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贤热爱伟大的祖国，广泛联系各阶层人士。他在澳门，与澳葡当局，社会名流，金融企业界的上层人士和广大居民以至三山五岳的人都交成朋友。他的处世的风度是：分清是非、以和为贵。他不得罪别人，不讲别人的闲话，不骂人、不树敌、化敌为友。他慈祥可亲，助人为乐，不管哪方面有困难，有问题，有求于他，只要他能够做到的都来者不拒，想方设法帮忙解决。黄子雅告诉笔者说：一个黑社会的头头，生活实在混不下去了，只给何贤一个电话，他就会体面地给予周济了。何贤帮助朋，还有他的特点：既周济了别人又给人留面把“四方城”摆开，让对方的牌风步步好起来，于是受惠者满载而归。由于他待人挚诚、厚道，喜当“鲁仲连”，善于排难解纷，各界人士都听他的话，都给他的面子。所以澳门社会遇到什么麻烦问题，只要他一出头，许多事情都得到圆满解决。 　　何贤为了做到不得罪别人，不树对立面，他本人固然不讲别人坏话，也不让伙计和家人讲别人的坏话。有一次，黄子雅和何贤到一家茶楼饮茶。黄子雅因为实在太饿，匆匆“吞”了一块“烧买点心”。岂料这‘烧买’有些变味，弄得黄子雅反胃，“咳”的一声把它吐出来，他便发火地对侍者随口吐出了一句：“你们怎搞的？有臭味的‘烧买’怎能给顾客吃呢？“坐在旁边的何贤，立即扯他的衫尾，细声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讲了他的坏话，人家今后怎么做生意呀！“其实，何贤刚好也硬吞了块变味的“烧买”，可就是一声不吭。他这种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不损害他人声誉的处世风度，感人肺腑！这件事虽然已过了几十年，但黄子雅还一直牢记着。 　　何贤最讨厌是搬弄是非的人。他认为：凡是搬弄是非者，本身就是是非人，这种人品质最不好。有时，喜欢讲是非的伙计，在何贤面前说三道四，他第一次听了不予答话，第二次听了也不吭声，可第三次他就不客气了。他教育伙计说：“别人有错，你为什么不当面提醒他呢？你讲别人坏话，到底为了什么？如果别人做错了，你应诚心去邦人改正，如果他不听，你再讲给我知才对嘛！“伙计们知道何贤这个脾气后，都不再在别人面前说三道四了。 　　何贤对朋友仗义疏财，对自己的伙计也很关心，不分上下高低，看作朋友和兄弟。所以，他手下的人，都亲切地叫他“贤哥”。何贤和黄子雅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他对子雅从不摆主人身份，吩咐作事从不厉言疾色。他对子雅的生活及其子女，都给予很大的关怀。黄子雅也非常尊敬何贤，因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何贤对跟随左右的得力助手，到一定时候，就分个企业管理，铺面和收入，全归管理人。据说，澳门东亚酒店和国际酒店，就是分给彭彼得管理的。何贤的得力助手何华添，也是由何贤一手扶持起来的。 　　何贤对骗过自己的人虚怀若谷，从不思报复。何贤在香港曾经营一间“联合公司”，后给委托人骗了，使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他不予追究，只怪自己看错人。他认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吃了大亏，可他对这位仁兄，还是以朋友相等。有一次，何贤参加广州交易会，得悉这位仁兄也到广州，何贤特意邀请他吃饭，这位仁兄当时确实很怕。席间，何贤和他谈了很多话，但对以前被骗走1000万元港币巨款，从头到尾只字未提，可见何贤胸怀之广阔。 　　贵为大企业家、银行家的何贤，从不鄙视下层，而是喜欢和居民交朋友，关心居民的生活。他是澳门华人代表，为了傾听居民的意见，就在新马路大丰银行2楼，设立了“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办事处“，订定每天上午9时至10时接见居民，尽管他天天都很忙，但除了有特别的事情外，他一定在办事处办公，接见居民，直至接待完来访者才去午膳。有时客人实在太多，而午膳的时间过去了，他只好在附近的餐厅叫点心回办事处进食，餐后又继续接待居民。他的时间观念很强，任何约会都不迟到。他办事精力充沛，特别在晚上，常常约三两知已谈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翌晨又依时到办事处办公了。 　　何贤在接见居民时，细心听，让秘书详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凡是居民提出的问题，只要他能办得到的一定去办，不能办的也解释清楚。不属他的处理范围的，他就向澳门政府反映，而且一定要得到澳门政府的答复，并把答复的意见告诉访者。如果澳门政府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他一定据理力争，直到答复满意为止。 　　何贤处世态度，深得省、港、澳以至国内外朋友的称赞，这也是何贤事业有成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