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广东中山县小榄镇南湖，1913年4月10日出生，1938年11月1日参加革命工作。 　　1938年夏，我在香港工作时，原在上海报馆一起工作过的美术编辑张先生找到我，说他在武汉由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社工作，该报撤退到重庆继续出版。他此次到香港是为该报购买照相制版设备器材，并聘请制版工人。他邀我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最后我同意去了。快耍离开香港到重庆之前，当时党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同志，曾约我到茶楼饮茶和谈话。 　　1939年1月5日，我们乘船离开香港到达越南海防，转乘火车到昆明，然后乘汽车到达贵阳十八集团军兵站报到，4月中旬到了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到1940年12月，被调到延安中央印刷厂。 　　我是乘八路军的军车，从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登车出发的。上车时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握手道别。我们这一行人，经过成都、广元等地到达陕西的宝鸡，然后转乘火车到西安。下火车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来接我们，住了几天后，我们又乘八路军军车到达延安，我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在中央印刷厂工作。其后，照相制版用的器材部分已这到工厂汽照相机及一些部件未运到.等了好几个月,我们知道这些机件不可能运来丁。幸好照相机的镜头及制闷线版用的网目版都有了，我就提议在延安做一个比四开稍小一点的制版用照相机。经我制图，本厂铁工组和延安最好的木工厂加工，我和铁工师傅组装起一个照相机。后来，我又耐出图纸，亲自找延安附近的瓷窑烧制成白瓷盆，一切工具齐全，我们即开始生产制版。当时制版部只有两个工人和一个学徒，我任这个部门的主任。 　　在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作中，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和上级安排，我们曾制作过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挂像。当时制作例线锌版挂像用的网目版只有12×10英寸大，因此我们摄制挂像的底版(底片)时，只可把一张大的毛主席照片分成五部分，分别摄在五张湿片上，然后把五张湿片膜片，再拼接成一张大的毛主席挂像的底版。拼接时必须尽域大可能做到接缝看不出来，故此，我们除细心拼接外．如发现晒好在锌版上的挂像有缝痕时，必须加以修整，使人看不出拼接痕迹，修好后再进行下一工序——腐蚀工作，终于印出了革命领袖——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挂像，让广大人比群众景仰。 　　　　　　　　　　　　　　　　　　　　　　　　　　　(根据来稿节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