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帼超医生是广东珠江纵队同志们熟悉的一位优秀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时期，她无私地帮助我抗日游击队，赢得了五桂山氏抗日根椐地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center][B] 一[/B][/center] 　　刘帼超原籍广东省新会县，1908年生于澳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幼年丧父，她与母亲相依为命。以针线手工度日，生活寒苦。刘帼超六岁那年，叔父欺她们寡，以女子无继承权为名，要强占她们居住的小要楼，母女二人为此打了十年官司。在帝国主义者持下的法庭，坚持维护封建礼法，使他们屡次败诉。最后，她母女虽然赢了，但诉讼费用却要卖掉小要楼才能偿还。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在刘帼超稚嫩的心灵里，刻下了印痕。 　　1927年，刘帼超离开澳门只身到外地求学，她先到香港，从岭南画派开山祖高剑父学画。不久，她觉得民族灾难深重，绘画不是当务之急，于是，转而考入广州市妇孺产科学校学医。在进步同学影响下，也阅读了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著作以及当时的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籍强烈地叩动了她的主弦，使她深深同情那些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们，更仇恨那些恣意蹂躏百姓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阶级。她久久地思索着：人不能独善其身，还必须造福于人民。于是，这位外表娴雅，沉静寡言的少女暗暗下定决心：毕业后要到穷乡僻壤去，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贡献给劳苦大众。1929年秋，刘帼超声波从妇产科学校毕业，她把一大捆医学书籍和全套鲁迅全集装进行囊，毅然辞别母亲，来到中山县一个缺医少药的穷乡村——三乡，开设了博爱医局。她在这里积极宣传，推广科学接生法，走乡串巷为儿童免费接种牛痘，给穷苦人赠送医赠药……。从此，当地产妇、儿童由于旧法接生和不科学的免疫法而导致的常见病菌便逐渐消除；并且有不少久病不愈的病患者恢复了健康。从此，三乡人民感激、热爱这位把爱心掏给了他们的白衣天使。                         [center][B]二[/B][/center] 　　1937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在党的领导下，中山县各种抗日团体：抗先队、大刀队、别动队、救护队等纷纷成立。间帼超医生勇敢地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白天，她与救护队员们讲授战时救护常识，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民族义愤在她心中燃烧，她忘记了疲劳，忘记下自己。 　　1940年，中山县沧陷，三乡成了岐关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日、伪盘踞在这里。但同时，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在这一带采取“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发展”的方针，继续进行着抗日救国的斗争。1942年，珠江纵队主国部队挺进三乡附近的五桂山区，从此，这里就成了珠江三角洲抗日斗争的中心。 　　刘帼超医生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看到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不屈不挠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因此，她积极先靠拢党，把为党工作看作看作自己的责任。刘医生的医局设在镇压上，成为我游击部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的秘密后方医院。五桂山区游击队的同志们，负了伤、染了病都到这里来医治。他们有时候化装成老百姓来医局看病，有时隐蔽在附近乡村我地下伤兵站，由交通员领土完整着刘医生一个点一个地去治疗。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管是夜半三更，交通员一到，刘医生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走。游击队的同志来就医，她从来不要报酬，不收医药费，甚至连伙食都包起来。有的同志身体虚弱，刘医生还经常炖补品给他们吃。刘医生时时把同志们放在心上，积极想办法为患病同志治疗。王河同志患了严重肺炎，经常咯血，当时肺炎是不治之症，刘医生查阅了许多医书，研究了一些民间土方采用药物治疗与食物治疗结合，经过四个多月的医治，使王河同志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谭婉明同志患的恶性疟疾，叶向荣同志患的腱连疮，欧初同志患的长期感冒……，都在刘医生大胆而又细心的治疗调理下痊愈了。部队中的女同志在刘医生的医局里分娩，更是得到刘医生最细致的照顾。刘医生的医局成了战士们的家，刘医生象母亲般给予战士兵们亲切的抚慰和调养，战士们在这儿重新获得生命和力量，又活跃在抗日斗争的战场上。 　　战士们信赖刘医生，尊敬刘医生。刘医生也把们们当作亲人，自觉承担义务和责任。有一段时期，部队生活很艰苦，缺乏营养，沙战士患了夜盲症。一天晚上，三十多个患夜盲症的战士，由一明眼者领着，一个一个牵着衫尾，连夜翻山越岭，走了几小时，来到医局找刘医生。当时药物厅缺，刘医生采用土方“百草霜”给他们治疗。当这批战士治愈后，刘医生向部队司令部提出建议：宁可少吃菜，也要多吃油，以防止夜盲症发生。部队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订出新的伙食制度，把油钱和菜金分开，保证每人有一定数量的油吃，有效地降低了患病率。这对经党夜间行军，袭击敌人的游击队来说，意义是重大的。 　　刘医生的医局不公是部队的医疗所，也是安全的掩蔽所。1943年，刘医生夫妇为了更好地配合革命工作，选择一个水陆交通方便而又较为僻静的地方建了一所房屋，取名为“桂园”，桂园内一棵桂树也没有，意指游击队根据地五桂山的家园，寄托了他们对党的感情。医局迁到桂园后，游击队常利用这里作掩护。每逢敌人扫荡，刘医生就把一些伤重、病菌重的同志作为留医病人留在医院里，保护了我们的同志。在形势最险恶的时候，五桂山区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欧初、郑吉、刘震球、叶向荣等还在这儿召开秘密会议。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刘帼超医生成了珠江游击队一个得力的助手，可靠的同志。每当同志们向刘医生表示感激的时候，她总是深情地说：“你们不惜为国捐躯，我为你们治病是医务人员的酚，我只是尽了一些责任而已”。 　　1944年，何明同志的爱人牺牲了，留下一个孤女，巢健同志的爱人北撤了，身边有个三岁多的男孩拖累着。她们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找个人家抚养，以便轻装上前线。党组织找到了刘医生，刘医生欣然同意。孩子送来后，刘医生又领回两个被人遗弃的孤儿，以兴办育婴堂的名义掩人耳目，抚育这些孩子。后来，刘医生又陆续收养了一些烈士的遗孤，以及乡中一些孤儿和公路旁被丢弃的孩子。最多的时候，桂园里的孩子，连刘医生的几个亲生女儿，共有三十个。从嗷嗷待哺的乳儿，到五六岁的孩子都有。 　　刘医生把所有孩子都当作自己的亲骨肉，她医务工作繁忙，便将孩子们交给自己的义妹照管。但她并没有少花一分精力，仍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她按时给他们种牛痘，打预防针，检查身体，每天晚上孩子们熟睡后，她又亲自巡视几次。她经济条件不宽裕，为了抚育婴儿，她养了几只母羊，用羊奶喂养他们，还动员乡中乳汁多的产妇兼喂这些孩子，对大一些的孩子，则经常买些廉价的牛骨头加黄豆熬汤给孩子们喝，以增加蛋白质和钙质。为保证孩子们的饮食营养，她和爱人省吃俭用，每餐以地瓜好，糖分多，产生的‘卡路里’（热量）多”。 　　刘医生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她在桂园内养了小兔子，种了花木和青采，让孩子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刘医生还经常教育孩子们要诚实，爱学习。有一们高中毕业的年经姑娘黄连英钦佩刘医生的为人，自愿留在桂园帮助她教育孩子。孩子们就在黄阿姨的带领下，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听故事，还上识字课。附近的孩子也常常来桂园和他们一起读书认字。桂园内还建了简易的儿童游乐场，有滑梯、跷跷板、沙池等，供孩子们娱乐，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整天充满着桂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桂园成了这些曾被饥饿、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孩子们的乐园，无家可旭的孩子们在这儿找到了第二个母亲，他们在这位慈母温暖的怀抱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刘帼超医生的一生，是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一生，她热爱党相信党，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威逼利诱面前，也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她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革命，人民将永远缅怀这位崇高的白衣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