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澳洲华侨也和世界各地华侨一样，不但在政治上支援和参加了祖国的革命斗争，在经济上，澳洲华侨也在中国各地从事企业的投资和经济建设，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山澳洲华侨在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和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的设立，正是这种作用的具体事例。 [center][B]澳洲中山华侨在上海投资的地位[/B][/center]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为止，海外华侨在中国大陆（主要是在广东、福建和上海三省市）的投资，总共投资企业约为二万五千多家,投资金额共约七亿元(人民币)①,其中华侨在上海投资企业有一百八十七家,投资金额为一亿零七百万元②,约占华侨投资总额的七分之一,成为全国华侨投资的一个重点地区。 　　近代华侨在上海的投资企业，论其资金来源，则以东南亚和澳洲华侨为多，其中，东南亚华侨占61.38%，澳洲华侨占30.05%（投资金额约为三千二百二十五万元）美国占3.4%,日本占2.9%,其它占1.75%.③澳洲华侨在上海的投资几乎全是中山籍的华侨投资的.因此,澳洲华侨在上海的投资,也可以说是中山籍华侨在上海的投资. 　　澳洲华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华侨人数,只占极少的比重,最多时期也占不到1%,但是在上海的投资金额却占30.05%,说明了澳洲华侨在上海的投资企业的比重是很大的.因而它在上海的投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很重要的. [center][B](二)澳洲中山华侨创办上海四个百货公司[/B][/center] 　　澳洲华侨在上海的投资企业,主要在南京东路创办四大百货公司为最著名,名弛海内外. 　　近代华侨投资上海的企业，以南洋华侨简照南先生投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最早，但差不多与此同时，约在民国初年，旅居澳洲中山华侨已经筹集资金在上海创办了规模巨大的企业，这就是在上海南京东路创办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公司）。 　　众所周知，上海是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以来成为中国最大最繁荣的一个城市，也是世界各国企业家投资的一个乐园。上海的最热闹的街道则是在南京东路，而南京东路中段由浙江路口到西藏路口一段，则是热闹中最热闹的黄金地带。就是在这个地段内，旅居悉尼（Sedney）的中山华侨和华人先后于本世纪一、二、三十年代，在此创办了四大公司，建设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售卖琳琅满目的华洋百货。此外，还兼营旅馆、餐馆、舞厅、屋顶花园、娱乐场所，甚至银行保险等等，实开华侨投资中国大百货公司之先河，引进了最新颖的标价的营业方式和管理技术，在国内起了一定的影响。 　　本来，上海中大公司的创办人和原始股东，原可以在澳洲发展他们的企业，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情愿将劳动所得的积蓄投资到人地生疏的上海，其到期中国的投资动机固然有图求利润的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一片爱国热忱所驱使，其爱国爱乡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上海四大公司的资金来自澳洲悉尼，悉尼是新威尔斯州的州府所在地，是澳洲最早开发、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四大公司的原始创办人，大都是广东中山县籍旅居悉尼的华侨为“果菜栏”。此种行业，粗贱笨重，但有利可赚，因而华侨甚有积蓄，备足了一些资本。 　　约在光绪末年，悉尼一批“果菜栏”的商家店主，目睹当地创办的百货公司，规模宏伟，生意兴隆，有意依法炮制，首由马应彪、马焕彪、马永灿、黄焕南等人，集资在香港皇后大道开办先施公司，经营百货业务，初期规模甚小，后来业务发展，各股东也增加资本，旋即在香港德辅道中购置较大店面，扩充为大型百货公司，生意非常兴隆。 　　先施公司在香港奠业以后，各股东认为必须向国内发展，尤以上海最有可为之地，经详细计划，遂于民国初年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东路，购买地皮，建筑七层大楼，耗费甚巨。当时的上海建筑物，一般也只有二三层，店铺狭窄，今有七层大厦，一时引起国人注目。 　　在先施公司创办人马应彪先生集资在香港开设之初，另一批悉尼的中山华侨，以郭乐、郭顺兄弟为首，也步先施公司之后，筹措资本在香港设立永安公司，初期规模也小，后来也增加资本扩大为大型百货公司，业务发展也相当顺利。（银元）创办永安公司于上海。租地盖起大楼，与先施公司正面相对。先施公司坐北朝南，而永安公司则坐南朝北，并于是1917年正式开张营业，除经营百货业务外，也兼营旅馆和娱乐场所等。 　　说到永安公司在上海南京路租地盖屋，其租金之昂贵，简直惊人，达到寸土寸金的地步。当时的南京东路原为英国人租界地，英籍犹太人哈同早已控制了这一带地皮。永安公司创办时，需要员。8.6亩地盖商场，便向哈同租用。而哈同以土地垄断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苛刻的租地条件，规定每年地租五万两银子，租期三十年。到期后，永安公司盖起的大楼（七层钢骨大楼，建筑面积为29,000平方米），应无条件、无代价地归还哈同。到一九四六年期满，哈同不花分文建筑费，仅凭一张租地契约，便白白地得到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商场。当时哈同已死，由他的养子乔治·哈同继承，乔治看到永安公司还须继续使用这座大楼，便又以一百一十二万五千美元的高价，再将房地权卖给永安公司。也就是说，三十年期间，哈同收到了一百五十万两银子的租金，最后又得到了一笔地皮的卖价，殖民者的剥削之重，由此可见。 　　上海的先施和永安公司创办时，资本还算雄厚，各在二三百万（港币）之间。不久，先施公司内部发生问题，总监督黄焕南，联合总经理刘锡基，股东李煜堂等人，分别向悉尼华侨和华人再募集资本三百万元，筹组新新公司，也如永安公司一样（在先施公司隔壁），向英人哈同租地建屋，租期为25年，也兴工建筑七层大楼，全部冷气设备，于一九二六年开业，经营方式全与永安公司相同。 　　上海在大新公司原来也是先在香港创办的，创办人是蔡兴、蔡等人，后来由于业务发展，在广州中山五路和西堤分别创设二家分司，规模也相当宏伟，也是广州第一流的百货公司。嗣后，大新公司创办人见先施、永安、新新诸公司在上海创设后，营业发达，遂也组织资本三百六十多万元（港币），于一九三一年在南京路的西藏路口地段购买大块地皮，仿照日本大阪大丸百货公司形式，建筑比先施、永安、新新更为新式的十层楼房，大楼内部除设升降机外，还新设一座全国首创的自动扶梯，并于一九三五年正式营业。 　　经过前后二十年的时间（1914—1935），澳洲中山华侨在上海资创办的四大公司正式形成。 　　据了解，上海南京路四大公司未开创之前，上海最华贵的商店要算英商创办的惠罗公司的福利公司，专门售卖高级舶来品，以供洋人的富家子北选购。到四大公司开设后，惠罗和福利公司只好让位于它们了。因为四大公司来但盖起高层楼房，而且陈列华洋百货，五光十色，举凡人民生活用品，应有尽有。百货公司又是开放式商店，顾客可一广眼界，公司在经营方面也具有特色，开始实行商品标价制度，这在中国以前是没有这种做法的。诚如先施公司纪念册所载的：“盖营业之道，首贵于诚实，倘未能以诚实施之于人，断难得人信任。又以先施二字皆用英文（Sincere），也有诚实之意，音义相同，故本宗旨首创不二价。”在另一处又说：“溯我国不二价之丰货商店，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处，均以先施公司为始，关设有升降机数座，以省顾客之步履，说者谓华人之有升降机，也以先施公司为始”①。其后，永安的新新公司创办时，也步先施公司之后尘，设有升降机的实行商品标价制度。到一九三五年，大新公司开张时，除设升降机外，还增辟自动扶梯（每小时可迎送客人四千人）和地下商店，这也是国内首创。 　　澳洲中山华侨在上海创办四大公司后，使得南京路更加热闹非凡，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更是络绎不绝。因为四大公司除经营百货公司外，均设有旅馆、娱乐场所和乐园，内有各种游戏节目。如电影、杂据、说书、相声、杂技等花样，应有尽有，每日仅收门票一次，任人随意欣赏观看，成为大众化的娱乐场所，公司内部还设有咖啡茶座以及餐室，可供游客和顾客品尝。因此，顾客和游客，无间昼夜，蜂涌而来。上海的不夜城，也是指南京东路上这一带而言的。 　　澳洲中山华侨在上海四大公司之创设，实开中国商业新风气之先，对国计民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商业的流通也起着良好的作用。抚今追昔，人们对旅澳华侨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是值得怀念的。 [center][B]（三）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的创设和作用[/B][/center]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的创办，也是中山旅澳洲华侨参与祖国工业建设作出的另一巨大贡献。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也是由原籍中山的悉尼华侨郭乐、郭顺等人发起的，创办于一九二一年六月。起初资本为六百万元（港元），股东达五千三百零二人①，主要是悉尼华侨。到一九三○年，公司资本已增至一千二百万元，经过二十多年的惨淡经营，到一九四八年间，先后设立第一、二、三、四、五厂和印染厂，工厂自织、由纺、自染，有纱绽二十四万枚，布机一千五百四十台，漂染整理机械二百三十六台，占地面积五百七十六亩，房屋面积三百万平方英尺，共有职员四百八十人，男女工人八千二百人，月产棉纱五千九百包，棉布四万八千疋。 　　在杭日战争爆发前夕，该公司已成为中国棉纺工业仅次于上海申新纺织公司的第二个大型企业。象这样大型的纺织厂，在近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是少见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 　　现在特就一九三六年统计，将永安纺织公司登记资本总额和纺织生产规模，与全国、上海和申新纺织公司作一比较，就可看出其在中国纺织界的地位和作用了。 　　上海华侨投资企业在提高生产技术、加强经营管理方面，比同行业的民族资本企业先进，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 　　据调查，永安纺织公司产品的质量在同行一行业中是比较高的。以棉纱来说，永安纺织公司初期出品的十六支和二十支金城牌棉纱市价，原低于上海申新纺织出品的同等支数的人钟牌棉纱，但不久就变低为高，赶上并超出申新，也超过了某些日本纱厂。据华商纱布交易所一九二六年初订的十六支棉纱标准等级，以申新的人钟牌为标准品，永安纺织公司的金城牌则列入“等上级”。 　　永安纺织公司初期生产在同业中比较先进，和它的生产管理的一些措施有关。比如，永安纺织公司在总副经理直接领导下（最初不设厂长）采取生产和事务两方面的分工责任制，厂内分设制造部和总务部两大部门。以总工程师兼制造部主任，负责全厂生产管理，包括动力设备、技术操作、保全修养和其他有关方面，兼有生产管理权和生产部门的行政管理权。同时，永安纺织公司采用以总工程师以下的“科长制”来代替落后的“总工头制”，加强了技术上的直接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由工头掌握生产的落后状况。另外，永安纺织公司在加强技术措施、改善机械管理、注意维修保养等方面，比之各同业也较为重视①。此外，永安纺织公司在发展细支纱、细布以及部分高档品方面，又较一般同业跑前一步。拿大量生产的六十支和八十支纱来说，永安纺织公司是同业中的第一家，数量上也比一般同业厂为多。这对民族棉纺工业向高档和精细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与日商纱厂争夺细支纱和细布市场，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总之，近代华侨投资上海的企业，不但促进了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供应人民日常需要，而且作为外国资本的对立面，维护了一部分民族市场。同时，还培养了若干技术人才。这对提高生产水平，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center][B]（四）澳洲中山华侨在上海投资企业遭受的境遇[/B][/center] 　　澳洲中山华侨出于爱国热情，在上海创设公司和工厂，对于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沟通商品流通渠道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下，这些企业的发展过程非常缓慢，困难重重。其主要原因有： 　　1、日本的入侵对华侨企业的严重摧残和破坏日本侵占上海，一方面阻塞了部分爱国侨胞继续向上海投资；另一方面，更有甚者是使那些原来在上海的投资企业，不论是工业、商业或金融业，都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损失和破坏。我们这里只举几例子，以窥一斑。 　　先看永安纺织公司的损失：永安纺织公司在抗战中的损失极惨。一九三二年日寇侵入上海，永安第二纱厂正处在战区蕴藻滨一带，备受敌炮之轰击。经慎昌洋行估计，损失规元一百余万两，此仅指房屋、电器及电料三项而言。至于厂中之物质及原料，暨在制品、半制品等，尚不计算在内。“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上海民族工商业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以纺织工业来说，永安纺织公司是受损最严重的企业之一。战事一开始，二、四厂即沦入敌手。由于该厂地处战区，工厂部分厂房建筑和机器设备被战火所毁。一厂、纬通、大华和新仓库虽在“公共租界”范围之内，但在苏州河以北的杨树浦一带，是曰军控制的区域。一厂和大华为日军占领后，即被改为“日军陆军野战医院” ，所有厂房、机器以及贮存的成品、半成品、原棉，染化料与机物料等都遭受巨大损失。 纬通也被日军占驻，仓库所堆存的棉花、纱布等，除在战争爆发初期搬出极少部分纱布外，悉被日军掠夺。当时，在苏州河以南的永安三厂，也遭到日机轰炸，细纱间工人有十余人同时罹难。 　　抗战时期，永安纺织公司共有纱锭292，213（枚） ，布机1,542台。其中除第三厂63,184锭、布机240台不在日寇侵占范围内，尚能自行管理外，其余78%的纱锭和84%的布机，连同发电和其他设备，都在日帝国主义盘锯之下。一九四一年太平战争发生后， 永安寄存香港、 海防二地待运及待沽之纱布计香港棉纱2，862件，海防棉纱710件，印细布6，000匹，都被劫夺。而在沪被限价收买的各支棉纱2，114件，细布114匹，其原存各厂的棉纱、棉布及一些成品和未成品，损失殆尽。此外，第一厂及印染厂被占，改为伤兵医院，厂内机器设备均被拆除，机件损坏散失，厂屋建筑遭到重大损毁。据原公私合营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回忆:”永安公司在敌伪时期,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日本宪兵抢去棉布1,600匹,肥皂2,000箱不算,还制造恐怖,在公司屋顶花园花盘里放置了好几颗炸弹,突然爆炸,立刻把我们公司封锁二十四天,使我们不能营业，这个损失是无从估计的。”日本侵略者“把我们公司全部现金，搬到台湾银行去，我们想支付一元钱，也要经过日本监督官盖章批准”。 [center][B]2.美国与官僚资本对华侨投资企业的夹攻与摧残[/B][/center] 　　抗战胜利以后，华侨误以为祖国很快就会进入经济复兴，因而投资有所回升，不少企业得到添资，但他们这种愿望很快就破灭了。抗战后，美国资本在国民党统治区得到迅速扩张，形成独霸中国的局面。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借款和所谓援助超过60 亿元。在美国的直接支持下， 国民党官僚资本发展至高峰。 　　在美国资本各官僚资本的联合夹攻之下，民族资本毫无出路。有人统计，一九四六年上海大小民营工厂倒闭达75%、①。华侨投资上海工厂企业的减产和倒闭情况也很严重。一九四九年，永安纺织公司棉纱平均月产量较一九三六年减少54.53%，棉布平均月产量较一九三六年减少18.37%，平均月用棉量较一九三六年减少44.94%②。大部分华侨投资企业处于崩溃、破产的境地。下面列举华侨投资企业受其祸害具体事实。先看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及限价政策对华侨投资企业致命的摧残情况。 　　从抗日战争起至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短短的十二年中，上海批发物价指数竞上涨36万倍，最严重十一日数涨，一涨数倍，社会经济陷入极端混乱。当时上海的四大公司已经到了“四大皆空”的地步。 　　首先，永安公司的流动资产损失达80%左右。据该公司总经理郭林？回忆：“在国民党时期，由于金圆券的贬值，我们的商品被掠夺一空，损失严重，总值等于四万两黄金之多,大大伤尽了我们公司的元气。 　　上海侨办企业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胁迫。根据原永安纺织公司副总经理郭棣活回忆和档案记载，当时上海经济督导员的办公处曾捉押申新纺织公司资本家荣鸿元，枪杀外江商人，造成恐怖局面。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当时政府召见郭棣活，并以捉押荣鸿元为例，威胁郭按限阶出售永安棉纱。在警察局压力下，郭只好具下指文，参加同业公会联合配销。在警察局压力下，郭只好具下指文，参加同业公会联合配销。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永安损失棉纱即达2，800——3，600件之多，若折合人民币约值1，790，000——2，312，000元。至于通货膨所受的损失，那是无法统计的。 　　国民党政府还通过名目繁多的“摊派”，对侨办企业进行敲诈。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政府续募所谓“同盟胜利公债”，永安纺织公司（下称永安）按锭数被摊派达17，000，000元（法币）之巨。不久，又摊购所谓“美金公债”，当时，苏、浙、皖三省纱厂被勒去美金10，000，000元，永安纱厂被摊认1，034，724美元，实交838，400美元。当时，永安一共交付了黄金6，028两，美钞100，000元和细布置44，900匹，这对永安存度的削弱有较大的影响。此外，那几年中，如摊派“美金短期库存券”、“救济特捐”等，名目繁多，层出不穷，永安的负担都很重。 　　关于澳洲中山华侨在上海投资的境遇，原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曾有感触地说: 　　“我是永安公司资本家.我的长一辈在国外经商,同其他侨胞一样,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当时满怀着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精神，盼望祖国的强盛。一九一八年在上海开设了永安公司，一九一二年创了永安纱厂，就妄想‘实业救国‘了。到底成不呢？干脆地说：不成的。在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的摧残和压迫，要想‘实业救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象永安公司总经理所说的番话，并不仅仅是他这一家公司的感受，而是包括了旧中国所有华侨企业家的共国看法。可以说，永安公司的命运只不过是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一个缩影而已。 注：本文作者在厦门学南洋研究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