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坚，原名程凤娟（1917——1946）出生于中山县南萌镇田边村。父亲是民国时期省司法机关的审判员和中山县参议员。志坚自小与生母在农村生活，对封建社会不平等制度深恶痛绝，逐渐产生反抗情绪，决心做个独立生活，对社会有用的人。她刻苦读书、勤奋好学、各科成绩很好，初中毕业后就在本乡亨美小学教书，当六年级的班主任，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程志坚从青少年时代就富于正义感，对贫苦人很有同情心。当时村里存在奴隶制度，小姓穷人被卖给地主当奴隶，其子孙后代亦永远做奴隶，你为村奴，不能入校上学。同村里的“村奴”女青年方群英与程志坚十分友好，当她知道方群英的家世时，就鼓励她反抗这种“村俗”，并勇敢地带方群英去见校长，还支助方群英，从村小学读到区立小学。以后在革命的洪流中，她俩成了亲密的战友。 　　1937年夏，程志坚到石岐参加时期教师进修班。当时该班有中共地下党员黄乐天等同志参与领导。“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进修班担前结束，班领导号召全体学员立即回原地动员广大群众投入抗日救亡工作。程志坚回乡后，即找方群英和从天津逃难回来的女青年学生孙启明和孙秀珍姐妹，商议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她们用白布做了“妇女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旗帜，在热闹的圩场、街上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听众十分踊跃，群情激昂。宣传队逐渐扩大，队员发展到60多人，活动扩至四区各乡。宣传队除编演戏剧外，还筹款缝制棉衣支持前线，帮改名为“南萌妇女抗日救亡工作队”，及后发展为“中山县四区妇女抗日救亡工作团”，程志坚任团长，方群英任副团长。使抗日救亡工作在四区蓬勃开展起来。程志坚在抗日斗争的洪流中，经常接角到中共地下党员，爱到革命人生观、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树立了为中华民族彻底解放，为建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而奋斗终身的坚强信念。经过考验，于1937年10月25日由梁绮卿同志介绍，她和方群英同志一起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月，中山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程志坚为妇协执委、宣传部长。她不辞劳苦经常到各区妇女会和青年组织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中山县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在党的两个外围群众组织（即中山青年抗日先锋和中山妇女协会）的领导和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全民团结抗战的呼声中，却日益走上反共、倒退、投降分裂的道路。中山县的情况也不例外。为了坚持党的正确方针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程志坚同妇协、抗先的同志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中山县党部记林卓夫等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斗争。有一次，国民党县党部集中了来自全不受欢迎各个不同倾向的抗日救亡青年团体代表开会，会议一开始，林卓夫就装着悲天悯人的样子，流着眼泪说：“我不忍见，我不忍复见我中山青年重蹈十一年前（指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的覆辙而流血……”这番谎言谬语，当即被中共地下党员和抗先的领导同志据理驳斥。程志坚激愤地说：“今天不是‘4·12’，可以任意屠杀革命群众和青年，这一遗撩万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正是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青年完全有责任继承‘12·9’运动精神，把全体青年团结起来，全国男女老幼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果当局真的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说成是‘误入歧途’，‘会招来杀身之祸’，‘是受共产党的煽动’。难道要我们束手乞求日寇不亡我国，不杀我同胞吗？难道要我们束乞求日寇自行退出我国领土，不霸占我大好河山吗？……我们一定要唤起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抗战，抗战团结”。程志坚铿锵有力的发言，正与林卓夫针锋相对，全场热烈鼓掌、喝彩。面对这声面，林卓夫铁青着脸，无言以对，真是又气又恼。 　　1939年纪念“7·7”抗战两周年前夕，国民党中山县党部强令“妇协”集止活动。要“妇协”改为“妇救会”妄图把“妇协”变为他们的御用工具，打击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达到反共投降的目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反动行为遭到了妇协和广大群众的坚决反对。为此，程志坚又一次站到讲台上与林卓面对面的辩论，她说明“妇协”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对抗日救亡有利的，县党部取消“妇协”不但没有理由，而且对国家民族不利，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才高兴，“妇协”和广大群众是坚决反对的。林卓夫被她驳斥得词穷理屈，斗争异常激烈。这次斗争终因程志坚等同志的坚持，“妇协”的名字只字不改，而取得了胜利。 　　林卓夫对程志坚恨透了，对她这个眼中钉认为非拔除不可。因此，通过她的父亲施加压力，程志坚被迫登报与父亲脱离了父女关系。那时程志坚已被列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为了有利于她开展革命工作，党组织决定调她到粤中地区的江门、新会一带工作。 　　程志坚先被派到新会三区杜阮工作，这里属丘陵地带，经常受日本 鬼子侵扰，妇女遭受的压迫更为沉重。程志坚到杜阮后化名为程建华，担任中共杜阮支部的宣传和妇女委员。在党的据点龙榜乡培英小学当教师，以此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那时教师生活十分艰苦，她经常吃了上餐没下餐，但仍坚持深入发动妇女。她根据当侨着妇女迫切要求学文化，与海外亲属通讯的特点，开办了妇女识字班。她自编教村，教妇女们生活苦的原因，教育妇女们识字、写信，还针对妇女们的思想实际，耐心地讲解妇女们生活苦的原因，教育妇女们团结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反对旧礼教，争取彻底解放。为了更好地打好党的工作基础，程志坚积极物色和培养妇女骨干力量，在深入群众中，她发现一个天天背着个5岁男孩上学的青年妇女欧惠英。她原姓苏，杜阮瑶村人，出生后母亲被迫改嫁，把她丢在路旁，给姓欧的人捡回养大。15岁时养父病死，养母把她许给龙榜乡咀头村乡绅黄觉就的儿子，不幸于订婚后三年黄觉就的儿子病死。在旧礼教的压迫下，欧惠英从俗到男家守节，黄觉就买了个男孩给她抚养。欧惠英有点文化，深感到封建束缚，但又认为命里洽谈室，无法反抗。志坚同志认为欧惠英有培养条件，可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她关心欧共体惠英的疾苦，帮助做家务，一起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取得欧的信任。黄觉就是有爱国思想的乡绅，支持恢复学校，志坚就把他作为统战对象，从各方面取得黄觉就的好感，后经黄的同意，从学校搬到家与欧住在一起，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志坚耐心地把欧惠英教育过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承担了咀头村妇女夜校的工作。志坚在咀头村播下革命种子后，又腾出手来到松子岭村发动侨属谭芬等办妇女夜校，广泛把妇女组织起来。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后，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志坚发动当地妇女娟赠四、五百元支援新四军遇难同志的家属。其中60多岁的老妈妈黄群棣就捐出典屋钱200元。1942年2、3月间，志坚同志发动组织欧惠英、谭芬、吕友兰等妇女，以做小贩生意掩护党的交通工作。 　　1943年秋，程志坚被调到五桂山游击区，负责南萌、张家边一带的民运工作，后是滨海区党的负责人之一。滨海区是平原地带，周围驻有日军、伙军、还有挂着国民党招牌干着抢劫刮削老百姓色当的顽固军，环境异常复杂。但她经常往返于敌人的据点，穿过敌人岗哨，奔走于交通站联络点之间，不畏艰险地区工作。她原则性很强，但对人和霭可亲，每个同志都喜欢和尊敬她，称她为大家姐。在她深入发动和指导下，滨海区各乡纷纷组织起妇女会、婆婆会、夜校，积极募集资金、粮食及各种物资，动员青年参军，支援五桂山区部队。每逢山区武装部队出击战斗时，她都亲自布置动员群众，准备好担架、药物支援前线，战后掩蔽护理伤病员。由于她深入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群众都把部队的伤病员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喂茶、喂饭、喂药、洗澡，与部队同甘苦、共患难。 　　程志坚机智勇敢，有一次她从山区回滨海区途中，得到可靠情报，附近伙军军营人少空虚，她就带着身边两面三刀个护送她的武装同志，突然冲到伪军营房，大声说：“我们山区游击队来了！”缴了敌人的枪枝，教训了伪军一番，安然离开。 　　1945年8月，日本政府被迫签订投降书，朱德总司令指示各解放区接受日寇投降。程志坚得知此令后，带着身边的简洁等3人，到中山四区西桠乡日寇据点，责令碉楼里的30多个日军士兵缴械投降。当时虽敌我力量悬殊，但日寇营长在程志坚等中华儿女的威严气势下，不敢反抗，听受训示一番。日本投降后不久，程志坚被调到粤中地区，在广东人民抗日部队的云雾山边区工作委员会负责民运工作。云雾山脉是十万大山的支脉，跨越恩平、开平、拳兴、云浮、罗定、阳春、阳江等县。处处是崇山峻岭，人烟衡少，村落分散。部他在这个地区是很艰苦的，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不断的突袭围攻，处境更为险恶。这时志坚身体十分衰弱，时常因头昏跌倒在地。为了给部队输送给养、取情报，宣传教育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她仍然奔走于荒山野岭之间。1945年冬的一个晚上，边区工委领导人之一、团长黄江平同志交给她一个重要任务，要她在第二天一早与杨静到新兴城找交通站的同志取部队给养和收集情报。因杨兀临时有任务，没有同她一起出发。程志坚从山区往新兴途中不幸被捕，敌人马上对她进行审讯，但每次的审问都成了她揭露敌人罪恶阴谋，怒斥敌人的机会。敌人无可奈何，终在1946年初的一个寒冷黑夜里，由国民党156师468团把她枪杀了。在就义途中，程志坚正气凛然，她不断怒斥敌人，高呼共产党万岁！ 　　程志坚同志已离开我们36年了，她牺牲时才29岁，但当时她已为党为人民艰苦奋斗了10多个年头。她坚贞不屈和光辉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程志坚同志永生！ （辑自广东妇运史资料编委会，珠纵、粤中核心小组撰写的《缅怀程志坚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