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工作的关系和党组织的指派，曾接触过不少统战对象，做了一些工作，完成了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抗战初期，我在党内曾任平岚乡党支部书记和中山五区区委宣传部长，在群众组织中，曾任平岚乡青年抗日先锋队大队长、中山五区青年抗日先锋队区剐队长等职。在这时期，我曾学习过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文件，参加过广东东南特委于1939年4—6月问举行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听过东南特委杨康华同志讲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下简称统战)课程，实践中有如下体会： 　　第一，中山县第五区党的组织建设与抗日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是和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方针和策略，重视做好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有着密切联系的。 　　据我所知，当时五区党组织，是在1936年中山县党组织恢复括动后，派党员陈斯马等到鸦岗乡立小学校发展吸收叶向荣(伟民)、谭家发、梁茶等三位教师为党员，成立第一个支部的。1937年下半年成立的五区工委，由上级派来梁奇达同志任书记，寸向荣同志任组织部长，孙一之同志任宣传部长。以后经叶向荣同志审查，上级组织批准，重新吸收在乌石乡立光后小学任教的郑仲光为党员(郑原在上海市加入共产党，后被国民党政府拘捕，在南京看守所自首，释放出狱后回到中山，土动向叶l门荣同志申请重新入党)。郑入党后，在光后小学吸收黄君约，在桥头乡校吸收张城美，在平岚乡桂山高小吸收黄石生为党员，继后在鸦岗乡校由谭家发发展陈惠芳，在茅湾乡校发展教师李德泉等人入党。光后乡校再由黄君约发展杨日韶、郑炳均等人，桥头乡校由张城美发展黄友涯、杨恩桂等人入党。平岚乡桂山学校由黄石生发展该校杨子江及树德学校的蔡羿希(蔡洪)、超远学校的郑永晖等人入党。在大布乡校由粱奇达发展郑少康等人，在雍陌乡校由叶向荣发展李琴芳、黄旭棠等人’在南屏乡校由张城美发展郑汝森等人，在前山乡校发展刘安毅，在翠微乡校发展韦××，在山场乡校发展黄祖毓，在申堂乡发展郑连珠等人为党员。从中山五区第一批吸收的党员情况来看，可以说都是小学教师。党组织通过这批党员，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再发展扩大到各阶层人仕。如乌石乡的郑晓峰，郑文流(高小毕业生商业店员)、谭北师、黎超(手工业工人)、郑帝安、黄锦(农民)；桥头乡的郑迪伟、郑志德(高小毕业女生)、郑华胜、郑社福(农民)，平岚乡的郑仲基、郑捷佳(小学毕业生)、郑文滔(小商贩)、郭居庸、吴文兴、吴康敢(农民)。由于五区党的组织建设有了加强，力量不断扩大，抗日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这使我们能够团结国民党的五区区长孙子静为抗日先锋队区队长，及各乡能够团结国民党乡政权的乡长、开明绅仕、国民党老党员如郑卓轩、郑星池(国民党五区党部书记)等统战对象，为促进各乡建立抗日青年军事训练班、救护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并掌握各乡的更夫队、自卫队，为以后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区乡民主政权，打下了政治基础。 　　现在看来，这条党的组织建设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里，关于“在长期的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教导的。 　　第二，党从分散掩蔽到公开搞武装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统战对象的关系开展活动的。当时的国民党和敌伪政权，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大权在握。而我们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用灰色的掩蔽活动形式，就无法开展工作。 　　1940年3月，中山县被日寇占领后，我们党的工作进入更困难时期。根据党的分散掩蔽，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方针，是年夏天，党组织把我调到四区自企、贝头里乡立小学校任教。当刚是通过当地党员徐伯明与该乡校长徐贵(南葫乡伪联防大队长，虽很少回乡，但实权在握)的关系，才能立足乡校，开办交通联络站和开展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1941年初改调四区沙边乡校任敬，也是组织通过该校氏的关系才能安排下来。当时我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单线联系四区沙边乡党员的活动。上面由县委黄峰同志单线领导我。到1942年初又改任一区、二区特派员，在二区庞头乡以沿街叫卖酱油的小贩和二区横栏乡藕围开小商店的身份，单线领导地下党交通员和一区长洲乡黄社摧同志的灰色武装队伍，以及一、二区的交通站工作。在这期间也是通过溪角乡的党员刘××同志的关系和杨子江同志与横栏乡地方武装头子梁金圣的关系，才能掩蔽下来，进行秘密活动的。 　　1943年初，党组织为了开展中山五区的武装斗争，考虑到我是三乡当地人，在抗战初期公开搞过群众工作，与各方面都存有一些统战关系，因此，又把我从一、二区地方党组织调回部队。开始我驻防在五区下游风凰山区的东坑村，部队只有小队副刘文辉，班长谭北师、郑华胜、唐森等30人。 　　我回部队后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形式和什么名义来进行公开活动。根据部队党组织的意见，要通过统战关系取得国民党广游支队或民利公司属下的番号，在五区三乡一带开展武装工作。因此，组织通过谭桂明、陈中坚同志的各种关系，先后介绍我和谭北师两人，去见广游支队键汉明大队和八区民利公司地方武装头子吴全和他的部属曾添裕中队长(他是五区神湾、古宥、申堂等乡。的地方头子)。这些人虽然态度十分傲慢和百般推搪，但由于我们坚持党的统战政策，向他们做了许多有利有理有节的说服工作，终于使吴全同意我们用地方联防队的形式，驻防申堂乡一带。就这样我们把队伍从凤凰山区转移到那里括动，为县游击大队歼灭三乡伪联防大队，活捉大队长郑东镇，回到三乡一带话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期问，我还与一些在日寇入侵后脱离了党的组织关系，但表现尚好；经过教育表示愿意继续革命的同志，恢复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联系。例如通过郑文滔同志(原是共产党员)，利用他哥哥郑培是郑东镇伪联防大队长的“马仔”(保卫员)的关系，派他加入伪联防队当队员，为我们侦察该队的人员、武装装备和地形地物，给部队顺利消灭该大队提供准确的情报。 　　1943年5月问，我主力部队攻打三乡伪联防大队时，为避免暴露我们部队的力量，我们又以“有兴公司”灰色的面目出现。这一仗我们全歼伪联防大队一百余人，活捉郑东镇。从此，我们部队的军威大振。军事、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受到三乡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此，部队党委决定把我们驻申堂乡的部队经过扩充人员，并凋来谭光耀小队长等人，成立五区独立中队(以后改称雪花队)，由郑兴任中队长(后叛变投敌)，郑吉任中队副，郑永晖任指导员，驻防三乡附近山区一带。 　　打开三乡的军事局面后，我主力部队，又连续出击并歼灭了前山、翠微、神湾、古宥等地的伪军，更鼓舞了五区各阶层人仕的抗战胜利的信心，纷纷要求我们建立区乡政权，维护地方治安。当时由于我们的军事力量还未能完全控制三乡一带的局势，而敌、伪、顽也难于维持三乡的统治。因此，三乡曾有一段时间，处于犬牙交错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控制这个地区，便因势利导利用三乡上层统战关系，动员该区的乡长，如乌石乡的郑济民，桥头乡的郑庆杰，平岚乡的郭尚庚，以及乌石圩仔商会会长陆田绍，副会长郑文流(地下党员)，组建统战性质的灰色政权三乡联乡办事处，由郑永晖任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维持当地的社会治安和开展民主乡政建设。 　　从这段分散掩蔽到公开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活动过程中，使我深刻的认识到；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基本武器，只有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能使党的工作取得合法地位并迅速地发展起来。 　　第三，利用敌伪顽与澳门当局之间的矛盾，开展对外统战工作，是团结国际友人，争取外援的一个重要决策。就在我们成立三乡联乡办事处后，我接到支队长欧初同志的通知，要我护送澳门葡籍的安神父到澳门，与澳门当局做抗日统战工作。据欧初同志介绍，1943年底，安神父到自企贝头里乡，向天主教友传教(该乡有教堂)，我们部队曾怀疑他有特务行为，对他进行审查，后送支队部处理。经研究认为，安神父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到山区活动，虽属可疑，但查无实据。同时，考虑到日伪与澳门当局的矛盾日益尖锐，我们可利用这个机会，护送安神父回澳门，并送信给澳门当局，表示如果日伪进犯或骚扰澳门时，我们抗日部队愿意协助他们反击，共同对敌。希望澳门当局与我们抗日部队加强联系，互通情报，互相支持。支队部同志认为，这件事对团结国际友人，争取外援有重大意义，必须把它做好。 　　由于在讯问安神父中，了解到他与三乡刘帼超医生(天主教徒)经常往来，丽刘则与我有密切联系。因此，要我护送安神父回澳门。我和安神父从山区回到三乡后，即把我们的意图向刘医生作了传达，希望她对安神父多作解释。经过刘医生的工作，安神父心情舒畅，表示愿为我们抗日部队与澳门搭桥。到了澳门，我把欧初同志的亲笔信托安神父转交澳门当局。第二天，澳门当局派探长慕拉士和我接洽，对我们部队表示感谢，对我热情接待，并表示愿意和我们加强联系，互相支持。当时虽然没有带回很多信息，但我们部队这个决策起了很好的作用。不久，澳门当局就派人来与我们驻凤凰山区的东坑树部队联系，把澳门顽伪头子黄公杰等人横行霸道的罪行及他们进出关闸的时间地点告诉我们，并要求我们把他们除掉。协商中，他们也表示愿意协助我们解决医药和其它物资问题，这魁我们以后能够从澳门运川}乜台、炸药，枪枝、子弹、医药等物资的重要原因。回想起米，如果当时我们不正确分析澳门形势，认真开展对外的统战工作，取得澳门当局的方便，我们的许多军用物资，是不容易从澳门运回来的。 　　第四，只有搞好统战工作，才能团结各阶层人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区乡政权，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武装斗争。在建立三乡联乡办事处后，经过宣传发动和进行民主建政工作，平岚、乌石、桥头、大布，平湖、沙岗、雍陌、鸦岗、南龙、白石、竹溪、塘墩、前陇等乡，也相继改组或成立民主乡政权。考虑到从联乡办事处过渡到建立民主区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各乡选派代表，于1944年lO月间，召开会议，大会选出谷镇区抗日政权筹委会，由郑永晖任筹委主任，马华潭(进步人仕)任民政委员，郑文流(地方党员)和郑济民(开明乡绅)任财经委员，李远帆(进步青年)任宣教委员，郑迪伟(部队党员)任妇女委员，周进(雪花中队副指导员)任武装委员。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区政权人选中，中共党员占的比重比较大一些，但各乡民主政权人选，除少数党员外，主要还是开明乡绅和进步人仕。 　　谷镇区筹委成立后，由于各方面的配合和充分发挥区币“各乡委员会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全区的建政工作和促进主力部队武装力量的发展，并在建立区乡武装集结队民兵组织，镇压汉奸特务活动，抗交国民党和敌伪的各种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公平调解民事纠纷，举办平粜救济困难乡民的惠民政策等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因而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受到全区人民的信赖与支持。 　　经过谷镇区政权筹委会半年多的民主建政工作，民主选举产生各乡的乡政委员会，并选派出各乡代表后，于1945年3川日召开会议，正式选出谷镇抗日民主区政权委员会。因筹委主任郑永晖调任县督导处，大会选举产生谷镇区政务委员会(区政府)，主席为郑吉，新增委员郑永佳(进步人仕)外，其余筹委均被选为委员。 　　我凋进县督导处(相当于县政府)后，第一件工作，是代表支队部欧初支队长和县督导处主任阮洪川同志，于1945年3月底，前往九区浮圩等地去做民利公司的地方武装头子梁自带、潘惠、吴金，梁正等人的统战工作。当时和我同行的有凌子云、甘保芬等同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显示我们粉碎敌伪对五桂山区的十路围攻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将缴获日寇的掷弹筒炮弹十数发送给他们j同时也反映山区在敌人扫荡中遭受严重损失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捐助救济灾民“恢复生产。真正的目的魁争取他们，互通情报，互相二乏持，加强联系。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但当时局势已急剧发展，没有预料到圈民党反动派这么快就向我们下毒手-不惜联合敌伪和地方反动势力， 1945年5月9日，向我主力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 　　我主力部队在给予敌人坚决还击后，考虑到敌强我弱，不宜硬拼，为了保存实力，便把主力部队从水路撤到东江地区。 　　从上述的实践表明，我们的统战工作，虽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战役上，没有取得圆满成功，但对在战略上取胜，是有其深远意义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必须随时“准备对付可能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致于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受到意外的损失。”(《共产党人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