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香港开埠后的重要年代。这时广州已有150家外商洋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怡和的前身是渣甸洋行，创办人是英国人威廉·凯塞克，业务范围遍及贸易、海运、保险、金融、地产、工程、旅游、工业、航空、百货及能源等。太古洋行1867年由英国人约翰·史怀雅始创于上海，于1870年选定香港为总行。说来很有趣，洋行最初从事航运业务，原拟定名为“大吉”的，取航程大吉之意，但史怀雅不懂中文，写成了“太古”。公司成立后，把中国茶叶运回英国，把针棉织品运来中国出售，生意越做越大。史怀雅认识到，与华人做生意，没有一个华人为中介，就无法拓展业务，也难以取得华商信任。于是，史怀雅物色了广东香山县人莫仕扬。莫自少聪颖过人，富经济头脑，从乡下来穗做生意，从底层做起，站稳了脚根。史认为他工作勤奋，善于动脑，又略懂几句英语，因此从1870年起就任命他为太古洋行第一任华人买办，委以重任。莫仕扬任买办后，凭着他与港穗工商界的渊源，迅速打开局面。史怀雅得到莫仕扬相助后如虎添翼。莫仕扬也依托太古洋行而名声大噪。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在华业务日渐发展，到本世纪初已拥有十多艘客货轮，中国大陆的海运和内河运输几乎为太古所垄断。老一辈的广州人，都熟知“佛山”“泰山”“龙山”“金山”为太古属下“四山”轮，航行省港之间。本世纪初，莫仕扬的儿子莫藻泉接任太古洋行第二代华人买办。他更具商品竞争意识，很快创办了“南泰商号”，起用堂侄莫仲逵任主事，使南北商人更易与洋行打交道。精明的莫父子，为太古洋行奠下了庞大的基业。以糖业为例，东南亚乃至中国大陆，都盛行一种“爪哇糖”（印尼爪哇产），莫氏父子于1880年在香港鲫鱼涌低价买下一大片荒地，规划近山处兴建太古糖厂，近海处修建太古船坞。至1884年已投资500万元，兴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太古糖厂。该厂因靠近原料产地，比爪哇优越。加是莫藻泉推出一种象海报的“月份牌”由香港设计师关蕙农设计画面，用重磅铜板纸印制，大肆宣传太古糖厂“太极圈”牌白糖。由于“月份牌”色彩艳丽，大受中国大陆群众欢迎，迅进入千家万户，太古白糖很快便占领了市场，把爪哇糖排挤出大陆。月份牌也就成为太古洋行首创的宣专手段。画面内容也由花卉，吉祥人物（如福禄寿、天官赐福、迎春接福、八仙贺寿等）发展成为盛行的“中国仕女”图。这种新颖的宣传方法，获得巨大成功。渣甸洋行、广生堂等也纷纷仿效，以宣传推销自己产品。1930年初，广州社会出现相对稳定局面，商品经济有了发展，促进了工、商、交通业以及文化事业，许多厂商单位也开始印刷免费赠送的“月份牌”。后来，月份牌也就逐步演变成当今盛行的挂历了。 　　太古洋行在鲫鱼涌开设太古船坞后，可维修二三万吨巨轮，也可新造万吨海轮，在香港沦陷前夕，到了船坞的鼎盛时期，有工人5千人，与糖厂一样，成为太古洋行两个创利最丰的企业。太古洋行又在广州白蚬壳新建了货仓和码头，即后来的“太古仓”，成为二十年代初广州最完善的仓库码头。位于尖沙咀蓝烟囱码头的地皮，日后为太古洋行带来几十亿元进账。 　　1917，莫藻泉的儿子莫干生，接任父亲当上太古洋行第三代华人买办。太古糖厂、船坞、保险、航运、漆厂、外贸等业务继续得到发展，为太古洋行积累了巨大财富，莫干生之弟莫应？在伦敦法学院和剑桥大学经济系毕业，并取得了大律师资格后，于1928年也被聘任为太古洋行的帮买办（副买办）主管糖厂。这个时期，太古洋行超过怡和，跃登洋行首位。莫氏家族，也成了这个庞大英资集团的支柱。洋行华人买办，在历史上，没有一个象太古洋行那样，祖孙三代连续充任的。其时，除莫氏三代买办和副买办外，每一个洋行之分支成或一艘新船启航，都是由莫氏子孙或旁系子侄任职。百年之间，莫氏宗亲只要能工作的，都在太古洋行或其分支机构找到工作，累计达千人，故员工中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莫氏家族，实际上操纵了太古洋行的实权。聪明能干的莫氏三代人为太古洋行发展兴旺作出巨大的贡献。鸟尽弓藏，羽毛丰满的太古洋行英国资本家，深感大权旁落在莫氏买办身上，于已不利，渐渐产生削弱莫氏的念头。受约翰·史雅家族的授意，当时任太古洋行经理的英国人布朗，已准备找藉口向莫氏开刀了。恰巧，莫干生于1919年，物色了香港太平山顶一块地皮，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一幢当时全港最豪华的别墅。当这幢皇宫式别墅入伙时，莫干生举行了相当豪华的宴会，太古洋行布朗出席宴会后，暗中派人查了莫干生的账目，要莫干生把经手购入装糖的蒲包，高于市价部分，“赔偿”给太古洋行。这是布朗逼走莫干生的“高招”，藉此打击莫的威信。经过反复磋商，1929年双方同意，由莫赔偿25万元。莫干生受此次“釜底抽薪”的打击，感到难以在太古再呆下去，遂于1931年向洋行递交了辞职书.从此,太古洋行总行取消了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制。莫应溎虽仍留任糖业部经理，但太古洋行的气候已变了，莫氏家族在太古逐渐失势，莫应溎本人也只好于1935年“挂印”离去。这时，太古糖厂开始受到日本细砂糖的挑战，日子也不好过。 　　莫氏家族中，在太古洋行任要职的高龄健在的老人，要算莫应溎了。他1901年生，是本世纪的同龄人，由于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特殊，又有较高的学历，他经历了社会风云变幻，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也是一名“香港通”和“广州通”。他是广东省第一、二届和广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市政协一至四届常委和第五届副主席。1985年与郭棣活一起，被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是年纪最大的三名委员之一（另二名为张友渔、钱昌照）。历史上，他曾为国家和民族出过力。1924年叶剑英率领的革命部队乘船从大陆去港，被扣于香港长洲。莫应溎受地下党员之托，向香港警务处长京士交涉，终于使叶部官兵脱险。1950年初，广州解放后，莫应溎以“港澳华侨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副团长身份回到广州，受到叶剑英的接见并感谢他的营救。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莫应？义愤填膺，曾组织了一支由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捐献了一部救护车，携备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他还设法募捐了几万港元转送19路军上海办事处，支援残废军人教养院。“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莫应溎又组织了“中华救护会”，训练了数百名爱国侨胞回国服务，以广州一德路南益市场一座楼房作队部开展工作。队部虽被敌机炸去一角，队员仍坚持救护伤员，爱国热情非常高涨，得到市民高度赞扬。尔后，抗战形势高涨，莫应溎亲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为取得合法募捐地位，在新加坡向七洲府华民政务司备案，得到许可在英国各属地募捐了数十万元巨款，同时组织侨胞救护队仅在雪峨就有几十人参加回国服务。解放后，宋庆龄、蔡廷锴对莫应溎谈及此举时也曾予以嘉勉。 　　1950年9月30日身为香港华商总会董事的莫应溎，力主在华商总会升五星红旗，全体董事争论了三个多小时，会上，莫应溎大律师的法律观点，又以大陆所见的事实，侃侃而谈，消除反对者怕得罪港英当局的顾虑，赢得了多数。在10月1日上午八时，五星红旗终于在华商总会冉冉、升起。接着莫应溎又与各知名人士一起筹备香港华人革新会活动。那时香港发生了广东救济会慰问团被袭击的流血事件，港英当局宣布莫应溎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小时内离境，莫应溎就在1952年9月23日，离开了香港回到广州。但在30多年后，满头白发的莫应溎，持着我们国家护照，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身份，光荣赴香港进行了考察活动。 　　笔者最近一次到寓所拜访莫老，他感慨地说：在香港，亲友都劝我少沾些政治，我的言行未能得到亲友谅解，被递解回广州后，又耳闻不少风言风语，大陆的一些人也不理解我，有些还误解我是使“苦肉计”。我认为，莫先生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经济富裕的人，怎会走这样的路？几十年过去了，历史终究得出了公正的结论，得仁者多寿，奉献者富有。不是这样吗？ 　　莫氏买办三代，经历了十分复杂的风云变幻。买办是人们几十年怕接触的字眼，有的人往往把它与消极的因素相提并论。而时代和事物又常常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莫氏三代买办，经历了从1870至1935年的温长岁月，为促进我国航运、制糖工业的建立以及外贸交往，发展商品经济，培训工商人才，都起到特殊的作用，正如评价近代史人物李鸿章、张之洞一样，历史唯物主义者总是给予恰如其分的结论。广州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经历了我国开放海禁，开辟外贸、引进技术，发展了自己的民族经济，与外国洋行经济上打交道，既给人家赚了钱，也发展了自己的民族经济，尝到了开放的甜头，这个时期的市政建设、交通航运、轻纺工业、商业外贸都有较快发展。尽管未尽人意，利害相权，取其利重、避其害轻，不可苛求于前人。至少也可为今天放改革提供一点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