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位于南工半球，是大洋洲的一个大岛国。它与中国远隔重洋。但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中国人，相率移居斯大林土。经过百多年时转势易，至今，我国华侨、华裔仍有十万多人侨居澳大利亚。他们同当地人民水乳相融，和睦相处，为澳大利亚的开发、繁荣和富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随中山县侨务代表团前往澳大利亚进行访问考察，有机会重温了澳大利亚华侨的历史，实地考察了澳大利亚华侨的现状。现在，谨就我收集到的资料和考察所得，叙述如下。 [center][B]澳大利亚华侨的过去[/B][/center] 　　中国人最早到达澳大利亚据说是在一七九八年。据一九四二年十月雪梨出版的WALKABOUT杂志载文：“在澳洲昆士兰省北部卡本德利亚湾中之斯威尔士上的一株大树杆上，刻有中国文字，其所记为一七九八年。“著者断此为中国渔人到达该处之证据。但中国人成批移居澳大利亚，实始于十九世纪三四年代。 　　当时澳大利亚畜牧业迅速发展，迫切需用要大量的劳动力，农场主通过国际贩卖“猪仔“集团，到我国沿海活动，开始从华南沿海招墓契约华工。 一八四八年，成批华工来到澳大利亚。有人说，第一个到澳大利亚的中山人，也在这一年、年。至五十年代初，在澳华工已达五千余人。他们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开拓土地。一八五一年，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等洲相继发现金矿。消息传来，吸引了无数中国人。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农村破产，农民生活困苦，纷纷找机会出外谋生，因而形成了赴澳的浪潮。这时轮般公司和劳工经纪香港、厦门等地广发传单，大肆宣传，招？搭客。因此，早期从厦门去的多为闽南人，后期从香港开出的般，搭载的则多为广东四邑人。他们志在短期致富后即返家园，故多不带家眷，只身抵澳。劳工经纪与劳工签订契约，大半以三的为期，要无偿工作三年充作赎身费，三年后才得自由，自积工资。这就是所谓“契约华工”。至一八六一年，华人在维多利亚州已有二万四千余人，占全州人口十分之一；新南威尔士州有华人二万一千多人，占全州人口三十六分之在雪梨据说一度曾有四分之一人口是华人。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移民已经超过十万人。华侨在澳洲人数仅次于英格兰，爱尔兰居第三位，而华语则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种语言了。起初华工在矿场虽然勤劳俭朴，与人无争，但他们一无 组织，二无采金技术，故受尽了英国殖民者的欺凌各歧视。他们多在欧洲人开采过的矿坑，用双手挖掘，经过耐心苦干，才捡拾一些残余，但偶尔也有人得到意外收获发了财的。据统计，从一八五六年七月一日至一八五七年六月三十日的一年间，仅由墨尔本出口运往中国的黄金，即达十一万六千九百两之多，时值五十万澳磅。这就引起了白种人的妒忌，加上华工生活自成一体，各地逐渐有所谓唐人街出现。由于语言文字的隔膜和其他原因，不断造成华人与白人间的冲突。一八五五年（清咸丰五年）六月，维多利来当局首先通过了“限制移民法”，限制华工入境，一八五七年七月，维多利来巴克兰河矿区发生了第一次排华暴动，华工三人死亡，伤者数十人，财物损失很大。从此排华事件在各地不继发生，华侨财物多受损失。华工向法庭提出控诉，虽多获胜，但于事无补。当局于是就成立了赔偿委员会，并吸收雪梨华侨领袖梅光达为委员之一，这是华侨在当地受到尊重的开端。这时，华侨中的朱长英（后任澳洲联邦上议院副议长）和麦锡祥律师等，开始在澳大利亚社会上露头角。但当时清朝政府软弱腐败，华侨为自身权益的斗争，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至一九OO年前后，当时联邦政府全面推行“白澳政策”，“默书测验法”，对华人入境限制更严。至一九O一年，华春在澳仅存三万二千余人。后来，经过五十多年艰苦斗争，华侨终于生存下来，这期间，除少数海员外，由中国出去的新移民很少。至一九四七年，全澳华侨只余一万二千多人，仅占当地人口的三百五十分之一。至一九五八年，“白澳政策”和“默书测验法”才开始宣告解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修正移民法案，逐渐准许中国人入境，但仅限于商人、菜园助理人、厨师、学生及游客，而每年获准入境的仅数百人。此时并准许在澳住满十五年的华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一九六五年，澳大利亚政府进行民意测验，绝大多数白人愿意接受亚洲人居留。一九六六年澳大利亚总理霍特上任后，采取较开明的政策，允许非白种人的专门人才，技术人才、学术人才和与澳洲经济发展有关的商人等申请入境居住，也可携带家眷。这时，华侨在澳的人口，经过老死别离，再加上几十年移民政策的风风雨雨，到一九六五年，估计有二万一千余人，而其中约有九千人，即占百分之四十三是在澳大利亚土生的。到七十年代，特别自一九七三年中澳建交后，对申请移民入境和居留条件，又有所放宽，华人、华裔及其他有色人种逐渐被允许移入。从此中国移民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center][B]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现状[/B][/center]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十万多华侨、华裔中，除一部分是老一辈华侨的后裔外，大多是二、三十年代及战后由中国移民去的,还有一部分是自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及从中国内地和台湾去的。华侨中以广东人最多，而广东人中，在墨尔本又以四邑人为多，在雪梨则以中山人为多。其他如南海、番禺、顺德、增城、东莞、高要等，人数不多。战后，从上海、汕头等地新去的移民，亦逐渐在雪梨占着重要地位。华侨主要分布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两州，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以雪梨的华人最多，估计有五万余人，墨尔本次之，其他则居留于昆士兰、南澳、西澳等地，但为数不多，在首都堪培拉有华侨三百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祖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加上自身的努力，质素的提高，华侨在澳大利亚的处境已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不仅可以从事各种商业，兴办实业，也可以买田置地办农牧场。中澳建交后，华侨在澳的社会地位又有了更大的提高，处处受人尊重。富有华侨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外，新一代华裔有机会读书深造，学成后，也能在当地政府机关工作。但华侨参与澳大利亚政治活动的不多，一九六六年华裔陈哈利（HARRY CHAN）当选为北澳达尔文市市长，他是第一个参与澳洲政治的华裔，可惜已经病逝了。还有些华人学者，在雪梨大学，新斯城威尔大学，新南威尔士理工大学学院等著名学府担任教授、副教授、讲师或助教者有三十多人，其中获博士学位的二十八人，获硕士学位的五人。也有不少人充当如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各种自由职业，他们在科技创造发明，商品流通等各个领域，同当地人民密切合作，为澳洲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但华侨中更多的还是工人，他们构成华侨社会中的多数，他们的地位和处境，近年来亦有了很大的改善。今日的澳洲华侨，再也不是昔日的“廉价劳工”了。 　　澳大利亚华侨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大部分都已相继入了澳籍。虽然澳大利亚政府似未有实行同化的政策，但作为澳大利亚少数民族的华侨，很早就已自觉地接受了澳人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异族通婚，加上澳大利亚华侨社会历来很少华文学校设立，因此很多土生华裔被送到澳大利亚学校接受西洋文化，取个英文名字或者信仰基督教等，自然逐渐“澳化”了。昔日以“唐人街”为中心的华侨社会也逐渐瓦解，唐人街的华侨已不断向外发展，不少人实际上已移居到中上层的住宅区，与澳大利亚人混同居住。今天，中国政府实行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地国籍的政策，大部分在澳大利亚的华侨都已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叶生根”。虽然如此，但广大华侨、华裔的爱国爱乡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center][B]澳大利亚华侨、华人的经济生活[/B][/center] 　　澳大利亚华侨从事经济活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一八五一年以前的华工，和畜牧业有密切关系；淘金时代的华人，大半以上从事矿工。而当淘金时代结束后，华工便辗转流落到各地，从事种植蔬菜、烟草、香蕉与甘蔗或洗衣与木工等行业。一九○○以前，华侨从商的不多，知识分子更少。本世纪初，华侨商业逐渐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华侨在经营香蕉与水果业上竟能同白人竞争市场，至今仍占着一个重要的地盘。著名侨领刘光福之长子刘保，现在就是全澳的香蕉的总代理商。本世纪一、二、三十年代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设立的大百货公司，如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雪梨的华侨，而这批先驱者诸如马应彪、郭乐、郭泉、蔡兴、蔡昌等都是中山人，早期都是雪梨华侨蕉果批发商，在澳大利亚积集资金，后到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创设大百货公司，扩展实业。为振兴民族经济作出过重要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侨在澳大利亚经营之种植业、木工业及洗衣业，均为新移民的欧洲人和使用现代化机器所取代。机智的华人，为生存而奋斗，便发展了中国餐管业。今天，华人餐馆业一枝独秀，在雪梨，据说有一千家中国餐馆，在各大小城镇，到处都可见到用中国字招牌的中国餐馆。首都堪培拉仅有华侨三百多人，但华人餐馆便有七十四间（中山人开的占八成）。据说，全澳华侨中有八成人是开餐馆和从事这行业服务的。华侨还有经营出入口贸易、超级市场、酒店、旅行社、杂货店、文具店、中药店、肉店、金银首饰店、俱乐部、电影院等，仅雪梨市区内，华侨开设的各种商店，大大小小就有数千家之多，也有开蕉果栏和经营家俱、制衣、食品、制面和点心等工厂。 　　一般说来，华侨工商业大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不过战后华侨开始雇用澳洲人，或和澳洲人合作经营发展工商业。个别华侨于十九世纪时在维多利亚州，已开创中澳经济合作方面的先例。如墨尔本著名的商业银行便已委任当地桥领雷亚妹和刘光明为董事长。华侨在澳洲开设的最大的食品制造公司——永利公司，也委任澳人为经理，而且雇用百多名以上的澳洲劳工，其董事长陈荣享被誉为“南半球春卷大王”。在雪梨，环球集团董事长黄熠枢（中山人）也是华侨中的巨商，他主要经营出入口贸易，是中国瓷器的总经理，多年来为促进中澳贸易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很可惜，由来某种原因，这个集团已于去年宣布破产。很明显，目前华侨资本在澳大利亚经济中，是占有重要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