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北平掀起了历史的“12·9”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后，中国南方各院校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广雅中学同学不甘落后，立刻组织“广雅抗日救国会”，我充大会主席团成员。我所在的36届高三班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示威游行。事后，广州反动当局派宪兵司令利树宗率兵驻校，监视学生，又以组织救国义勇军为名，企图欺骗同学参加。但被大家拒绝，纷纷离校下乡宣传抗日。我则到了香港，通过大众日报，刊登了抗日救国稿件。在此，我经该报编辑任毕明介绍，认识了中山大学进步教授何思敬及“中大”抗日救国学生首领曾振声(曾生)。广州荔湾发生警察屠杀学生事件后，我因参加了记者招待会而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 　　这时，我知道广雅中学校方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意旨，开除了十位同学(包括我在内)的学籍。得到何思敬教授的协助，我获准转往广州八桂中学读书。临行时，何思敬把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给我们看，宣言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侵略者，我觉得内容诚恳，便接了一捆带回广州，投寄给市内各校学生会，又亲自送给一些知心同学。因为此次行动，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判五年徒刑。狱中，我被刑讯逼供，扣着手镣吊“飞机”，几至昏厥。关在暗无天日的黑室半年多，才被押送到南石头监仓坐牢。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释放政治犯时，我被保释出狱。在番禺教了一学期书后，接到曾生从香港来信，邀请我到海华中学教书。该校是惠东宝安人民游击队在香港开办的，也是该队的联络站，我应邀赴教。我们教的是战时的课本，体育课则教学生们军事操练、防空、防毒知识和实地演习。校内挂着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画像。我们教学严格，因人施教，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学生热爱祖国，进步很快，有时全校师生出动上街卖花卖旗，所得收入及捐款全部汇给陕北学校。 　　1940年,香港沦陷之前，我征得曾生同志的同意，返回中山家乡黄圃。1941~,我找到抗日游击队——梁伯雄犬队，与该大队政委郑文取得联系，他指示我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做统战工作，收集日敌情报。以后，都是由他联系我，直至1945年5月23日(农历4月12日)事变郑文政委牺牲时止。1949年方群英安排黄锡和、吴添带与我联系，至1949年中山解放。 　　1942年初，同学郭大同(数年前，曾任广东省石化厅副厅长)和他爱人李紫英来黄圃，在我家住下，要我设法介绍他到挺三第三支队梁自带处。我因与梁生疏，无法介绍，后我以父亲的关系，介绍他与潘浩(鸡仔浩，大天二高老惠亲弟)认识，经过磋商，在石岭与后岗之问办起岗东学校，潘浩出面任名誉校跃，我们安排数名进步教师任教。在郭大同夫妇的领导下，该校全体老师辛勤努力，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有的同学还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由于岗东学校办出成绩，引起潘浩的办学兴趣，以后他又出钱支持大滔、将军、对甫、黄圃等学校。我和郭大同便掌握时机，向潘浩建议成立了中山县九区教育促进会，团结了当地知识阶层。岂料，该会成立后，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郭大同即微调走，我和李紫英出跟着上了五桂山。 　　郭大同到五桂山后，任刘震球中队中队副，负责政治班训练学员。我参加了政治班的学习，结业后留队工作。日伪十路围攻五桂山区前夕，我和榄边集结队队长陈秋帆奉命乔装商人，到石岐搜集伪独二旅彭济华部进攻山区的军事情报。中山抗日义勇大队成立前，山区部队决定把歼灭伪独二旅作为义勇大队成立的献礼，曾派遣同志以各种乔装，深入侦察敌情。刚好这时我在榄边参加七乡乡长座谈会，得到情报，谓小隐关一名伪江防队员要求携械投诚，我马上见他，问明原委即带他到山区部队。后来部队根据侦察到的和投诚伪军所提供的敌情，派出武装小分队，提前一天运动到小隐关敌人驻地附近埋伏，伺机行动。夜袭时，投诚的伪军又作向导，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部队同志英勇战斗，结果这次出击小隐关三个碉楼，取得攻陷两个的胜利。 　　在这以后，我请假返回黄圃，与郑文政委联系，他要求我继续做统战和收集日伪敌情。吴兆华是我舅父，他的部队驻防陈十顷一带。陈十顷是五桂山区通往东江的交通要点。如把吴兆华统过来，对抗日是很有好处的。为此，我曾往舅父处察看情况，又介绍郑文与我舅父相识。还同郑政委到新张沙、民众一带察看地形。事后，郑政委要我混入吴兆华部队做工作。但我舅父受反动思想影响太深，难以争取他转变立场。于是我向他的堂弟吴洪根做工作，经向吴说明来意，他表示要走抗日之路，我就带他往牛角会见郑文政委。吴兆华来黄同治病时住在我家里，郑文亦亲来向他问候，做抗日统战工作，我舅父态度有所转变。不久， “市桥皇帝”李艘鸡汉奸军大举进犯中山九区，区内所有武装力量奋起抗敌，我舅父即着我领其队伍到十区三墩，交由郑文指挥，配台作战，结果是役取得攻打独岗伪军的胜利，把李塑鸡部队赶出九区。 　　后来，郑文政委又着我发展吴兆华，我和刘源昌到了陈十顷吴洪根中队处，驻在麻子村竹舟山泰生围小围馆，接着与中山抗日义勇队取得联系。山区爆炸队计划炸毁梁洪炮楼时，孔雀队的李光也曾来我的小围馆作立足点，侦察梁洪炮楼的地形。围攻山区时，吴兆华部队也被调派往攻打五桂山，我和刘源昌只好随队前往，负责运输伙食后勤工作。但我沿途注意随时向山区部队送情报。到达濠头村口大树下时，果然遇到山区武装队员甘生同志，我们就把所知军情告诉了他。 　　回陈十顷后，我们的行动已引起高佬惠与刘子述的注意，他们写信来向吴兆华提出警告，要他提防我们像秦炳南那样叛变。为此，我们不敢多留，即返回黄圃。我得到舅父舅母及亲友资助几十万元，便开设了“丽华”百货商店，仍想为党做一些工作。 　　1945年5月23目(农历4月12日)事变后，郑文政委被反动派逮捕，这时，我不敢露面，只好通过我哥梁锡鸿和刘瑞昌送些衣服及药物给他。当天晚上，他惨遭杀害后，我曾四处寻找他的尸体，结果在尖峰山下(现农中礼堂后面)找到了，我和刘瑞昌备了棺木，把他安葬了。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吞抗日胜利果实，他们大摘白色恐怖括动。党为了保存力量，转向地下活动。这时，我继续扩大丽华商店的业务，亲自到广州，从国华书店、兄弟书店公司、正大书局等采购进步书籍回黄圃出售，但引起反动派的注意，曾被九区反动区长刘博传去问话。黄圃警察所长潘少毅亦向我的哥哥提出瞀告，该所政治股廖建统也借故找我麻烦。为了安全，我只好将出俦进步书刊转向地下经营。在此期问，我曾帮助过一些填命川志。如榄边地方干部陈炳森被追缉，他潜来黄圃在我店居住了几个月。后我给他旅费，托朋友带他往香港在中山华侨日 刊社工作。又如地下交通周少玉，组织布置她在黄圃活动，我即安排她在“丽华”楼上车衣，直至完成任务。我还支持岗东学校进步同学参加革命工作。 　　黄圃镇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为了扩大武装，计划购买枪枝弹药，通过我向潘浩借了一万斤白米和500元港币。这时，国民党军队、大天二纷纷逃走，黄圃镇处于真空状态，我及时和吴添带联系，在镇内组织力量维持治安，使黄圃镇安然无恙地迎接解放。 　　　　　　　　　　　　　　　　　　　　　　　　　　 　　　　　　　　　　　　　　　　　　　　　　　　　　　(据梁茂鸿来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