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大哥李炳祥带我来到上海。 我在上海的“家”，就是慧仙八家及她二哥述初的宅第。 　　初到上海，慧仙八家便欢迎我到他们家去住。李公馆，即李述初二哥的家在上海北四川路，这里成为我在上海的落脚点。述初是我们同乡同村人。在村子里，我家祖屋在李屋边村东，述初祖屋则在村西头。述初家是三兄弟，八姐妹，述初排行老二，但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他们分别是三位母亲的儿女。述初二哥及大家，二家（李屋边俚语，意既女子“姐”的意思）是原配夫人所生；二夫人生有大男，三男及三四五六家，六个子女；亚母是述初二哥的后娘，是七家八家的生母。他们这个大家庭都住在上海，其大哥一家四口已单立门户；二哥与三哥嫂此时尚未分家。 　　述初二哥毕业于教会办的上海圣越约翰大学，时任驻上海的广东银行的经理（当时称“买办”）。他们家庭生活水平相当高又十分好客。我寄宿在这个家，老老少少待我如同亲人。尤其是慧仙八家及她的母亲，待我如同亲生骨肉。 　　我每年的费用,爸爸直接汇给八家,由她支配给我用。 　　最初，我是与述初二哥的三位女儿同往位于上海梵皇渡的美国教会办的圣玛利亚女子学校上学的。我考上了该学校的初中，我们都是住读生。那时，学校每月才放一天假，我们只能在这时才能回家位于四川路李公馆的家。届时，述初二哥差遣他的家丁租来马车，接我们回家度假。对我们初次离家，述初二哥放心不下，开头数月，他每半个月就来女校看望我们四个小姑娘，来时还给我们带来从外国进口的高级点心。我在女校最开心的是，我开始学习弹钢琴。放暑假时，述初二哥还请来家庭教师为我们补习中文。 　　炳祥大哥也常来探望我，他见我在女校的生活方式仍像在菲律宾一样，没有多大变化，还是“小姐”气，不会用筷子，上马桶要洒香水……，跟他的想法相距甚远。就产生了要让我脱离这个环境的念头。 　　1924年10月，惊炳祥大哥的说服工作，我转学到在上海西摩路29号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我的人生道路从此转向了预想不到的方向。 　　上海大学成位于1922年。这是一所在进步力量影响下的学校。校长是于右任，国民党左派；副校长邵力子，时为共产党员；上海附中教导主任侯绍裘（后牺牲）。我经常接触到并对我的成长影响较大、印象较深的人有：蒋光慈、恽代英、张太雷、沈泽民等。更有些人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 　　上海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同在一个食堂就餐，由于女学生很少，大、中两学校的女生宿舍混合编排在一起，这就便于同学之间的感情交流。 　　我们一间屋有三个人,杨芝华(瞿秋白夫人).张琴秋(沈泽民夫人)和我,隔壁住我未来嫂子王亚璋。. 　　我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是，刚到上大附中时的我，宗教信仰还没有变。 　　在我出生刚满月时,我的菲律宾干爹干妈就将我抱到天主教堂去接受洗礼,这样,我身不由己的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从童年起,我就养成了每天就餐和上床睡觉前都祈祷的习惯,虔诚的祈求”上帝”宽恕我的”罪?”,”把人类的痛苦都降落在我身上”.这一天晚上,学校已经熄灯.我正跪在床边做祈祷时,杨芝华大姐要问我一个问题,她一连招呼我几声,我一声也没有回答她,芝华吓坏了,她急忙下床来到我床边,发现我仍跪最地上一声也不吭.她恍然大悟地明白了我在做什么她长出了一口气,继而放声大笑起来. 　　这以后,我觉察到一些大哥,大姐经常有意无意地找我聊天,炳祥大哥的好朋友李春蕃(即柯柏年)大哥知道我的中文基础差,就拿来一套<<红楼梦>>给我看说:”小妹妹这套书对你学习中文有帮助,可是不能学书中描写的人啊!”春蕃大哥与炳祥大哥年龄相同,都十九岁,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我了解炳祥大哥这时的思想已发生显著变化他在我之前已自动脱离了教会学校,转学到上海大学:我知道他已进入了一群热血青年的活动圈子,他们有:瞿景白(秋白之弟).邓中夏.向警予.李立三.刘华和李春蕃…………向警予大姐常向我讲述中国妇女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最低生活最苦,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最少,她们一生依赖别人生存.从警予姐姐的话中,我联想到母亲自我解放她的小脚,领悟了一些我不曾细想的社会现实. 　　在这些大哥，大姐的影响下，我也被大潮流般的运动吸引进去。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是听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我觉得很新听得来劲。一次，党团组织为了筹办工人夜校的募捐文艺晚会，要求我出个节目，我毫不犹豫的应允，登台唱了一支英文歌。 　　1924年冬，上海杨树蒲区工人夜校开学了。这所学校是由共产党创办的，主持人是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我被指派担任英语初级班教师，那时，我刚十五岁，时值严冬，夜校离上大校舍很远，每次返回宿舍都已是深夜，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紧张的生活，难免不习惯，但是，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支持着我。 　　那时，就在繁华的大上海，冬天常有僵尸横卧街头，偶有行路人出于公德心，为其盖张报纸，已属不易。一次，我同王亚璋外出，路过先施公司时，我买了一包点心，车夫抓起散落到街上的点心，就往嘴里塞，看来他非常饥饿。这样的情景令我难过，付完车费，我把整包点心都留给车夫，扭头跑进了校门。 　　夜校的教书生活，使我感到自己肩负着社会的责任，我感到心情很愉快。向警予大姐常深入工友中，她了解我的工作，称赞我：“胆量大，不怕难。” 　　大姐们都很疼爱我，警予大姐喜欢我“语言、动作都很天真“。回到中国，我显露了第二故乡菲律宾民风的朴实忠厚，仿佛我是从“世外桃园“中来的。扬芝华大姐待我如同亲生姐妹，她和秋白大哥结婚后改名为之华，搬出了集体宿舍，但每逢秋白有事外出时，她定会来约我去他们家和她。1925年“五州”后，我们失去了联系。直至解放后的1953年，我在革命的博物馆工作，适之华的家就在东华门对面，我们有经常见面。当瞿秋白的遗骨从江西移到北京八宝山，我与许立及孩子们都去参加了安葬仪式。 　　1952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我们上海大学及附中组织师生来到霞飞路（现环龙路44号）参加吊唁，慰问孙夫人宋庆龄，何香凝女士在场。这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国内知名人士。宋庆龄身着黑服，头上带一朵小巧的白毛线球，忧伤、缄默，会见我们并合影留念。我保存这张照片很多年，可惜后来失于非律宾的抗日战火中。 　　参加孙先生悼念活动，那悲壮、宏大的场面，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心。激情之下我写了一首诗《哭孙中山先生》。不知怎么的，炳祥大哥看到后，将我的？作拿去给爱好诗歌的蒋光慈老师评说，蒋；老师将它修改后，送去登载在《觉悟》副邗上，可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大哥的学友梅文星给我寄来信和礼品说为此表示祝贺，我去翻阅报纸后才得知此事。 　　1952年，5月30日，震撼中内外的“五州”发生了。我自觉地投入了这一反帝的大洪流中。我们师生冲声大街，到南京路、闸北去唱革命歌曲，散发传单，宣讲革命道理。5月31日，上海总工会在李立三，刘华等校友的帮助参与下正式成立。杨之华大姐和刘华同学在斗争中表现最出色，他们赢得了参加运动数万群众的信赖。 　　当时，英租界内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到处逐捕剪短发的女性。而我的长头发早被张琴秋大姐剪掉了。无奈，每当我要出外办事，大姐们总得为我妝扮上假发，把我变成个小媳妇模样。 　　在斗争中，上海大学附中的团组织接受了我的申请，由侯绍裘同志和瞿景白同志做我介绍人，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C.Y.） 　　由于上海大学已明显暴露出革命色彩，租界英帝巡捕房查封了上大及其附中，我校失声在慕尔鸣路租用的宿舍(曾被用做党的机关)也被暗探监视。我们成为无家可归的一群。 　　我有时也会回到北四川路李公馆去看望阿母。八家因患肺病已去世，她才活了二十四岁。自从我转学到上大，又剪了短发，述初二哥已不象从前一样待我了，一见到我就嘟嚷：“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在这个家庭已无我容身之外。 　　英巡捕房发布通令：不准出租房间给无老人的家庭。大家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天无绝人之路。恰好这时母亲从菲律宾回国到上海来探望我们兄妹。她主要是来相一相她的长子的未婚妻，即炳祥大哥的女友王亚璋。同学们认准了我的好妈妈，不见外地要求母亲出面为大家租房子。母亲对此毫无顾忌，顺利的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不久，侯绍裘老师帮我调到淞江景原女中。这所学校是侯先生自己创办的，这里是侯先生的家乡，校址虽距上海不远，但当时完全是农村的自然村落，没有自来水，食、用水都从校舍旁的小河里打来。在这里我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变化，自己学着缝纫帮衣服、纳鞋底。可惜我做的活儿不如同学们做得结实，穿了不到一个月就会破。在女中的学习生活很安静，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位教授古文的老师，据说，他去过日本。在他传授下我习写旧体诗，记得诗题是《秋月赋》：“天苍苍兮月半圆，云飘飘兮令人爱而留连“。 　　1925年9月，我接上海来信，团组织指示：“立即回上海，有要事“。 　　时逢直奉战争，街上行人都来去匆忙，不似往的安宁。车站上，售票台小窗紧紧关闭着，每辆经过的火车都塞满了士兵，车门车窗也都紧闭着。这怎么办呢？真急坏了我。后来，我瞅准了一列运煤的货车，灵机一动，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劲，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咬紧牙根往上爬……。就这样我回到上海，来到高昌庙母亲家。当我站在母亲面前时，她吃惊的问：“为何搞得这样狼狈？”可想而知，当时我身上是一付什么模样。我从内心意识到，我已经可以自己抉择近后要走的路了。 　　按组织通知，我到法租界霞飞路（环龙路44号）孙中山故居报到。接头人朱先生身穿白西服，结黑蝴蝶结，他双目直视着我问：“你为何要参加革命？”我顺口便回答：“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他没有再提问，随手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国民党党证》递给我说：“你回去等通知。”就这么简单。 　　这《国民党党证》，我领来就没有使用过。后在1927年我离开苏联莫斯科，因通知不能带行李，它也随着行李留在莫斯科。 　　1925年10月初，母亲为我收拾过冬的衣物。那件驼绒大衣，是1924年炳祥大哥用父亲汇来的款，托李春蕃大哥请裁缝到上大学生宿舍为我量体裁剪制做的。炳祥大哥被党（他已于1924年入党）派往张家口冯玉祥部队，为苏联军事顾问当英语翻译。我很想念他，但这时只有和亲爱的母亲告别了。 [center]莫斯科中山大学[/center] 　　登上停泊在吴淞口的苏联货船，我被船上的客舱。内我见到李三、李一纯夫妇。船起锚航行后，我又见到了熟识的朋友、同志：向警予大姐、沈泽民、张琴秋夫妇等人，他们住在另一客舱。 　　船在风浪花中不停地下下颠簸震荡着，前进着。刚刚离开了母亲、患难的祖国，在苏联的船上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航行旅途上，警予大姐常给我们讲故事，谈论时事。警予姐与立三夫妇是赴苏开会的。 　　船经过日本国门司，在这个港停泊了一个上午，有日暮途穷本防疫员与海关人员上船检查；有日本小贩登船兜售日本水果，我用中国银圆，也买了点水果。 　　次日下午，船抵达海参崴。 　　只见船还没靠岸，船上的山东水手便开始忙乱地将一大包、一大包的长帆布包扔进海里，这时，只见岸边驶来了小艇。他们在做什么？船快靠岸了，有位水手求我帮他将一个小包带上岸，我不懂他的用意，拒绝了他。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走私”。 　　到码头来接我们的，是老布尔什维克杨明斋，他是第一个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也是参加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中战士。他带领莫科中山大学的行政人员接待我们。到达海参崴后我们被分成曙学生大队和女学生大队两队，又被引导到男、女公共浴室去洗澡。这对我们来讲是件稀罕事，大家在这儿出尽了洋相。同时，也因为语言关系，使得俄籍女接待员很是着急了一番。 　　我们路过供销社，大家都进去看。我打算买点食品在火车上吃，当我取钱时发现，母亲在我离开上海时给我的五十元美金钞票不翼而飞了。在这个冰天雪地、异国他乡的地域，我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如何是好呢？可是在从西伯利亚往莫斯科二十多天的漫长铁路线旅途中，我一时也没有饥饿和睏卷的感觉：每日三餐都是由陈明斋老同志不辞苦往返各个车厢主持发放食品。在火车上我还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顾红玫、武思茂、王稼祥、黄胤……，更何况我身旁还有那么些老朋友呢！很幸运，在生活刚开始的第一步，我就融进了这个人类社会空前的有组织的团体之中，倍加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而这种意识深深地印在了我年轻的脑海中，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也不能磨灭。 　　经过愉快的长途跋涉，我们来到莫斯科。在沃尔洪卡大街16号中山大学门前，先期到达的同学在校门热情迎接我们。他们之中有：俄语翻译周达明、邵力子之邵志钢、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右任之女于玲及瞿云（秋白的二弟）等。 　　我们被召集在大礼堂，学校行政为新学员颁发证件。我被指定用俄名“沃尔可娃”，我的证件号码126号，我的新朋友顾红玫的证件号是125号。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斯大林时代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所创办的。该校多是来自中国各省的青年学生，成分复杂，学员政治色彩不尽相同，有由国内组织派去或先期留学德国、法国后转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张闻天、徐冰、王彬、屈武、王明、康生；又有一大批国民党员和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全家这时都在苏联，他的女儿冯弗能、儿子冯洪国也进入中山大学就读；有汪精卫的妻弟和几个亲戚；康泽及其女伴张秀兰；还有秋瑾的女儿等，据说有二百多人。 　　我们学习的科目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经济地理、俄语、苏共党史、世界革命史、体育和射击等，共设十四门课。每天正课半天，另半天自己到图书馆找书看。正可不可能开始于上午九点至下午二点止，饭店即已天黑，学员便开展自由活动、文艺活动、会议或是有组织地到校外参观。 　　女生宿舍在总校舍二楼，二十几位学员住一间大宿舍，有四五个学员住一小居室，我被分配和沈联春、张秀兰住小居室。每个床铺用具都很讲究、齐全，床上被单每周换洗一次。按规定每周全体学员去校外大街的公共澡堂洗一次澡，每次去自带学校发的换洗的内衣裤袜，并领一小块肥皂。学员的外衣和皮鞋也是发的，每个月还发给每个学员十卢布零用钱。 餐厅设在楼下。在苏联国内经济还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对我们的生活给予特殊的照顾，每天都有白面包、牛肉、牛肝、牛舌、黄油、奶酪、红茶、糖、鸡蛋和鸡肉，营养丰富。据食堂女管理员介绍，我们每个学员的供应标准是：两年一头牛；病弱者每人每天另有一磅牛奶。餐厅布置讲究，像正规餐厅（包括刀、叉、勺）都烧、刻有《中山》字样标志。餐厅的全部服务员都是苏联妇女，她们一律身着白制服、白头巾，对我们学员很有礼貌。 　　我们校长是德国同志拉狄克，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每周给我们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课，主要以<太平天国>来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拉狄克同志才华横溢，精通数国文字，演讲风趣而富于表情，同学们喜欢听他的课。而副校长米夫则不善于言表，我们从未听他讲过课。 　　国共两党的同学在一起学习，在国内“四·一二”事变之前彼此之间关系还是融洽的。我们同学的年龄相差很大，十六七岁的学员只有不多几人：蒋经国、沈联春、顾红玫、张锡媛和张锡瑞两姐妹，还有我。 　　蒋经国与我同班。他是由国民党派去的，到苏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产主义青年团。他会英语，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农着朴素，他的衣服常和同学们换着穿。1925年冬，学校组织全体学员到列宁格勒参观冬宫和工厂，因人多车厢少，蒋经国也和许多男生一样挤在过道上睡地铺。他平时慷慨大方，家里常给他寄钱，他就拿出来给大家买东西。 　　学校早餐定量给每个学员两个鸡蛋，我从小不爱吃煮鸡蛋，分给我的鸡蛋都原封不动地留在碟子里。经国同学对鸡蛋很有好感，他很快注意到这个情况，默契之下，“解决”我的鸡蛋成为他的“任务”。某个夏日，我们外出学习，返校途中我在菜摊上买了大洋白菜和辣椒，又去药店买了瓶醋精，回到学校去向食堂要了些盐。我邀红玫、联春帮着把这些东西加工成可口的酸辣白菜，放进洗干净的脸盆内，端去食堂“请客”。扑鼻的香味首先引来了经国同学，他过来就尝，同学们蜂拥而来，不一会儿，满盆凉拌菜被一扫而光。 　　我们的功课很繁重，谁也不敢偷懒。不过，丰富的业余生活使我们紧张的神经得以松弛，有时到莫斯科大剧院欣赏芭蕾舞、现代歌舞；有时候到不远的伏尔加河去游泳。有一次，我同沈联春、张锡瑞一起游泳，差点淹死，回来挨了教师一顿批评。 　　1926年夏，我们都去莫斯科近郊的农庄欢度两个月的暑期夏令营生活。两个月的时间，出了两件令我终身铭记的事件。一天，忽听有人招呼：“照相了！”我们身穿营服，热心的摄影家拍下这张能延续六七十年讲不完的故事的照片（见《了望》海外版，1985年第九期）。姐妹当中的许多人已过早地写完了自己的历史：黄励（1933年牺牲于雨花台）、赵凤培（即赵云宵，1929年就义）、王经燕（见人民出版社《革命烈士传》 <一>），英名传颂，仍在激励着中华人民族热血儿女；一些曾为理想奋斗过的姐妹，过早写完自己的悲沧历史；健健在的有博学文（邵力子夫人）、李培之（王若飞夫人）、宋伟、杜琳、方陶…… 　　夏令营的度假制度很严，洋为中用了保证每个学员充分达到科学休养，规定只能阅读《真理报》，一切书籍暂停学习；为此制定了有关游泳、日光浴、射击、午睡和文艺晚会的作息时间。我那时自主性很强，晚上常一个人在阅览室翻阅报刊。一个晚上，我又独自在阅览室入神看新闻。忽然，有人从后面强暴地搂抱住我，我被惊唬后进发了一股猛劲，全力将他挣脱开，我看清了他就是杨XX，这条色狼妄图用暴力对我施奸。而我没白吃这几个月的牛肉，凭借我身体条件好（我曾任校女排的领队），不顾一切地冲向窗口，向屋外跳出去，幸好营地别墅二层楼不高，我没有受伤。当时，我才十七岁，怀着少女的羞涩心理，从不向人提起。二十多年后，我随许立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游行盛况时，旁边一个干部指手话脚地说笑，这就是烧成骨头我也认得出的色狼杨XX。我不禁气愤得浑身直打颤，拉着老许退场，我不能忍受在着样隆重的兙和这个心灵肮脏的家伙共处。这时，我才惊讶地获知，这个人居然还被标榜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有时竟是这样一来的不公平，一些好人过早地逝去，又违背人们意愿地赐予一些小人以“高冕”。 　　1927年初，学校教室外的厅堂挂出了一大幅崭新的世界地图。这天，我正止步观看，王明从我身边走过，他也停步凑过来问：“锦蓉，Cavite在哪儿？”这个人总留给别人一种神经质的印象，但我仍友善而自然地顺手将马尼拉海湾内的一个地点指给他看，并答复道：“这就是Cavite”。谁知王明听了后，竟用蛮横的腔调训斥我：“错了你负责！”我从小受家教甚严，对这种无理的纠缠很反感，当即转身离去。打从这事儿起，我再也不理这个爱摆臭架子的人。 　　王明曾一度左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教出来的一个糟糕的学生。 　　难忘的一年又八个月，我的人生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别了，我的联春好姐妹，她后来去远东伯力的一个煤矿工作，不幸染上伤寒病，二十岁就离开了人间。我永远怀念着追求真理的一群热血青年。我永远怀念你：莫斯科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