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刘觉群，乳名瑞英，别名尚平（１８８０——１９６２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中山）石岐南门水楼（即现在水楼街５号）。母亲的祖辈为官，致仕退居归乡。她有兄弟姐妹７人：长兄绍鑫、二兄绍覃、幼弟绍芳、姐瑞庭、三妹瑞球、四妹瑞瑜。外祖父刘景焕，早年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法律系，后在东京经营大华书店。外祖母林氏和外庶祖母梁氏在家主持家务。母亲为林氏所生。我母亲的家庭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当母亲的姐妹们长大后，外祖母曾请了一位教书先生，教她们读书。我母亲还于１９００年到澳门陈子褒老师所办的陈氏女子书院读书，当时叫入“大馆”。 　　１９０２年，母亲刘觉群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后转为官费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来进入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肄业。母亲在求学期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立志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建立新中华，故在１９０５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当时同盟会女员很少，只有秋瑾、何香凝和母亲等几个人，极受同志们欢迎和重视。由于母亲加入同盟会的时间较长，经常参加同盟会召开的各种会议，因此，在日本时她和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夫妇和汪精卫等广东籍会员都很熟识，与何香凝友谊尤深。 　　母亲留日期间，在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中，认识了父亲阮复（1883——1918年）。他是湖北省红安县人，是官费留日生，曾任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长。据母亲对我说，当时父亲时常登台演讲革命道理，他的演说博得众多青年的羡慕，并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也引起了我母亲的注意。父亲对母亲也十分仰慕，两人目标一致，志同道合，后来发展成知已，直到结婚。但曾遭到外祖父的反对，他们认为阮复是外省人，家乡远在湖北省农村，不同意这六亲事。由于母亲决意与阮复结婚，加上兄弟（尤其是留美学习的二舅绍覃）的规劝，外祖父母终于同意了母亲的婚事。此时，我的父母亲还在学校读书，先在日本订了婚，言明革命成功后才结婚。 　　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父亲阮复已在早稻田大学毕业，母亲还在医笠大学读书，两面三刀人商定一同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为此母亲毅然废学，加入“万国赤十字会”（当时不叫红十字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我的父母在汉口举行了婚礼。国民政府见我父在辛亥革命中有的贡献，便推选他为国民政府湖北省广济县第一任县长。 　　1912年母亲随父亲到湖北省广济县上任。父亲任县长期间，得到母亲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广济县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建议改善监狱，注重犯人饮食卫生，发民教育事业，增加小学和夜校，宣传普及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妇女缠足束胸、严禁赌博、娼妓等，深受群众欢迎。当时，群众都说“洋大人”、“洋太太”（县民背后对父母亲的称呼）真了不起。此外，父亲还发动县民兴修水利，加固堤坝。至今广济县仍存有为纪念先父而命名的“阮公堤”。 　　1913年，父亲辞去县长职，母亲随夫回到湖北省红安县觅几区座坡村三房湾祖屋居住。当时父亲和邻村留日学生张则平合议“讨袁”。张是大地主多出钱，我父则出力，秘密组织训练起义队伍。在此期间，很多朋友和同志都前来与父亲商议讨袁大计，母亲从中参与活动，并热情接待同志。因此，他们都羡赞父亲有此得力贤内助。母亲在红安县家乡住了数月，鑑于父亲搞反袁秘密组织，风险极大，母亲觉得自己是广东人，对当地环境很不熟识，言语有异，又无亲朋，久留于此地，拔会增加父亲的负累。经两面三刀人磋商，决定母亲暂回广东石岐娘家居住。 　　1913年冬，母亲回娘家居住不久，情况突变，张则平见形势对他不利，就叛变了革命，向湖北省都督王占元告密，出卖了父亲。王即饬令红安县署派警捉拿父亲。当时，父亲听到村外传来嘈杂的北方口音，知有意外，立即攀过后院围墙走进竹园，光着双脚只身连夜逃往汉口。县署没抓到人，便搜查家舍，拿走了起义的旗帜和枪枝弹药、服装等，然后纵火将房屋烧毁。父亲脱险后，进入汉口日租界，马列上打电报给母亲，请汇款来救急。母亲得悉父亲讨袁失败，家被抄、屋被焚后，十分悲痛。当时，她身无多余现款，只好卖去外祖母给她陪嫁的珍珠花，得款500元，立即电汇给父亲。母亲对叛徒张则平恨之入骨，发誓一定要帮助丈夫报仇。我们细小的时候，母亲曾编了一首儿歌，教哥哥和我唱。歌词是：“张则平，害我家，我长大，必杀他。”母亲爱好音乐，曾编写过很多“我爱爹爹，更爱国家“之类的儿歌，教我们唱。因事隔几十年，已记不清歌词了。 　　自父亲参加讨袁失败，变成家破妻离，母亲也毫无怨言，她对丈夫的处境是理解和体谅的，因为母亲本人也是革命者。母亲做人很讲骨气，娘家虽属小康，但她从有做伸手派，从不向父母要钱困物。总觉得自己是出嫁女，长期住在娘家也不是办法。因此，决定到中山的前山、龙头环等乡村，开设私塾书。母亲以发展教育事业为宗旨，对贫苦人的子弟不收学金，对有困难的学生赠助书部纸笔，这样她在精神上就有所寄托。有一次，父亲叫母亲到了上海，后来两人到湖北武穴去办一件有关讨袁的秘密工作。不料两人刚进入旅店，就被警察盘问，说他俩犯了什么嫌疑，带回警察局，拘留了两个星期才释放。为了帮助父亲搞革命，母亲四处奔走，坐牢变没有后悔。父亲准备回湖北省黄安搞武装起义时，因缺乏活动经费，请母亲帮助筹集。为了革命，母亲义不容辞，马上变卖自己和大姨妈刘惠群的手饰，加上外祖父慷慨解囊捐助2000元，共筹得3000元现款交给父亲。这次父亲来石岐，只住了一星期即离去，母亲怀孕生下了我。 　　1917年，父亲回鄂招集旧部，组织武装讨代北方军阀，不料事机不密，在途中被敌人侦悉包围，父亲遭生擒，立被枪毙。他就义时才35岁。牺牲前，他曾写下遗书给予母亲，嘱将哥哥阮楚伯改名卧薪，将我改名为阮效兰。如经济困难，可将孩子送给朋友抚养，可去再婚。母亲滑改嫁，历尽千辛万苦把我兄妹养育成人。她生前对我说：“你父亲死得太惨，我永远都有怀念他”。 　　父亲牺牲后，母亲悲痛欲绝，加上母亲全部手饰财物卖光，已人财两空。幸好，大元帅府发了一笔抚恤金，母亲化悲痛为力量，将全部精力贯注于教育事业中。她初期在中山县石岐任蛋民小学校长。这小字设在石岐郊区的一间祠堂，附近无屋，周围是田野。此时，母亲不住娘家，在外面租了屋，每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朝出晚归，蛋民学校的学生全是劳动人民的儿女，经费短缺，困难很多，母亲除了管理学校，还要为筹集经费而辛苦奔走。 　　1923年，孙中山先生由沪返粤，母亲前往会见，孙中山先生亲笔下令中山县长委刘觉群为中山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该校前任教务长刘樾航是她的大哥。母亲上任后，学校得到较大发展。 　　1926年北代胜利，武汉第二次光复，报纸登载同盟会会员田桐任武汉市要职，母亲见是老同志升任，马上拍去志电报祝贺。田桐即复电邀请母亲回鄂任湖北“江汉宣抚使参议”，后又在建设厅，省立图书馆等单位任职。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母亲赴南京呈请国民政府，要求抚恤烈士遗孤。不幸在此期间，唯一的爱子阮卧薪在湖北武昌病逝。母亲伤心之极，不愿再回到这伤心之地。后来到南京，得司法院院长居正委任她在院内任图书室主任。司法院图书的书，一向凌乱不堪，母亲到任后，积极工作，把图书重新编排整理，从此室内焕然一新，得到同事们的好评，居正也表扬了母亲。后来，调升母亲到参事室当参事。1937年芦沟桥事变，南京经常遭到轰炸，司法院官员家属全部疏散回乡，母亲因娘家远在广东中山，无家可归。居正即派司法院一位职员护送母亲和我到汉口暂住。在此时期，母亲不到司法院办公，靠每月领津贴费100元，和国民武汉危急，母亲决心到重庆。当时，有些湖北同乡劝母亲不要走，要我们留在武汉，开办日语补习学校，维持生计。母亲虽是女流，但有爱国的志气，不同意留下，不做汉奸，不做顺民。还诚恳帮助别人，母亲在司法院工作时，对下属非常关怀照顾，图书室有一位负责法文的科员王先生被解雇，缺路费回天津，母亲马上支助30元给他。一次在路上见一位人力车工友吐血，马上送给他元。见到一妇人在路边生小孩，母亲马上脱下身上的大衣给妇人和婴儿盖好。慈善机关及学校到司法院募捐，母亲总是不使他们失望。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母亲和我坐难民船抵达重庆，住司法院宿舍。抗战胜利后，母亲随司法院迁回南京。1948年解放前夕，母亲由南京回广东中山石岐娘家暂住，后来，再到广州随女儿阮少娴居住。解放初期，母亲戴着眼镜，手拿放大镜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书，她也学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母亲说：“孙中山先生后来都是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母亲不慎跌断了腰骨，因缺医药费，曾写出信给毛主席，董必武、周思想性来总理，请求照顾。毛主席从北京寄100元交广州市民政局抚恤科，由该科派人带来了糖果饼干和高级油、鱼票、肉票前来慰问母亲。并嘱母亲以后有困难可直接写出信给广州市民政局。董必武同志将母亲居住地址通知杨箕公社社长，请他就近照顾。周总理每月寄来20元生活费给广州杨箕公社妇女主任李洁娣转给母亲。多年来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作为刘觉群的后代的我，深深感谢。 　　1962年母亲病逝于广州市郊杨箕村，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