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以下简称永纺）是近代华侨在中国大陆投资创办的一家具有七、八个工厂，一万多工人的大型纺织印染全能企业。资本之多，规模之大，历史之久，以及影响之深远，自爱近代中国纺织工业中仅次于申新纺织系统，而居全国第二，其重要地位于此可见。 [center][B]创办动机 筹备建厂经过[/B][/center] 　　上海永纺是永安资本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集团内部联号企业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企业都是由郭乐、郭顺兄弟为首的集中华侨资本陆续创办起来的。因此，有必要简单回顾郭氏兄弟的发家经过和永安资本集团的形成过程。　 　　郭乐（1874—1956年），广东中山县竹秀园乡人，家为农民，有兄弟六人。其兄炳辉于1882年赴澳洲经商，早逝（1892年）。郭乐本人排行第二，其下为三弟郭泉、四弟郭葵、五弟郭浩、六弟郭顺，幼时助父耕作，年十八，郭乐即往澳洲，初为菜园工人，后改业菜贩，有点积存，即于乡桥于悉尼合伙开永安果栏，资本1，400英镑，被举为司理。经营获利，相继招其弟郭泉、郭顺等4人赴澳洲襄助店务。业务发展顺利，联合乡人永生、泰生果栏。在斐济开设“生安泰”商店，为三家果栏组织货源。因永安果栏经营稳健，颇得乡桥信任，多有积余款项，托永安公司代存。因此，该栏流动资金颇多。其时，由于澳洲实行种族歧视和排外政策，华侨开办企业，受到种种压制。因此，就积累资金转移香港和国内以求得发展。 　　1907年郭乐在澳洲集资港币16万元，遣三弟郭泉到港设永安百货公司。至1916年增资至200万元，增设代办华侨出口手续及进出口贸易的金山庄等业务。1910年又在广东中山创设永安银号。1914年在广州开大东酒店，1915年在香港创办永安水火保险公司，1918、1919年在香港创办大东酒店和维新织造厂。1918年在伤害创办永安百货公司（资本250万元），附属大东旅行社和天韻楼娱乐场等等企业。以上各企业都是以郭乐兄弟为首及一些华侨所发起，各企业负责人均为郭乐兄弟及其亲信。因而组成了以郭氏兄弟为中心的一个永安资本集团。这些企业虽具有一定规模，但经营范围主要偏重于商业。 　　郭乐兄弟等人创办永纺，主要是由于“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影响与当时棉纺工业丰厚的利润吸引所使然。对此，永纺招股简章已谈得很清楚。说“我国物产饶富，冠绝瀛寰。夫以已国之物产，供己国之需用，本是自给而有余。无如制造不良。工业菰败，外人乃竟以我之原料加以改造，复输入我市场，而棉纱布匹为数尤巨。利权丧失，骇目惊心。苟不急起直追，丞谋挽救，则国穷民困，恐未已有也”。接着说：“年来有志之士，对于纺织两业，先后奋起……然产业尚少，供不应求，此有心这所应光而大之……同人等本此微意，爱有本公司之组织”。当然，更主要的是方式棉纺工业利润的刺激。因为方式防止同业流传“一件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意思是生产意见棉纱，可以赚50两白银的高额利润。这就是当时郭乐等人由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的真正动力所在。据永纺老年股东回忆，在永防创办之前，梁创（永安果栏创办人之一）曾向郭氏兄弟建议投资浙江沿海中部三门湾的商港计划，因郭氏认为不及纱厂利润优厚而未能成议。高额利润固然是郭氏兄弟投资纺织厂的动力，但资本由国外转向国内，由经销“环球百货”的商业转向工业生产的棉纺企业，在客观上是符合资本发展规律，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郭氏兄弟创设永纺的计划已定，即于1920年冬发起招股，从1921年4月开始，社守备处于伤害永安公司，由郭乐、郭顺、郭泉、梁创等4人主持到1922年5月结束。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举行了二十多次筹备会议，讨论了集资招股、购地、建厂、订购机器，注册登记以及内部组织等一系列问题。 　　永防筹集资本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原定资本额300万元，由于招股有放和华侨的踊跃认股，未满二月，即已超额。后经讨论，将股额增至600万元，至1922年4月截止收股。 　　永纺的资本招股，采取“三级制”进行，分发起人，倡办员和招股员三级。开始时资本额定为300万元，分作3万股，每股100元，发起人为悉尼、香港、上海、广州四家永安百货公司（实际上广州永安公司仅准备开办，始终未成立）各认股20万元，其余由倡办员和招股者进行招募，倡办员除了自己认股2万元外，并应另外募集8万元合成10万元，招股员应募足1万元，自己认股不少于1千元。 　　在招股中，作为发起人的是四家永安公司，实际上就是一郭乐为首的郭氏家族，这是三年级掌握决策的核心组织。介乎发起人与招股员之间发挥中坚作用的是17名倡办员，包括郭氏兄弟在内，共控制了三分之一的股额。最下级则为招股员，一方面自己认股，一方面又与广大散股发生联系。公司招股工作，能在短的时间内集资600万巨额资本，“三级制”的招股方法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永纺的资金来源及资本结构具有二大明显特点：一为资金来源绝大部分来子华侨，约占全部股份总额90%以上。其中尤以澳洲华侨和香港同胞占绝大比重；二为资本结构中股东众多，股额零星。据永纺股东花名册的资料显示，永纺原始股东有5320户，其中郭氏嫡系家族22户，投资金额153，500元，仅占全部资本2。56%，6户永安资本集团联号企业投资金额1，167，000元，占全部投资金额的19。45%，其余散户5274户，股金4，679，500元，占全部投资77。99%。郭氏兄弟以2。56%的少数股权控制了600万元的永纺企业，这在国内一般企业中是罕见的。 　　永纺的厂址最初在杨树浦西湖路，面积38。89亩，每亩2700两白银，共105。003亩，作为建造厂房之用。后来又在杨树浦江边购60亩地，每亩价6，240两，留作他用。 　　永纺的厂房建筑分纺织两部分，纺部占地14亩，织部占地11亩，各项建筑均系钢筋水泥结构。此外，工人宿舍两座，各项建筑费用计35万两，占企业资本8。1%。1921年4月，公司向美商慎昌洋行购买纺机30，720锭，美金90多万元，1922年9月安装就绪，即开工生产。 　　永安资本集团联号企业，几乎都在香港注册。经过讨论，永纺决定在中国注册。主要是由于“五四运动”以后，国人热心国货。同时，永纺在招股时，是以“振兴工业，杜塞漏危”和遵照公司条例呈请农商部注册为号召的。 　　永纺于1922年6月26日在上海召开企业创立会，讨论和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确定创办员，并选出首届懂事（15人）及监察人（2人）组成董事会，聘请总经理等重大事项。当时，永纺企业的人事组织各名单如下： 　　董事长：郭 乐 　　懂 事：郭 乐 马祖星 郭 泉 郭 标 杨辉庭 　　　　　　郭瑞祥 杜泽文 胡耀庭 郭詠韶 郭干勳 　　　　　　李彦祥 郭献文 骆乾伯 欧阳民庆 　　　　　　林海筹。 　　监察人：刘生初 李炯堂 　　总监督：郭 乐 　　总经理：郭 顺 　　副经理：梁 创 　　 　　从懂事会和总经理、总监督的人选安排，可以看出：郭氏家族一开始就牢固地控制整个企业。在15名懂事中，郭氏兄弟和叔侄就占了7人。其余8人，有7人都是在永安资本集团联号内担任重要职务，受着郭乐等人的支配。永纺总监督的设置，在我国企业中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永纺的招股简章规定：“公司设总监督1人，监督全体职工、总掌公司一切事务而负其全责”；而总经理职权为“管理公司一切营业事务”。可见总监督的职权很大。它不但驾驭于总经理之上，而且掌握全公司的实权，实际上等于企业懂事长兼总经理。 [center][B]初期发展 收购大中华厂[/B][/center] 　　永纺于1922年9月正式投入生产时，正是民族棉纺工业由短暂繁荣转入慢性危机之际。正如郭乐所说，永纺“出世后就遇着打饥荒”。虽然由于某些有利条件，所受影响比较一般同业小。但总的说来，永纺放开工的前三年，在市场花纱比价（花贵纱贱）的不利情况下，经营极不正常，和其他同业一样，经理了一个挣扎图存的过程。 　　郭乐在1923年4月6日一次懂事会上反映了公司销路停滞，业务不利的情况时说：“近来纱市甚低，而棉市仍高，难以化算。所纺法律知识纱暂为存仓，未能多纺。欲俟价高（些）而后沽之，是以现存花纱，为数不少”，因此，只好“停发壬戌年（1922年）股息，以备企业周转”。到1923年秋季只好停开夜工1个多月，1924年更不得不和其他同业一样，又暂停夜工2个月。 　　在伤害棉纺工业走向衰退过程中，由于永纺内部条件的不同，诸如永纺资本雄厚（600万元），在营运周转较一般同业为优；工厂设备新，生产效能好，成本较低，以及借助了非工业性经营收入来弥补工业利润不足（从事套汇和花纱倒手买卖风投资）。因此，在1922-1924年棉纺业萧条时期，永纺还能维持微弱的赢利。 额　从1925年开始，以反帝为中心的“五丗”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爱国抵货运动空前高涨，国产棉布销路畅旺，民族棉纺业获得了生机。特别是“工部局”停止供电，当时“租界”内的民族纱厂绝大部份被迫停工（永纺自置发电设备，不受停电影响），国产棉纱供不应求，价格飞涨，而原料价格则因纱厂停电工而逐步下降。因为花纱比价发生变化，每件纱价换花比例由4。650担最高上升到5。391担，所以永纺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获得巨额利润。 　　从1925年以后的三年内，永纺就逐渐进入比较正常的工业营时期。从事扩充和兼并，使企业得到了初步发展，其措施是： 　　一为增设织布厂。永纺刚开办时，只生产棉纱，不从事织布。1922年企业生产时遇到华山比价（花贵纱贱）的逆差时，郭乐就有“筹建布厂，弥补厂”的打算。他曾提议：比来纱市疲带,倘有织布厂相助,用本厂纱,纵不能后获大利,而棉纱可不至积压,互相为用,计至善也……倘积出之布，于市面销场畅旺，则可以随时扩张”。经过二年的建厂构机准备，至1924年7月，织布厂正式开工，旋即增开夜班，民族纱厂中织布厂增开夜班，是从永纺开始的。 　　二为收买大中华纱厂。大中华纱厂系1916年6月由聂云台发起创办，资本300万两。内有纱锭45，509枚线锭4800枚，另有发电设备一套，厂址在吴淞蕴滨，占地147亩。1922年4月建成开工，机器设备和厂房完善，曾被同业视为“模仿工厂”。可是在开工之际，面临棉纱也危机，纱价暴落，市况萧条，又因资金短缺，周转失灵，至1924年终因不]胜债务负担，被债权人接管，登报拍卖。1925年1月6日永纺资本家以159万两（221万银元）代价收购大中华纱厂。 　　永纺收买大中华纱厂后，改明为永安二厂，积极进行整顿，并于1925年2月正式投产。至此以后，永纺一、二厂在人力物力方面可互为调节，加之工厂自备发电，成本低，而且又有细支纱设备，产品可向高档化和细化方面发展。对永纺以后的业务发展和利润的增长帮助甚大。 　　三为扩充生产设备。1924年增添美制纱锭4704枚，1926年7月又增加1992枚。此外还增加德国、英国织布机250台等。 　　永纺经过1925-1927年的初步发展，至1927年工厂已具有相当规模。已由一个纺纱场扩展到二个（纺纱织布厂），纱锭由1922年的30720枚，扩展到85920枚，线锭新增了4800枚；布机由1924年的510台扩展至760台；职工由1922年的1000余人增至6350人；还有发电设备一套。产品产量都有相应增加。 　　为了业务经营的需要，永纺还在各地设立分店，专事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收购原棉方面，增先后在南通、郑洲、汉口等地设立分店，其中南通、郑州专为购棉而设，汉口则后来兼办销售业务。产品销售方面，从1923年起，就利用永安资本集团兄弟联号的各地分支机构，在广州、石歧、长沙、吴洲、天津以及泰国、新加坡、吉隆坡等地设立分店和代消处。象永纺这样广泛地设立分店和代销处，在同业中是少有的。对扩大永纺的业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center][B]扩充兼并 企业发展壮大[/B][/center] 　　1927-1937年是我国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相冲击，半殖民化进一步加深的时期。而在本阶段的初期 （1927-1931年），由于蒋介石刚上台，官僚资本尚未充分发展，统治地位尚未全部形成。1928年日本在山东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又一次欣起了广泛的爱国低货运动，再度刺激纱市市场；1929-1931年世界银价暴跌，金贵银贱，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我国起了一定的“防护”作用。因此使民族棉纺工业出现了暂时的好转。棉纱市场成交为30万件。1929年则上升为611，860，1930年为571，406件，1931年为511，304件。实为1927-1937年间市场最活跃时期。 　　正是在上述有利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永纺出现了创办以来空前的巨额利润，每年赢利约在150-380万元之间。如以1927年帐面赢利801，255元为100，那么1928-1931年帐面赢利依次为，2，035，212元、3，815，344元、1，454，741元和2，230，425元，分别为1927年的2。54倍、4。76倍，1。81倍和2。78倍。 　　由于利润大幅度递增，自然助长了永纺于1928年兼并鸿裕纺厂（即鸿裕）的扩建和永安四厂的信件，扩建了永安一厂的织布设备，并着手兼并纬通纱厂。1930年5月，经股东会议通过，“将所欠股东各年利息及盈余款款凑足600万元，自行转帐做为新增资本，连原有者合为1200万元。”至1931年前后，永纺资本家还提出进一步发展计划，准备自设机器厂从事纺织机器的制造，同时还筹划创设印染厂，向着自纺自织自染的全能企业发展。这一切标志着：这一期正是永纺创办以来最为兴盛的时代，而以1931年为其发展过程的高峰时期。至1931年年以后，尽管设备还有些扩大，棉纱产量也还有一些增加，但这些仅仅是1931年顶峰后的余波，而不是正常发展的持续了。 　　由于这一时期永纺利润的大幅度增加，因此也为永纺的兼并扩充提供了前提，下面将兼并扩充各厂，作一简介。收买鸿欲纱厂，鸿欲纱厂系潮洲人郭子彬、郑培之创设，有纱锭38，400枚，布机240台。由于经营亏损，无法维持，于1927年宣告停业清理，登报招盘。1928年4月永纺以128万两将其收买，改为永安三厂。之后，调任郭棣活（郭乐四弟郭葵之子）为总工程师，着手进行整顿，并从永安一，二厂调进技术力量，拨出资金，扩建厂房，增添纱锭24，000枚，使三厂成为具有63，000纱锭的大型纱厂。新建永安四厂。1928年在原吴松永安二厂西面空地兴建厂房，定名为永安四厂，有纱锭60，000枚，以纺？支纱为主。至1932—1933年间，又添加纱锭万余枚，成为一家具有71，992枚纱锭规模的大型纱厂。兼并纬通纱厂，纬通纱厂，厂址在杨树浦，1921年为朝州人陈玉亭创办，资本120万元，有纱锭24，500枚。由于谗在交易所投机失败，于1931年2月宣告停业，永纺遂于1931年11月与陈合股经营，双方各投资60万元，改为纬通合记股份有限公司。1933年陈又将所占半数股份让给永纺。至抗战胜利后，取消纬通合记，改为永安五厂。大华印染厂。永纺在创立时就曾自设印染厂的打算。但直至1933年才在原永安一厂空地正式兴建。1935年建成投产。有漂染机244台，锅炉2座，每日平均产量3，000匹，全部投资140万元，职工600多人，在当时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现代化印染厂。综上可见，永纺在1927年以后的10年中，特别是在1929年前后的几年中，该公司己从2个厂发展到5个棉纺厂（其是两个织布厂）。此外，还有一个印染厂、一个发电厂、一个大仓库、一家机器厂，这些单位组成了规模巨大的永安纺织印染企业的全貌。经过1922-1936年前后15年的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永纺在抗战前夕己拥有纱绽、线绽近30万枚，布机1，500多台，年棉纱产量10多万件，棉布80多万匹，职工1万多人，已成为我国民族棉纺工业中仅次于申新系统的全国第二个大企业。 [center][B]危机影响 公司由盛转衰[/B][/center]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棉纺的产品销售受到重大打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笼罩，纱市市场日益走向下坡，再加以蒋介石反动统治，官僚资本给民族带来了无穷危害，永纺就在这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及官僚资本的夹攻下，由1931年的顶峰极盛阶段开始走向衰退。 　　1932年“一·二八”日本在上海发动侵略，直接给永纺带来生产和物资的巨大损失。 　　永安二厂位于吴松蕴藻兵，泸战爆发，首当其中，日军丧心病况，竟然以工厂为目标，轮番轰动，永安二厂和正在建设中的四厂，顿时成了一片火海，据文贡献资料记载，损毁原物料及修复厂房机器以及停工损失共达180万元。同时在非战区的永安三厂，部分机器也遭炸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棉布大量涌入，使民族棉纺失去广大市场，1932年2月国民政府开征“统税”，大加棉纱成本，是年，全国十六省发生空前大水灾，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纺织品成本增大，销路减少，因之永纺自持资金雄厚，产品质量好，声誉高，一向采取“代价而洁”的经营方针，也因销路疲倦，困难重重，则台高筑，企业贷款1928年800多万元，到1933年增至2，400万元，以往永纺资金周转不灵时，端赖其联号香港，上海永安公司调用，而今同受经济危机影响，市面萧条，港泸永安公司，已自顾不瑕自然顾不到永纺了。郭乐、郭顺苦于资金短缺，增准备筹设永安银行，太因国民党政府控制企业金融业，不容私下开设银行，这个计划也不能实现。原来上海永安公司的储蓄部，也因国民党政府限制兼营储蓄业务，被迫关门停业，因银根吃紧，不得不于1934年—1935年间向永安酬金600万元，因此永纺的资金周转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1936年初，永纺偿还港泸永安联号欠款之后，财务穷拨， 纱布销路又无气色，先向中国银行借款250多万元，勉强维持开工，但终不能解决问题。最后不得不通过郭标的儿子郭礼安的关系，向宋子文求缓。而以上海永安公司出面，委托中国银行担保发行，由中国建设公司认销500万元公司债，以度难关。当时，宋子文提出如下句刻条件：永纺的债卷要以上海永安公司的名义发行，并以该公司财产加上永安三场，杨树浦新仓库的全部资产作担保。郭乐，郭顺在静安是的私人住宅各一座也并担保品之列，过户给中国银行保管。中国银行代为担保发行的债票，由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按票91，5折全部认购，再按94。5折公开幕集。派郭礼安，谢作该两人为永安董事，并派郭礼安为上海永安公司监督。永纺借款，宋子文要以永安公司的名义发行债卷，其用意在于“一箭双雕”，不但控制了“永纺”。同时也控制了永安公司。永纺公司债卷于1936年8月正式发行，规定10年内还本。自1938年起每年归还50万元。年息为7厘。债卷发行后，永纺流动资金总算暂时解决了困难。 [center][B]日伪统治 工厂窘迫交加[/B][/center]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采用对日为退让的方针，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大片国土相继沦陷。1937年8月13日，日本对上海发动了战争，使民族工商业遭到了浩劫。民族工业永安受损失最为严重。 　　“八·一三”事变一开始，位于吴松一带的永安二、四厂即日军控制的区域，苏州河以北的杨树浦一带，是日军控制的区域，永安一厂和大华印染厂也为日军占领，被改为日本陆军野战医院，所有机器厂房和贮存的成品，半成品，原棉等都遭到巨大损失，纬通厂也被日军占领，损失惨重，新仓库堆存的花、纱、布、染化料，均为日军抢劫一空。 　　永纺在抗战初期的损失，据胜利初期的调查统计，按1937年市侵价计算，约损失850万元（法币），如按当时美金汇率折算，约为25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各种染料和厂房建筑的破坏以及被日军抢走的新型精密工作母机。 　　永纺所属一、二、四厂、为合记沙场和大华印染厂被日军侵占以后，日军军部不止一次向永纺资本家提出要他们以二、四厂和它合作。被永纺以与美商昌洋行有低压关系为池，加以推拒，但日本军部根本不理，依据把几个厂做“战利品”，以所谓“委托经营”方式，加以军管理，后来永纺资本家为收回产权，仍与钲昌合组美商大美企业公司，作为永纺“母公司”，企图用美商名义来代替整个永纺管理各厂，向日本军都进行交涉。 　　大美企业公司于1938年3月成立，总公司设在永安新大厦13楼，并于同年3月12日得到美国商部批准注册立案，额定资本为法币1000万元，分为10万股，每股100元，该公司由吉利兰担任董事兼总裁，郭乐，郭顺担任董事兼副总裁。公司成立后，由总裁吉利兰数度与日军逼迫下，只好于1939年2月6日与日商与沙场签定了合作合约。原约定期3年，1941年6月又继续订一次，把有效期延长至1944年底为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英美宣战，日军遂即进占“公共租界“的苏州河以南地区，对于挂牌英商美商的华商纱厂试作”地产“，于1942年1月开始实行“军管理”。日本为施行其武力与怀柔兼逝的两手政策，以所谓“中日经济合作”为幌子，于1942年间先后在上海发还一批“军管理”沙场，永安三厂也在最先被解除“军管理”之列。以后永纺向日军提出解除永安二、四场“军管理”，日军部命令要与大美企业断绝关系，并根据大美的办法。由永纺于日商与直接合作。永纺为维护产权，1942年3月董事会就通过撤销大美公司管理权的决议，表示愿意与日商进行直接合作，经过五个月洽商，双方终于在1942年8月19日签订合作合约。组成永丰企业公司。资本总额定为“种畜卷”4000万元，由永纺、玉丰各认半数，并向汪伪事业部注册立案。永安二、四厂遂于1942年10月10 日发还，这就清楚看出：日本所谓解除“军管理”，只不过是“名发还，实合作”的一种骗局罢了。至于永安一厂和大华印染厂，在抗战爆发后，即被日军部征用，作为日本陆军野战病院至1939年复由日军部委托日商日华纱厂和同兴纱厂经营管理。诒永安二，三，四厂先后发还后，永纺于1942年10月备文向汪伪实业部申请援例发还，后经商谈，1942年11月25日与日华纱厂签订合作合约，组织永华公司共同经营一厂，资本额为伪“中储券”3，000万元；同年11月27日又与同兴纱厂签订合作合约，组织永兴公司共同经营大华印染厂，资本额为伪“中储券”2，000万元，上述各厂资本额均由永纺与日方合股人各认半数，各厂的董事长都由永纺方面担任，副董事长为日人。 　　纬通合记纱厂被日军侵占后，由日商丰田纱厂管理，一直到1943年7月才发还，日军虽未强迫合作，但永纺却被勒索“清算金”达日元1，031，940元之巨。 　　上述事实说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我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永纺也遭受巨大损失。但资本家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只有苟且偷安，步步屈服于日本军部的压力，终于走上了与日人直接合作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一种表现。 [center][B]胜利光复 繁荣转趋瘫痪[/B][/center]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各界人民沉醉在欢乐之中，民族棉纺业资本家也以为山河重光，前程远大。而当时纱布市场的虚假繁荣和递加美棉所带来的暴利，更刺激了棉纺资本家加紧整理复工。 　　抗战胜利后，永纺一方面为收回各厂产权向各方奔走活动，一方面积极进行各厂的整理修复工作，并于1946年8月19日召开董事会，决议将纬通合记纱厂及大华印刷厂分别改为永安五厂和永安染织厂，同时为适应战后形势需要，在人事组织方面也进行调整和安排。 　　以往，永纺原由郭乐以总监督地位统筹调度。自1939年他离泸赴美参加金门博览会后，即由总经理郭顺和副经理郭棣活相辅办理。1945年11月，郭顺又以出国治病为由，离泸赴美。郭乐，郭顺先后离泸后，1946年8月董事会决定：总监督，总经理照旧由郭乐，郭顺担任，副经理改为副总经理，由郭棣活担任，另增设经理4人，由李孝植，郭植芳，郭棣超，郭琳褒分别担任。郭棣活由副经理升为副总经理，巩固了他在永纺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当时永纺经营重担全由郭棣活一肩挑起。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低汇率政策，为美国大量倾销剩余物资提供便利条件，造成大批美棉进口；而当时棉织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因之发生花纱比价巨额差额，从而加速棉纺厂生产的恢复过程，刺激了生产量的上升和棉纺工厂的繁荣。 　　1945年9月至1946年期间，是棉纺厂的暴利时期。1946年6月13日永纺给在美的郭乐，郭顺的信中说：“20支纱每件成本须用棉花30万元，制造费40万元，共计70万元，而市价约为120万元，每件可获利约50万元……如此获利，实出意外。” 　　但是，棉纺工业所出现的高额利润，好景并不长，前后不过一，二年。至1947年棉纺工业即因国民党政府外汇枯竭，原棉存底减少以及电力供应不足等等问题，重又步入厄运，面临原棉匮乏，生产萎缩的局面。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军事费用支出浩大，通货不断贬值，反动政府为维护其统治，对广大人民进行巧取豪夺，上海的民族棉纺工业也受到了层层限制和敲诈。1947年到1949年三年中，永纺遭受严重的摧残，公司由短暂繁荣走向全面瘫痪境地。 　　对永纺来说，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最为严重的有以下数端： 　　首先是名目繁多的摊派勒索。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募集“同盟胜利公债”，上海民族棉纺厂被摊派一亿元（法币），其中永纺被摊派1700万元（法币）。不久国民党政府又发行“美金公债”，苏，浙，皖和京泸等地棉纺厂被强行摊派一千万美元，永纺须认购103万美元。这项公债，原来规定要以黄金，美元或外汇缴付，后经集体交涉，才准以部分棉纱抵交。当时永纺一共交付黄金6，208两，美金10万元和大鹏细布44，000匹。此外如所得税，货物税，印花税等也都一加再加，横征暴敛，层出不穷。 　　其次是金元券的搜刮。1948年8月1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金元券以比万元的折合率收回法币，并强迫收兑黄金 ，银元，美钞，同时限制物价。当时，永纺负责人郭棣活由于这突如其来的“处分令”，竟9月2日被经济警察大队延押至中央银行强迫他立据，“于即日起，依照政府限价规定，尽力抛售存货。并愿在泸协力办理，不往他处。”不但如此，还被指定由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担保。在这些风潮中，永纺被迫兑出黄金6，011两，美钞10万元，港币2万元。 　　再次是限价出售棉纱。当时每件20支棉纱限价为金元劵707元，32支棉纱为838元，42支纱为1，033元。这个价格与成本相比，还低380—460元之间。永纺在限价政策强制推行的70天中，共计被迫抛售出各种棉纱7，285件，按市场价格差额失金元券达530万元。 　　永纺经过国民党政府经济上的重重限制和财政上的敲诈勒索后，元气大伤，生产下降，处境日益困难。至解放前夕，永纺棉纱月产量较之1936年减少54.33%，棉布月产量减少18.37%，每月用棉量减少44.94%，生产工人也相应减少26.9%。1948年11月29日，郭棣活致函郭乐，郭顺时说：“瞻望前途，殊无把握”，一向对事业充满信心的郭棣活不得不对永纺的前景显示出无限的忧虑，这就是解放前夕永纺处境的真实写照。 [center][B]上海解放 企业作出新贡献[/B][/center]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永纺与其它企业一样，得到了新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发挥作用，作出新的贡献。 　　上海解放后几天，陈毅市长在举行的一次酒会上对郭棣活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解放前夕，有许多人劝你离开上海，而你决定留下来，你做得对。”陈毅一席话，给郭棣活鼓舞很大。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帮助永纺解决原材料（原棉）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从而使永安各厂迅速恢复生产，使郭棣活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1950年6月，郭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6月10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市长作陪,招待了荣毅仁、郭棣活等人，郭深受鼓舞。回泸后，函告郭乐说：“此次在京获见政府各首长，印象甚好……相信人民政府之施政对于我国工商业将有改革，可能在短时期大有进步，前途乐观”。不久，郭决定从香港运回解放前永纺在国外订购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材料，以利发展棉纺生产。有7000？汽轮发电机一套，一万锭纺纱机器全套设备，6000包美国棉花，价值250万美元。当时曾有人劝阻他将这批物资留在香港以作他用。郭氏的决定，得到了其伯父郭顺（当时仍是永纺总经理）的支持，帮助将这批物资运来上海。 　　解放后，郭棣活当选为上海棉纺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曾带领全行业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各项号召。踊跃认购公债，推动同业公会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在五反运动中，永纺被评为完全守法户，为上海树立了守法经营的榜样。 　　1953年2月，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毛主席约见了纺织界巨子荣毅仁和郭棣活，对他们打趣说：“你们两人能否在内地生个儿子？”后来，荣、郭二人为实现毛主席这一指示，决定从申新、永安两大纺织公司中，各自拨出资金和国营经济合作。经过几年的苦心筹备，终于在安徽建成纺织厂一座，拥有50，000纱锭和1，700台织布机，投资3，300万元，其中申新投资30%，永安投资20%，国家投资25%，其余部分由其他途径筹集。安徽纺织厂于1957年6月5日正式投产时，《安徽日报》发表评论说，这是安徽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1954年4月，郭棣活曾派人向上海纱厂总管理处了解公私合营的有关情况。当时，永纺内部有人对参加公私合营事提出异议。认为永纺设备好，工效高，产品销路好，担心与一些小厂合营后会受到拖累。郭棣活则认为：解放后永纺虽有发展，但由于工厂还是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还存在不少缺点（生产不能按质按时按量完成国家下达任务，浪费严重等），远远不能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公私合营，可以改造企业和改造个人，工商业者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 　　1955年8月11日，上海市政府批准了永安纺织公司实行公私合营，郭棣活被任命为总经理，他感到无比光荣和兴奋。他说，这是我们企业创立34年来最大的喜事。 　　永纺实行公私合营，是企业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历史的里程碑。当然它还不能等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还有一个继续发展和改造过程，包括对企业和对个人的进一步改造。合营后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无论是企业规模和人的思想面貌都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原来付给私股定息已经期满取消，私方人员也大都得到改造，公私合营永纺各厂也正式被批准和合并为国营企业，他们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已作出了新的贡献。 　　郭棣活在六十年代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广东省主委，广东省侨联名誉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于1986年4月逝世。郭逝世后，广东省电视台摄制纪录片《著名爱国实业家郭棣活》，就是通过郭棣活各个时期的活动，反映了他毕生爱国的事迹，以及他对永纺企业的贡献。 附注：本文除注明出处外，主要参考下列论著资料； 　　1、《永安纺织印染公司》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 　　2、《上海永安公司的发生发展和改造》1981年上人民出版社出版； 　　3、林金枝著：《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况》，198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 　　4、林金枝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油印稿）上海卷部分，1962年； 　　5、《郭棣活和永安纺织公司》一文，载《广东文史资料》第56辑。