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同志原名黄汝诚，又名黄如诚、黄晓生。1906年农历10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长洲乡。父亲黄佩秋，是长洲乡烟洲小学教师，他和该校校长黄仲衡，教师毛泽荣等都具有爱国思想，仰慕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后被当地的土豪劣绅、民团团长黄芷赏所陷害，而被捕入狱。黄健的母亲在贫困苦难中病逝了。年仅十余岁的黄健，被迫辍学，家庭的悲惨遭遇，使他幼小的心灵非常仇恨土豪劣绅，仇恨旧社会。随后在“五四”运动的进步思潮影响下，他萌发了参加革命，解放受压迫人民的意愿。 　　黄健在1925年开始参加筚命活动，先后担任中山县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和新学生社中山分社的负责人．和中山县学生救亡工作团副团长。曾参加广东省学联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学生代表大会，被选为广东省学联执委，是组织中山县学生救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黄健1926年3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任中山县第一届团委书记；年底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1935年接任澳门潦江中学校长并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1937年任中共广州附近五县特支书记。1938年任博罗县特委书记。1949年12月奉调中山县军管会，以后在石岐工作。1955年5月至1957年任石岐市副市长，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任广东省政协秘书处副处长。1959年调暨南大学工作，先后任中共暨南大学党委委员，校长办公室剐主任，总务处副处长，暨南大学董事会副秘书长等职。 　　黄健同志青年时期便追求真理，接受革命思想，要求进步，在党的领导下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事革命事业凡五十七年，始终如一地热爱党，热爱祖围，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对敌斗争英勇顽强，面对困难从不气馁，曾先后五次被敌人逮捕入狱，但毫不动摇，革命意志愈斗愈旺，千方百计开展监狱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无畏精神。出狱后，总是积极寻找党组织，继续为党的工作而努力战斗。解放后他一如既往，艰苦奋斗，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名誉地位和生活待遇，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十年动乱期间，他受到残酷的迫害，身心备受摧残，但他胸怀坦荡，以大局为重，对祖国四化建设充满信心，经常教育家人爱国爱民。在年老病休期间，仍积极要求工作，一再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暨大的发展，愿为党多作贡献。黄健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军命的一生。他无愧于“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光荣称号。 (参阅暨南大学在黄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center][B]在革命风暴中成长[/B][/center] 　　1925年黄健依靠亲戚的资助，在中山县立中学读书。时值第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各地的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革命浪潮席卷全国。黄健在这一革命浪潮中，与刘广生等进步同学组织中山县学生联合会，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斗争中勇敢机智，对同学热诚可亲，深得同学拥戴，他与刘广生等成为当时中山县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把中山的学生运动逐步推向高潮，充分表现了他们的革命坚定性与领导才华。 　　1926年春，黄健由共青团广东区委选送到广州参加青年训育员养成所第一期学习，同期学习的还有刘广生、高宗濂等五人。该所设立在广州市仓边路司后街附近一问中学内，属当时国共合作中的广东省党部青年部领导，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员约50多人，学习的内容主要有：《形势与任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近百年史》、《青年工作》、《农民运动》等。党的领导同志为培育青年骨干，对养成所的工作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亲自向学员讲课，还聘请朝鲜党的姜同担任军事教官。 　　每当追忆青年训育员养成所这一段生活时，黄健总是深情地说：“青年训育养成所，规模虽然不大，开办时间也不长(大约只办了两期)，它却凝聚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心m，记录丁他们早年在广州从事革命插动的历史功勋”。 　　黄健在青年训育养成所学习期间，出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沈宝同介绍入团，他不仅按课程努力学习，还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宣传革命道理等活动。他曾和两位学员一道在农民讲习所会晤了他们的革命启蒙导师毛泽东同志，并接受指导阅读革命理论书：刚《向导》、“政治周报》、“中国青年>>、《农民运动》等。黄健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开展革命工作增添智慧和力量。 　　黄健每当忆起在青年训育员养成所学习的情景，脸上便泛起笑容，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他说： “是这革命的摇篮培育我成长的。”他讲到向群众宣传和学员们高歌：“打倒列强，除军阎……”《革命进行曲》的时候，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曙光已经在望，黑暗即将消逝， 　　振尔精神!创尔光明新世界。 　　……………………” 　　他那激动的情绪和高昂的歌声，今天仍紫绕在我的耳际。 [center][B]经受广州起义的炮火锻炼 （1926年4月—1927年）[/B][/center] 　　1926年4月，黄健同志在青年训育员养成所结业后，回到中山在县中成立新学生社中山分社，主要成员有刘广生、黄健和高宗濂，黎奋生等10余人，该社是共青团广东区委的外围组织，主要工作是向青年学生及进步教师开展革命宣传教育。很快便发展到中山县女子中学、中山师范、小榄中学，接着在恒美、张家边、自石等地的学校建立了组织。社员不仅有学生、教师，还扩展到青年工人、农民，共100多人。同年9月，召开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选出第一届执行委员，黄健当选为主要领导成员。他们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洋奴教育，驱逐学校领导中的反动势力，发动了中山史无前例的择师运动。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当局大受震慑，通过当时中山县中校长林笋出面镇压，将黄健为首的12位学生运动领导人开除学籍，由此更激起学生公愤，掀起了全县各中学联合罢课的斗争，并举行示威，坚持半个多月，广东新学生社发表了声明支援。在社会舆论的指责下，更由于择师运动的领导核心黄健等人的坚决斗争。迫使当任中山县长黄居索出面调解，开除了一个压制学生运动，提倡买办洋奴教育的教师，调走了校长林笋，恢复了12位同学的学籍，轰轰烈烈的择师运动才告一段落。 　　择师运动的胜利，使学生∞觉悟大大提高，黄健等学运领导者们的斗争意志也更为坚强，同年秋他任共青团中山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共青团的各项工作，创办<<学生喉舌》、“中山学生》和《中学生>>等进步刊物，发展团员遍及中山各地，为中山发展了筚命力量。 　　省港大罢工开始后，黄健被推举为中山县工农商学兵联合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与刘广生等成立学生救亡团，由刘广生任团长，他陋副团长。组织进步学生数百人，上街头，下农村，开展宣传活动，并发动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援省港大罢工。 　　同时组织农比自卫军，他兼任队氏，并任该队训练班的政治教员。他带领农民自卫军进行缉私。缉获奸商走私的一批白银，如数送交省港罢工委员会。当年，他参加了共青团广东省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 　　1926年6月，黄健由中共中山县委书记李华熠和韦健同志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任县委会委员，当时县委的领导成员，还有刘广生、黎盂炎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4月中旬，黄健到广州，向广东区委汇报情况，得到区委黄善集同志的指示：为应付紧急形势，中山县委将党团合并，成立革命行动委员会，李华熘、韦健、陈秋鉴，冯光、黄健、王器民等同志为委员。按照上级指示，决定派人到农村组织农民发动武装起义，同时策反驻中山的国民党部队39团。39团的政治部主任王器民是中共党员，该部中下级干部中也有一部分是党员同志。党指示黄健与王器民保持组织上的联系，共同做好策反工作，以争取该团成为参与暴动的骨干力量，由于该团代理团艮周景臻曾一度支左，便以周为主要争取剥象。但“4·12”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形势突变，当黄健同志前往跟驻军团部洽商起义的具体行动时，却与王器民一同被周景臻拘捕，8月问，黄健由中山被解往广州番禺监狱。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在狱中，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并派团的负责人杨北维和交通员何玉麟到监狱看望。后因张发奎带兵回广东，赶走桂系军阎，形势混乱，数月来，黄健被困狱中候审。12月的一天，中共中山县委书记李华熘前往探望，告知他广州即将起义，届时当可出狱。黄健那焦灼的心情．才溶化于满怀希望之中。 　　1927年12月11日拂晓前，广州起义终于爆发了，倾刻间，枪声四起，人声鼎沸，狱中的黄健知道是行动的时候了，立即号召难友们合力砸破牢门，冲出j晦狱，奔向街头。他在东较场领了一支步枪，系上红布，途经文德路打了一仗，便继续去维新路找起义军指挥部。当时起义部队已攻下了广州市公安局，起义军指挥部就在那里，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周文雍同志和铁路青年工人领袖潘兆銮热情地接待他，随即下令让他带领100多人到长堤，加强防守工作，抵御敌人水上进袭。午间返部候命时，周文雍根据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下，正集结力量企图反扑，面临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命黄健回中山发动农民军赶来支援。 　　当时因为内河航道已封锁，黄健只能绕道澳门才可回中山，但抵澳门时，广州起义部队已告失败，部分参加起义的同志也随后到达澳门，由党的负责同志杨章甫在澳门设站登记收容。 [center][B]去日本—学军事与新的醒悟 (1929年春一1931年夏)[/B][/center] 　　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进行惨绝人嶷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澳门后，黄健脑海中浮现了起义部队在攻打文德路敌军据点时，敌人凭着强大的机枪火力阻击，而已缴获敌人一门大炮的起义部队，由于不懂得开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把它攻下。这使他产生了新的意愿：去日本学习军事。 　　黄健征得杨章甫的同意，并得到在秘鲁经商的哥哥黄汝桑和在美国的姑姐资助，1928年春，由香港乘船到日本神户。同船前往的有杜君慧同志(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比他先到日本的潘兆銮同志已接上组织关系。党安排他到成城日语速成学校补习，曾先后任党小组长、学校党支部书记，当时与他同一支部的有麦毓棠、陈曼云(女，曾在中央侨委工作)、司徒慧敏(曾任中央电影局局长)、罗坤泉(又名罗锦坤，曾任广东民政厅科长)、王哲明女)、黄锡榆等。 　　中共东京特支为了团结更多的群众．组织了杜会科学研究社，研究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黄健积极参加，无比热忱。据黄鼎臣同志(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所写的<<回忆黄健》一文叙述：1928年3月12日，东京留学生中的国民党分子在东京青山区青山会馆打着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东京特支为了揭露他们的阴谋，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和《告士官生书》两篇文告，反对蒋汪勾结背叛革命，号召我留日学生不要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不要被反动派所利用，要坚持革命到底。两篇文告都印成了传单，准备在纪念会上散发。屡承志、黄健等同志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文艺节目开始，同志们乘关灯的瞬息间，把传单撒在会场的四面八方，有力地抨击了反动分子的行径。 　　3月18日，东京特支又一次领导进步学生团体联合在东京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堂召开巴黎公社纪念会。敌人惊恐万分，派人监视和破坏，在会场里妄图刺杀大会的主持人，黄健勇敢地迅速冲上去拦腰紧抱凶手，使主持人得以及时闪避，脱离险境。其他同志即用摺椅将凶手打晕。同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在这场斗争中，黄健自始至终表现得机智勇敢，受到同志们的赞扬。 　　同年秋，黄健入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班专学军事，并负责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由东京特支书记古杰同志直接领导，和他一起学习的，有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及其妻舅，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党考虑冯玉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且与蒋介石有矛盾，便指示党支部对进校的一大批西北军官，积极开展团结争取教育工作。黄健等通过成立西北军官俱乐部，用各种联谊形式加强活动，交流思想感情，这对以后西北军的分化和反蒋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1928年8月，东京总支执行第三国际的决泌，与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党员在东京银座举行国际反帝国主义示威大游行，活动中我党总支有3人被捕，一个月后，总支受破坏。日本军警大举镇压，我留日的部分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部分会员遭到逮捕，黄健也同时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受到无数次的严刑毒打，逼他供认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他交代组织情况。但是他忍受着遍体鳞伤的折磨，拒绝承认中共党员身份，更毫不吐露党内情况。日本警方没有任何证据，不能判刑，只以“违反警察治安维持法”予以拘押。敌人对黄健逼供失败，便在食物中暗放毒药，有一次，竞把毒药放入罐头食物中，使他吃后感到心胃非常难受，便用手指扣喉咙，把食物吐出来。敌人见没有把他毒死，第二天派医生来佯称为他治病，给他服药后，他觉胃部灼痛，呼吸困难，他立即吃了几只苹果，喝了大量开水，又一次把黑色的毒物吐出，随后又吐了血。病中，化幸得邻近牢房的日共同志援助，给他介绍了一位左派的律师进行辩护，揭发日本警方放毒加害在押人员的阴谋，提出因中毒重，急需保释出狱治疗。数日后，他由日本房东老太太保释出狱。 　　这是黄健同志在革命历程中的第二次被捕，经历日本这段斗争生活，他又有新的醒悟，亲身体会到“纯军事观点还是片面的，要想中国革命成功，还必须依靠中国的革命群众，把中国的一切爱国者团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满怀军命豪情，果断地与刚出狱的黄锡榆一‘道乘船回到上海，又投身革命的行列。 [center][B]在上海一一牢狱酷刑炼出铮铮铁骨 (1931年夏秋间一1934年)[/B][/center] 　　1931年夏秋间，从日本抵达上海的黄健，住在旧法租界霞飞路一间公寓里。过去和他在中山一起工作的党员谭思文(曾在上海艺术学院工作)等在闸北开办了爱群小学，用以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党组织要黄健担任小学校长，并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工作。小学附设了免费的女工夜校，入学的都是广东中山县籍的女工。黄健等利用这一阵地，向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女工开展教育宣传工作，为党组织在闸北一带活动扣一F群众基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楷坚持抗击入侵的日本帝l蚓业义，我党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支援十九路军英勇守土抗日。黄健在队伍中负责领队呼喊口号，游行到英租界南京路时被特务围殴，头、胸部均受重伤，鲜血淋漓，并被抓进了英巡捕房。因日英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第二天便被释放。 　　黄健获释后，一面医治伤痛，一面抱病全力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他和谭思文创办了新群众出版社，编印抗日宣传墙报，唤起群众团结抗日，揭露蒋介石压制抗日的罪行。 　　1932年8月的一天，正当黄健与胡表毅二人在百老汇一带张贴抗日标语和<<新群众》墙报时，被警察逮住押往巡捕册。虽然施用酷刑拷打，近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受共产党指使去张贴标语，但黄健坚定而机智地否认贴标语一事，说他们在车站跌车时看了墙报，因墙报贴得不牢，看不清全文，他们只是顺手按了一下。逼供无效，当天下午解往法院拘翻所。在拘留所里，黄健经常向看守人员宣传抗日道理，鼓励他们共同抗日救亡。经他不断的耐心的教育-逐步取得看守人员的同情和帮助，每天暗中代他买一份报纸，随又代他买笔和颜料，他与同狱的周时平共编《铁窗报》，利用每日放风之机，把报放到每一个牢房里，成为狱中有力的斗争工具。他报道帝国主义残杀我国同胞的惨状，揭露反动政府对日投降妥协的卖国罪行，激发起群众的爱国抗日热情。他还针对拘留所克扣犯人粮食的事实，发动难友起来斗争，强烈要求改善狱中生活的条件。当狱官带领全副武装的警员，用枪对住牢房进行威胁时，黄健又发动难友开展绝食行动，持续两天半时间，终于取得了胜利。 　　黄健这次被捕，经谭思文、杜君慧、杨映苍等同志多方设法营救，后由赤色救济会负责人方同志出面，通过红十字会的律师史良(抗战时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后曾任中央司法部部长，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多次出庭辩护，才准予由黄健族叔的至交、上海永安公司天韵楼主任黎韵豪保释出狱，结束了一年多的狱中生活。出狱后，他由郑思群同志（解放后曾任重庆大学负责人）接上组织关系。1933年底，按郑的指示，仍回爱群小学当校长，党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千事，负责编写《工人报》宣传抗日。1934年初，他在海宁路与北四川路交界处，被两个特务追踪殴打，经过激烈的搏斗，他逃回小学。知道特务仍在紧追，他机智地把鞋子脱掉，放在河边以迷惑敌人。果然，当特务追到河边，见了那鞋便认为黄健可能“走投无路”投河自尽了，才避过这一次横祸。但仍受敌人盯梢，不久他又被捕了，以共产党嫌疑分子转解南京宪兵部，这是黄健在上海的第三次被捕。 　　在狱中，黄健在同狱的李少石(廖仲凯的女婿，廖梦醒的丈夫)、于益之(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统战部工作)同志的关注和鼓励下，不畏酷刑逼供，始终以群众面目出现，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后经在国民党军队任虎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的族叔黄仲榆通过国民党海军司令陈策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占南、谢作民等多人的保释，1934年底始得出狱。 　　黄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先后被捕三次，度过两年多的铁窗生涯，受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刑逼供，饱受了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的痛苦，正是监狱的酷刑，锤炼了他铮铮铁骨，表现了他对党的赤胆忠心。 [center][B]到澳门一为爱国教育事业沥血 (1935年～1947年)[/B][/center] 　　黄健从南京出狱后，1935年初到了澳门。他一面寻找组织，一面兴办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决定团结争取有利的社会关系，集资办校。当时有社会热心人士黄仁辅、鲍雁坡、鲍梦光、杨振声、杨雪溪、杨雪伧等于1932年创办了濠江中学暨附属小学。同年秋后，该校校长黄仁辅先生及创办者多人，因事先后离澳门或从事其他工作，于1936年2月1日将该校正式移交黄健接办，并郑重地立了约据一纸，提出“接办之后益加努力，使学校日臻发达”的要求。 　　黄健掌校之始，首标办学方针和宗旨，要为澳门广大劳苦同胞子女服务，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组成了以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桂纪、黄豫樵、黄渭霖、黄福隆、黄汉兴等为董事的校董会。同时团结一批年青有为，热爱祖国，同心同德的教师，尽心办学，当时的老师现仍在世的有黄一峰、曾枝西、张铁柔(张阳)、陈雪、黄瑞坤、周筱真、郑冷刃(郑少康)、区白霜(区梦觉)等，他(她)们都抱着献身教育事业，为国家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志愿，全心金意投入工作，安贫乐道，不避艰苦，不计报酬。初期学校经济困难，没有教具老师自己做，没有教材老师自己编，没有图书，想办法请亲友捐助，甚至自己剪剪贴贴，自编自制钉装成“画报”，供同学们阅读。黄健和全校教职员工，以“忠诚勇敢，勤劳朴素”为校训，对学生言传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学在社会上奠定了基础。 　　1936年，黄健与华南工委陈曼云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受南委秘书长、东江特委书记饶彰风同志直接领导。他执行党的决定，由他的姑姐出资在广州沙面开设了“美和洋行”，以经营罐头食品、烟酒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36年底，华南工委派黄健任广州附近五县(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东莞)特支书记。1937年任博罗县特派员，利用他叔父黄仲榆当县长的关系，做了“区长”。饶彰风同志派了几个同志去协助他组织武装，发动商人出钱买枪，名为“义勇警察队”，共有100人左右，为在象头山，罗浮山一带建立武装根据地作准备。 　　1938年，香港派了李峰(李志平，解放后曾在湛江工作)、何玉麟等同志去成立博罗县委，黄健任书记，李志平负责宣传，何玉麟负责组织，直至1938年底，他因患病到香港治疗，党派了刘荣同志接任县委书记，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工作。 　　黄健在香港会见了李少石同志。由于李少石和于茹之同志在南京同一牢房，对他在南京狱中的表现很了解,一再向组织证明黄健同志善于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既顽强又机智，是值得信任的好同志。在李少石的建议下，调黄健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搞情报工作，驻在澳门，以濠江中学作掩护，设立党在澳门的秘密联络站，同时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发动群众一致抗日。 　　黄健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是在极其艰苦困难中秘密进行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努力完成的。在工作过程中，他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出入于狼窝虎穴，不为旁人所理解，往往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1936年冬，我在于益之夫妇(于夫人曾在南京与我同牢房)介绍下和黄健在广州结婚，我按党组织的指示去了澳门主持濠江中学校务，我认为党组织信任他，我也应该把他看作可信赖的伴侣。抗日以来，他坚持以濠江中学为阵地，撒播抗日救亡的种子，把培育富有民族气节的新苗，作为新的教育目标， 《开路先锋》、<<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的歌声，从濠江中学传播出去，象解放斗争的号角，它激励师生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冒若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汉奸汪精卫的“抗战必亡论”也侵扰了澳门，局势动荡，政治环境很复杂，报章上“抗日”的字眼常被剔除，教育界被逼讳言国事，而濠江中学却敢于在祖国危亡的严峻时刻教育学生不要忘记民族深重的灾难，特别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提高对民族自卫战争必胜的信心。当时广州的知识分子纷纷逃难到澳门，濠江中学便聘请了一批广东高师毕业的老师，如区声自、秦修、罗季昭等任教，且扩充了中学部，学生人数增到近五百人，老师经过集体学习讨论，把毛泽东所写的<<论持久战》一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高小“上的同学讲解分析。又在“七。七”、“八·一三”、“九·一八”和“一．二八”等纪念日，以报告会的形式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情况，使学生们牢牢地树立不忘国难拥护抗战的思想信念。老师们不仅以民族大任教育学生，还以刻苦耐劳的精神言传身教，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们光着脚，带头挑水，和学生一起打扫卫生，培养热爱劳动的观念。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袭击了坚持敌后抗日的新四军，全体师生在黄健的带领下，秘密召开了悼念项英同志的追悼会，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罪行，让师生们分清是非，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他又发动为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捐献，进一步从行动上表达了一片赤诚的爱国热情。 　　1941年冬，东南亚及香港相继陷予日寇，澳门成了火海中的孤岛，人们在饥饿和死亡的漩涡中挣扎，还受到政治压力的煎熬，濠江中学的命运，给老师们捎来了严峻的课题，也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意志和信念。为了使苦难同胞的子女有就学的机会，黄健毅然决定濠江中学改为免费的中学。并将近西街和天神巷的校舍合并到镜湖马路一处。当时积极支持这办学方针的，有黄瑞琨、谭立明、李成俊、黄秀莲、谭秀清、邓克美等老师。如何筹措经费使学校度过难关呢?黄健多方奔走，争取爱国人士的帮助，出著名画家高剑父、沈仲强等绘画赞助，举行义卖画展，支持学校经费；同时多方寻找勤工俭学途径，协助解决家庭困难的学生不致因丽辍学。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欢欣鼓舞，但濠江中学的困难处境，不仅毫无好转，却有增无已。当时经济困难，反动政治压力大，中共澳门地下党组织有人提出“濠江中学目标太明显，为避免遭受损失，以停办为好”个别同事听到这样的意见纷纷离校，在这内外交困中，黄健只有依靠组织，去香港向饶彰风同志请示，经上级研究决定，“濠江中学不应停办，由杜岚继续主持。”1946年黄健为了更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也为筹措些经费维持学校，曾与邓达生合作购买了一只货船，来往澳门与中山七、八区之问，做运输行业。不久邓诬告黄健买船未付款，他们在汉奸、特务、贪官互相勾结，沆瀣一气之下，法院竟欲加罪黄健而搞垮濠江中学，但昭昭事实为社会各界人士所了解，为伸张正义，揭露事实真相，社会名流陈道根等自动出庭作证，事实面前我方胜诉了，但邓达生叉以行贿手段，使该案不了了之。人们形容这是一场“政治官司”。潦江中学即使是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下，热心教育的老师们，不仅不致却步，反而激发了他们爱国爱校的热忱，全体师生团结奋斗，冲破困难，濠江中学岿然不动。 　　1947年，由我肩负了校长的重担，一直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方针，既授予学生文化科学知识，又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识大体、明大义，因此深得家长们称赞，为社会各界人士的信赖与支持，学生人数日渐增加，现已有四千多人，校舍也逐年扩建，教学设备也日臻完善，今天的濠江中学已成为一间颇有规模的现代化的完全中学。 　　回顾学校从风雨如磐的战斗年代开始，顶风冒雨，排除一切困难，漫长的五十多年，所走的道路曲折而又险阻，到今天学校能发展壮大到这祥的规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黄健和学校前辈老师们，为澳门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center][B]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47年一1949年迎接解放工作)[/B][/center] 　　1947年黄健直属香港工委饶彰风同志的领导，他所执行的任务主要是：在澳门开展统战工作，组织武装，搞情报，研究策反，并协助珠江地委、中山县委设立交通联络站，做好艰苦作战的准备，迎接解放的来临。 　　1949年3月底，饶彰风派他的机要秘书方源是(解放后望套华宴分局宣传部、广东省劳动局等处工作)到澳门协助黄健进行具体工作。同时派来的还有沥生、施展两位同基。当时的主要任务：一、策动黄森起义，黄森当年是国民党中(山)新(会)联防主任，兼中山县联防大队长，拥有一定的武装实力；二、举办青年训练班，吸收进步的青年，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经短期培训教育，输送到游击区，扩大骨干力量；三、建立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五桂山游击队的活动，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中山县。 　　为了团结进步人士，发动群众，壮大队伍，迎接解放工尊的霉苎。黄健与方源是一同拜会了当地热心爱国的陈满医生，共同研究如何开展工作。他们根据新华社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畅谈共产党领导的人矗舞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力跫的对比，展望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要竖全国解放的前景，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当他们发现南紧要譬等的思想认识已取得一致的基础上，决定通过陈医釜发动他的至交黄森共商起义大计。 　　4月间，上级批准成立“中(山)新(会)边境武装工作委员会”黄健当主任兼组织工作。方源姓负责宣传，汤生、黄森负责军事，陈满负责财经，施展负责交通联络，随后又增派周挺(解放后曾任中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与中山党组织以及五桂山游击队联系，并赴第一线开展武装斗争工作，负责与黄森及其部属策划武装起义的具体行动。他们在濠江中学以办夜校的形式，秘密办了12期青年训练班。系统地讲授了《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形势教育和纪律教育，讲述军事及群众运动常识等课程，分期分批地输送骨干到游击区去，参加武工队或政治工作。 　　第一期参加学习的爱国青年，结业后，即组成武工队，带到靠近新会边界的中山马趸，名为“马趸武工队”。后经香港饶彰风同志指示，交给中山党组织领导。 　　黄健同志进行策反工作，成绩是显著的。据有关方面证实：1949年黄森部队起义成功，是黄健经陈满医生的大力协助，由周挺、陈培光等同志执行具体任务。黄森率部起义，严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同时对教育军民不打内战。起到深远的影响。 　　黄健又先后策动广东保安师一师、东江护路总队、顺德糖厂驻军等武装起义，以及耐心说服已逃住澳门的国民党某部汽车连归降中山，组织前山拱北海关起义，增添了迎接解放工作的力量。 　　解放前夕，敌人垂死挣扎，运用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阴谋杀害革命同志及其家属。黄健在澳门则承担了对他们的掩护及经济补给的任务。李少石夫人廖梦醒同志及其女儿亲属、邓发烈士夫人陈慧清同志……都曾在澳门安全渡过一段艰苦的岁月，有许多在香港和内地因暴露了身份而转移的同志，也通过黄健的家或濠江中学作掩护而平安离开澳门。 　　面临全国解放的前夕，黄健为中山县的解放工作日夜操劳，他和澳门的爱国人士及留在澳门训练班的学员陈仲芝、何敏旋、张维钢等编印了新民主协会的会刊新园地》，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并积极做好支前工作，发动各界募捐大批胶鞋、毛巾，以及各种衣物，共十多卡车，送到中山，慰劳南下大军及地方武装部队。 　　1949年lO月1日，北京天安门上升起了五星红旗。在澳门濠江中学也高挂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澳门各界人士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2月，黄健同志奉调中山县军管会工作，从此结束了他在澳门的工作。 [center][B]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1950年一1982年6月)[/B][/center] 　　黄健同志从澳门调到中山县后，1950年任石岐镇副镇长，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派往东莞县五区，任党支部委员，区人民法庭审判长和大片组长。1953年，开始，在石岐市先后任秘书科副科长，民政科科长兼较杯石农场场长，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等职。1955年5月至1957年他被任命为石岐市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中共石岐市委常委。并当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黄健在中山工作期问，尽心尽力投入工作。他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受到全镇上下新老同志的爱戴。他身为副镇长，首先关心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解放前夕，不法资本家夹款外逃，造成工人失业。接管石岐后，他引导各行各业失业人员，利用原有资源，组织生产自救，并为他们提供原料，改善工具，运销产鼎，使数万工人和手工业者生活有着，人心稳定。随之兴办福利院，收容失明妇女，从事生产劳动，并学习盲文；同时组织难童教养所，使孤儿难童过着幸福的学习生活。 　　石岐毗邻澳门，又是珠江地委所在，解放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了，广中公路通车后，汽车来往尤为频繁，石岐镇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兴建岐江大桥及环镇公路(即现在悦来南路一段及中山“二大道)，使广州车辆不经镇中心地区直往拱北，这两项工程交出黄健同志主办，当时不少人认为工程浩大，资金不足，丽有难色。但经黄健与工程技术人员商议，决定发挥群众和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开展献石献砖和参加义务劳动的群众运动．果然一呼百应，砖、石和劳动力都得到解决，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黄健每天都跟群众一起劳动。工程进展神速，不到半年便顺利通车了。 　　黄健在文教卫生工作方面也非常出色，首先注意环境卫生，消灭肮脏死角，购置消防车，扩充人民医院，筹办妇幼保健院，为人民的健康和财产安全而不遗余力。他还积极抓好体育工作，在石岐举办垒省篮球赛时，黄健亲自组织球队，狠抓训练，带队参赛，在他的鼓舞下，石岐队荣获全省冠军。1954年冬，全国篮球队到石岐度冬，他对各球队的生活、训练与学习，事事关心，亲身安排。 　　黄健对侨务工作尤为重视，他在石岐剐市长任内，团结支持归侨陈茂垣先生等筹办华侨中学，同时向廖承志同志请示和建议，得中央侨务委员会拨款90万元筹办中山华侨纸厂，在筹办期间，他经常到厂和干部，职工打成一片，今天这一纸厂已发展成为现代的大企业了，老工人们还念念不忘当年生括艰苦朴素，对工作一丝不苟的黄健同志! 　　从1950到1957年的漫长岁月中，黄健在石岐参加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一步一个脚印，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1957年底，黄健调往广东省政协任秘书处第一副处长。省参事室、省文史馆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1959年底调暨南大学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他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认真负责，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一如既往，时值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短缺，暨大数千师生，粮油副食皆感不足，健康情况大受威胁，校党委决定黄健调任总务处长。他不以年高劳累，愉快地接受任务，四出奔走，很快便从中山、新会等地将一批批肉类、家禽、蛋品、花生油等副食品遥回学校，使饭堂的窘境得到了缓解，同时在校内自建一大型面包炉，创办南洋馆，艇持有侨汇证的学生能满足地进馆就餐。将近一年时嘲，他克服了无数困难，跑遍了物产较丰富的县市，联系工作，使粮油剐食得以持续供应，改善了暨大师生的营养，健康得到保障。 　　1965年暨大要在广西筹办后方三线建校工作，黄健又一次愉快地接受更艰巨的任务，踏上新的征途，任劳任怨。绝不因年老而气馁。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汉奸’‘同民党残渣余孽’……，扣上五顶大帽子，要他诬陷周总理，关进牛栏，扣发工资，受尽抄家、毒打、殴斗、游街……凌辱、折磨、摧残、无所不用其极。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姓，从不低头，充分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1980年，黄健同志身患高血压、哮喘、心肌炎等多种顽症，忍痛离开暨南大学到澳门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事业的发展，积极呼吁在澳门及中山的老战友、亲朋为暨大募集资金，实现培育侨生当四化建设的栋梁的宏愿。他仍担负着暨大校董会副秘书长之职，因此他经常与留澳门的校董讨论暨大发展的计划，提出积极的建议。 　　1982年6月，黄健同志因体弱病重不幸逝世。黄健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对军命的一一片忠心和鞠躬尽瘁的“老黄牛”精神，却使我毕生难忘，成为永远激励我们为革命战斗不息的巨大动力，这一力量也贯穿在濠江中学五十多年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之中。 　　　　　　　　　　　　　一九九O年九月完稿于濠江 　　注：作者杜岚是黄健同志的夫人，现任澳门濠江中学校长，全国教育研究会理事。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委员，广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