会，为尤氏祝寿，记者事前趋尤氏寓所采访，偶睹壁上悬挂一陈旧照片，则少年时之孙中山先生赫然在内，乃向尤氏叩询该照片来历。尤说：“此照片系距今四十八年前即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又即西历一八八八年十月十日摄于香港杨鹤龄之私寓，当时孙中山先生、陈少白、杨鹤龄暨兄弟一共四人，正从事于革命工作，特合摄此照片，以示坚决，后立者为关心焉先生，对于革命事业之进行亦多所襄助。当时孙中山先生在香港雅丽氏医院读书，杨鹤龄先生在广州算学馆读书与余为同学，余则早杨先生一期毕业，被派出舆图局为测绘生，至陈先生原系在港中经商，于翌年入雅丽氏医院攻读，当时孙中山先生在港方计划工作进行，余则在广州查探官中消息及藉测绘工作，以密察各方形势，每旬必与杨先生赴港秘密会商一切。” 　　孙中山先生的自传，《孙文学说》卷一第八章“有志竟成”其中的一段，对这一时期的鼓吹革命活动，亦有明确透彻的记述：“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肆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从孙中山先生这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孙、陈、尤、杨“四大寇”，在革命初期的密切关系，然而革命的真理，初期不特未为人所认识，所接受，所支持，所同情，所理解，反而受人讽刺，不敢与之交谈结友，深感认识革命真理之不易。他们四人竟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胆敢在一起聚谈反清抱负，抨击朝政，倡言革命，提出“勿敬朝廷”等口号，所以这四个金兰兄弟，被很多人视为可怕的危险人物，所以港、澳间的亲友皆呼之为“四大寇”，而他们四人亦居之不辞，可见“四大寇”并非寇，实为中国革命之元勋也，后来我父还把家族堂名，命名为“杨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称。“四大寇”的形成，最初滥觞于孙中山先生与我父的总角之交，后来几乎同一时期，孙中山在香港结交陈少白，我父在广州结交尤列，彼此同以抨击朝政，畅谈革命为快，四人相投相依，志同道合，交往、越来越密切，终乃缔成坚强的核心，在革命发轫时期，最初给这个坚强的核心提供物质基础，使其得以存在，得以发展，我父尽了不少力量。孙中山先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虽赖大可提携完成学业，但赤手空拳，初在港澳地区未有社会基础，我父首先把自己的家“杨耀记”提供为结纳同志，鼓砍革命活动的“总部”，其次是一八九二年，孙中山先生毕业医校后，悬壶于澳门，在澳门筹借款项开创中西药店，须找借款担保还银人，当时我的七姑丈（即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是澳门的豪富，通过我父介绍和极力说项，我姑丈吴节薇终于同意了作担保还银人，从而使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大街的中西药店得以开设。孙中山先生所立的借据是这样写的： 　　揭本生息赠药单立领揭银人孙逸仙，缘逸仙订议在澳门大街开创中西药店一间，需银寄办西国药料，今托吴节薇兄担保揭到镜湖医院药局本银二千大元七二兑重一千四百四十两正，言明每百元每月行息一元算，其息仍托逸仙代办西药赠送，逸仙自愿赠医，不受谢步，此本银限用五年为期，到期如数清还或过期不测无力填还，担保吴节薇兄自愿填足，毋得异论，欲后有凭，立明揭银单一纸当众签名，担保人亦的笔签名交与镜湖医院药局收执存据。 [center]担保还银人：吴节薇的笔 知见人：黎晓生、曹渭泉、张侦伯 　　　　黎若彭、阮建堂、宋子衡[/center] 　　光绪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立领揭银人：孙逸仙的笔中西药店开业后，孙中山先生得以正式借行医为掩护，积极结识不少对清朝不满的爱国中、青年人士和会党分子， 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鼓吹革命救国运动，更趋积极活跃。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医术 高明，求医者众，受到葡籍医生的妒嫉和排挤，翌年被葡萄牙当局从澳门逼走，改赴广州、石岐行医。在这时期，孙中山先生曾多次返回翠亨村。当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起，清朝政府在战争中接连失败，孙中山更感到国家民族的危机严重，便决定放弃行医，再赴檀岛联络海外华侨，组织兴中会，宣传革命，募捐筹款，为回国策划武装起义作准备，我父则在港澳一带协助收集筹募经费，与孙中山先生遥相呼应。孙中山先生在弃医赴檀岛时，曾留下一批行医时所用的医疗用具在我家里，其中一个滤水器“沙滤缸”，在一九三六年期间，国民政府派员持有公函到澳门，通过二伯娘（孙中山先生元配卢太夫人）的介绍和我们母子协商，征得我们同意将该医疗用具“沙滤缸”转送给广州博济医院保存陈列留念。 　　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先生带着丰硕的成果，再次由檀岛回国并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成立兴中会总部，借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更加尖锐地揭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指出当局“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同时设农学会于广州为机关，作为进行袭取广州之据点，后以运械不慎，为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枝，事机乃泄，陆皓东殉难，此乃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第一人，亦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被迫逃亡海外，然均以力谋再接再厉，继续革命。尤少纨也走避西贡各地，创中和堂于南洋群岛。我父则潜伏港澳，混入烟馆财场之中，秘密活动，宣传革命，在港澳做了大量调查，搜集情报的工作，与各方面取得紧密联系，特别是与兴中会台湾分会负责人杨心如取得密切联系。 　　我父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战友之一，也是早期的兴中会会员之一，为人亢爽不羁，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毅然放弃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十八岁那年，祖父去世，遗留给我父一大批产业，但他宁愿自食其力，先后把这批产业变卖掉，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辛亥革命以后，家住澳门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还是从舅父曹氏家族中租来的。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聘请我父为总统府顾问，并嘱许崇智拔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修葺一新，改名为“三老楼”，廷请我父和陈少白、尤少纨三人前往居住，日夕共叙昔年“四大寇”的手足情谊。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夫人就住在“三老楼”左侧的“粤秀楼”，三老楼和粤秀楼皆属总统府的组成部份。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叛乱，炮击总统府，三老楼和粤秀楼都被击毁，现粤秀楼遗址重新立碑，命名为孙中山先生读书治事处。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又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不忘旧友，又亲笔手令委派我父为港澳特务调查员，倚重甚殷。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我父见到内政逆转，革命事业遭受很大挫折，深感违背了革命初衷，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和理想，内心痛苦，乃退隐澳门，淡于名利，深居简出，但他没有消沉，却把过去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混进烟馆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从而使原先面黄骨瘦的身躯，逐渐变得肥胖起来。他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奋斗了一生，更向往着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衷心敬佩，对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虽只字片言，亦珍如拱壁，不只作为座右铭，并亲笔仿书，悬诸壁上，时时举以教示勉励我辈，现我家里仍挂着父亲亲笔书写的两张条幅，一张写的是“天下为公”，下款有一行小字：“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贤于仲尼矣。”另一张写着：“博爱”二字，下款也同样有这样的一行小字：“中山先生喜书此二字，蒙作效颦也，亦景仰景流风之意耳。”这二张条幅，历尽艰险，才得保存到今天。还有许多当年孙中山先生发给我父的文件及有关革命活动的书信，十年浩劫中被烧去了。我艰难保存的，何只是遗墨，主要是表明我父对孙中山先生始终如一的坚定信仰精神。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我父突然患脑冲血抢救无效病逝于澳门，享年六十七岁。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有如下褒？令：杨鹤龄同志，性行高洁，器识闳远，早岁翊？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尤足 矜式，兹闻溘逝，轸悼良深，特给治丧费一万元并派秘书处第一股长黄泳台前往治丧，用示笃念革命同志之意。此令！遗骸运回故乡葬于中山翠亨金槟榔山。墓前竖立碑志，以表彰革命前辈的功绩，藉慰九泉之灵。当时中山县长唐绍仪曾作挽诗一首，较中肯地概括了我父的一生，兹抄录如下：总理有耆旧，名门出宏农，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龙，同时陈与尤，少年气如虹，革命称四杰，足当万夫雄，公尤丰于家，夙家任侠风，慨以满？金，来助军储供，谈笑决良图，缄默不言功，乡园杖履轻，淡泊明其衷，国帑？岁费，济困为酬谢庸，优游三十年，镜湖一亩宫，古物时摩挲，俯仰皆从容，方冀跻期颐，长为海上鸿，天限古稀龄，遽返蓬莱峰，忆公少壮日，谁当干革命莫峰，伏枥岂初志，蛰居宁道穷，祝公贤子孙，？堂亢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